我们既要理解从自愿交换中得到的收益，还必须理解强制与力量的逻辑。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科斯的自愿交换理论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以及等级制企业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解释。但科斯忽略了理性的自利也会引导人们用手中的权力强迫别人就范的可能性，没有提供理解政府与政治或者任何存在强迫性权威与强制性权力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我们无法忽视以强制性权力为基础的非自愿交换在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存在，尤其是具有显著公共性的国有经济领域。国有经济领域，一方面，政府以政治体系所赋予其的相应公权力为基础参与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又作为出资人代表以包括产权在内的私权利为基础参与资源配置。
本章将从权力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谈起，通过权力、权利与制度关系的说明建立权力分析的逻辑基础并将权力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建立权力视角下的公企业制度研究框架。
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自明，但几百年来的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权力所做理论研究却众说纷纭，此概因权力含义之复杂。权力学者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类型等基本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本书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待权力，借鉴政治经济学大家曼瑟·奥尔森（2005）对经济活动中自愿交换与非自愿交换的认识，强调权力的非对称性，从而将其视为非自愿交换的基础，而将权利视为科斯定理中自愿交换之基础。如果从交换（交易）角度认识企业组织体系的制度安排，公司制企业是投资人基于对获利机会的响应而自发发起设立，以自愿性交易为主导；公企业是遵循一定的政治程序，各种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运用权力进行博弈的结果，以强制性交易为主导。因此，权力分析在公企业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本节将围绕权力作为强制性交易的基础这一核心，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基础以及权力结构进行概略性介绍。
一、权力的概念
谈到权力，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即是：什么是权力？“权力”一词有复杂的含义，在社会与政治理论中，权力倾向于成为更扩散、更广泛的概念。正如丹尼斯·朗（2001）所说：权力一直是人人使用而无须适当定义的字眼。它既被视为个体人、群体或更大社会结构拥有的一种品质或属性，又被视为个人或集体参与者之间主动或互动过程或关系的指标。此外，它还被应用于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由此可以将权力分为控制自然、控制自我和控制他人的权力。本书的着眼点在于作为社会关系的权力，因此只集中讨论控制他人的社会性权力，控制自然与控制自我的权力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西方世界对权力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社会科学文献中存在着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对权力概念的定义。如果对这些定义进行基本归纳，其中有代表性的权力概念可以分为几大类。一为概率说，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将权力定义为“处于某种社会关系内的一位行动者甚至能够克服他人的抵抗而实现其意志的概率”。二为意志说，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权力是故意作用的产物”。三为决策说，以美国分析学派的奥本海姆（F。Oppernheim）及拉斯韦尔（H。D。Lasswell）为代表，这一学说将权力作为作出一定决策和实现这种决策的能力，而这种决策会给客体带来一定后果。四为能力说，如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修正了罗素的权力定义，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刘利军（1991）将权力概念尝试性地定义为“在典型的、较为固定的支配—服从关系格局中，具备一定资格的（权力）主体（主动支配的一方）根据自己的意志要求（权力）客体（被支配的一方）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五为影响说，多个学者持有这一观点，将权力等同于影响力。从这些权力概念上看，西方社会科学界在对权力的实质的看法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是把权力看成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于权力主体的行为引起了权力客体的行为；相反的观点是把权力看成一种实质性力量，持这一观点的人较多。尽管因果说和力量说彼此相互指责对方，但也有学者认为两种学说都有偏颇（刘军宁，1991），试图将两种学说结合起来，指出实质性力量（权力资源）总是通过一定的权力关系（因果关系）才转化为权力的。
上述权力概念与权力实质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本书从强制性交易之基础的角度来认识权力，更强调权力的非对称性。权力总是处在一种具体的力量强弱对比，是基于不平等或非对称结构的优势力量显现（胡水君，2002）。权力关系的非对称在于掌权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实施较大的控制，而同等实力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说明缺乏权力。在自利原则的指引下，具有优势力量的一方可以强迫另一方达成交易，这种交易显然不能通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及科斯谈判定理加以解释。当然，这里的强迫并不局限于武力或强制的能力，而是包含武力、操纵、说服以及权威等各种形式。
二、权力的形式
权力主体以什么样的形式作用于权力客体？这里涉及权力的形式问题。以马克斯·韦伯权力定义的代表性观点强调权力的强制性，把权力视为惩罚或强制的能力。但韦伯也同时指出：“权力概念在社会学上是含糊不清的。一切可以想象的个人品质和一切可以想象的环境组合，都可能使他有条件在给定情况下强行实现他的意志”。由此，丹尼斯·朗（2001）指出，这就说明除了强制之外，存在多种多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某人可以对他人行使权力，这种基础包括对声望的考虑、说服、操纵、责任感、习惯、性爱和个人魅力以及对肉体上或经济上惩罚的恐惧。甚至有学者指出武力或暴力不仅不是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是权力失去控制的证明。
对权力形式的研究如同权力概念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要的权力研究学者丹尼斯·朗将权力形式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类，又将权威进一步细化为强制、诱导、合法、合格及个人5个子类。武力通常反映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力：建立限制他人自由的物理障碍，使肉体遭受痛苦或损伤的刑罚，包括生命本身的毁灭以及基本生物学上需要的破坏。操纵：当掌权者对权力对象隐瞒他的意图，即他希望产生的预期效果时就是企图操纵他们。说服：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论据、呼吁或劝告，后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独立地估量其内容之后，接受前者的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那么前者就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后者。由于说服在形式上缺乏非对称性，比起其他权力形式更像自愿交易。但考虑到个体的说服能力、说服资源（如声望）的不同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媒体作用，说服手段和资源分配不均就更为明显了。因此说服如同其他权力形式一样，依赖于分配不均的资源，虽然强度有限，但具有更大的广延性。如果说服的实质是提出论据，那权威的实质就是发布命令。权威是成功的命令和嘱咐。在权威中，不是意见的内容，而是其来源，即使人可以感到的说话人的身份、资源和个人品质引起遵从。
不同权力形式尽管作用强度不同、广延性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存在着能力、手段、信息、知识、声望等资源分配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使得强制性交易成为与自愿性交易同样的常态。国家与人民的政治契约、利益集团间的妥协都是权力作用的典型体现。即使放弃从广义上看待契约将其扩展至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观察视角，仅考虑狭义的契约概念，即传统上基于意思自治而达成的经济性契约也会发现越来越多强制性交易的身影。比如，信息不对称下，社会投资者经诱导而作出投资决策；经济资源不对称下，消费者接受垄断厂商的格式合同，劳动者不得不签订的缺乏权利保障的劳动合同等等。
三、权力的类型
对权力类型的认识可以从各个角度展开。如布尔丁（1989）从后果上将权力划分为破坏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整合性权力，又从行为角度分为威胁的权力、交换的权力和爱的权力，从权力主体的角度划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刘军宁在《权力现象》（1991）一书中指出，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是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从广义上说，一切权力都是社会权力，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也不例外。政治权力不过是（广义的）社会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经济权力则是其中带有根本性的权力。狭义的社会权力是指除经济权力外的各种非政府性组织的权力，如政党、利益群体、宗教组织、家庭等社会组织的权力。因此，从权力主体的角度看，政治权力由政治机构行使，经济权力则由公司、银行等经济组织行使，而社会权力则由政治机构以及经济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实施。
政治权力属于公权，通常指政治机构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所行使的权力，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公共性。即政治权力是以全社会为客体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进行组织、调节和管理。其二是其强制性。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暴力，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强制。其三是合法性。政治权力是合法以暴力为手段作用于全社会的。经济权力是由经济组织行使的权力，如分配利润的权力、决定投资和指导生产的权力、制定价格和决定工资的权力、招聘或解聘的权力及处置资源和财产的权力等等。经济权力源于财产，是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私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可以分为财产权和人格权两大类。基于财产的经济权力属于其中的财产权。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权力则由政治机构及经济组织以外的社会组织实施，服务于特定集体的利益。
四、不同权力类型的关系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及社会权力之间密切关联。尽管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社会权力，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作为公权与私权的典型表现形式，是传统二元权力结构的基本权力类型，具有悠远的法律化及制度化历史，其内容与关系亦相对明确。狭义的社会权力是在传统二元权力结构扬弃为三元权力结构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法律承认和发展的。因此，本书对不同类型权力之间关系的说明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将社会权力作为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的对应概念，说明其相互关系；第二，就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
社会权力源于组织，是个体力量开展集体行动以制衡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机制。实现集团的共同利益是社会组织存在的目的。通过对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制衡，社会权力以组织形式为载体实现成员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权力相比，社会权力不具有强制性和公共性，但社会权力总是具有政治的色彩，在其重要性和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主动作用于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权力将其利益诉求转化为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要达到这一目的，社会权力就必须使利益诉求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从而使权力转化为权利。与源于财产的经济权力相比，社会权力源于组织自身，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力。社会权力通过个体力量的集体行动来增加成员的努力和成果被赋予法律地位的机会。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亦具有密切关联。现代社会中，经济权力取代了社会地位、等级和特权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自身也成为政治权力的支持、保护与制衡对象。尽管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很少对等，但一种权力将毫无例外地促进另一种权力。正如施密德（Schmid，1987）所言，如果一个人有考虑其偏好和参与市场决策的权力，则其在政治过程中获得新权利的分配和界定的权力就有可能增大，反之则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