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得益和为了这些利益所作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使许多较优秀的人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我们借用这段文字的目的，主要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取向产生、演变的根源。由于长期生活困苦，他们在最近的二十几年中，沉浸于资本、财富等物质欲望之中而无暇顾及自我的心灵。但是，随着物质丰裕程度的提高，今天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追求开始回复和关注自身的内心精神生活。2006年在企业家中流行的“国学热”则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是当代中国企业家开始走向人文精神的征兆。
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而人文精神是不能脱离时代性特征的。因而，我们需要在现代化生存的视角下，审视“国学热”的利弊关系，积极吸收西方现代人文精神，重构现代儒商精神。
第一节“国学热”：企业家对人文精神的向往
企业家为什么要学习国学？国学到底为企业家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养料？国学是否完全适应现代社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企业家的自我反思说起。
一、“国学热”：人文精神的向往
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和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的中华文化体系。
从2006年起，“国学热”悄然进入了企业家的生活中。那么，企业家为什么在今天关注这些与资本、财富无关的话题？根据《东方企业家》杂志报道，“国学热”兴起的源于企业家开始询问人生命题，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智慧。许多企业家在发财致富之后，开始反思到自我生存和生命的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一些企业家认为，企业管理是一些小事，人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才是生命中的大事。甚至呼吁让整个中国人都来关注企业家精神生命的问题。上海新农饲料董事长杨瑞生对《东方企业家》杂志记者说：“我想企业也作了很长时间了，年龄也不小了，越活越觉得自己肤浅；而且国学也是本国的学问，如果不懂一点的话，修养实在也太差……我只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去学习古代圣人、大师们的思想精髓。”
“国学热”是当代企业家的一个新的精神现象，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呢？
1.国学热是企业家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市场经济初期开始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怀着巨大的热情探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奥秘。当代中国企业家经历了市场的转型、技术的变革、企业组织形态变迁、西方的工具性知识的洗礼等。其中，MBA班成为众多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圣堂。但是，今天他们还是感到困惑，企业到底应当怎样发展？因此，他们开始由外向内，审视自身，厘清自我，进而认识到企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客体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我的主体性的问题，而国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相关的知识和文化的维度，而这是科学思维的经济学所不能提供的。
2.国学热是企业家自身对传统文化认同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天空始终被西方文化，包括哲学、经济学等所覆盖。尽管西方经济学对提升企业家的智力和知识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西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其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他们的哲学思维是从现象到本质，希腊的理念观、基督教的上帝观、康德的“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都是如此。同时，西方哲学理论的文本也过于深奥和晦涩，思维方式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的习惯和旨趣。因此，许多进入国学班的企业家是通过亲近国学，实现了“根心”与“修灵”的目的。在浓郁的文化、心灵、境界中摆脱日常生活的乏味和狭隘，拓展了人们视野。通过内省自身使自己的心态获得一次调整。
3.国学热是企业家安身立命的需要
所谓安身立命包含两个含义：安身是生存的物质问题，是指实体性的家园；立命则是精神寄托问题，也就是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财富是有限性的，而精神的本质是无限性对有限性的超越。因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存的意义，则意味着精神的死亡，所以追求精神的无限性就成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的心理诉求。企业家也不例外。许多企业家忙于挣钱生意而无暇顾及心灵，仿佛生命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满足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需要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这仅仅是外在性层面的需要。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对人文精神的需要远远高于社会性心理的需要。国学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强调内外兼修，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以流传后世，精神生命才能进入永恒的无限性之中。一经达到这个高度，企业家的精神生命人生就进入了一个与“天地万物于一体”的自由境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人生境界的人文精神
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反对基督教神学的产物，但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在中国早已有之。古代中国社会很早就提出了“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精神用现代话语说，就是指对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人生价值和终极理想的追求。它既有现实道德价值的思考，更多的是对生命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精神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伦理和文化等之中。人文精神几乎涵盖在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之中，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
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谓的“道不远人”是指精神的超越性就在现实的生存、生活之中。通过对日常生命和生活的实践、体悟、体会和反思来实现自我生命的升华，最终达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里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神的位置，也没有纯粹理念的位置。其内在精神暗含并贯穿于现实的“日用人伦”之中———既是现实的，又是高于现实的。
具体说：一是乐道精神。“道”是形而上的意蕴，是超越有限的人生境界之道。一方面是品格之道。在先贤们看来，道还是信念，人们在乐道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孔子反对戕害自我、损害他人的乐道，坚决摒弃骄奢淫逸之道，而是提倡乐在礼节、为善为义的交友之道。孟子也一样，他说：“得志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本质上，乐道精神属于对“真、善、美”的最高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精神情趣的超越之道，就是让人们摆脱俗物，诸如对吃、喝、嫖、赌等庸俗生活的超越，追求高雅和高尚的生活方式，诸如对琴、棋、书、画的爱好培养。它可以给人以精神宁静的享受，陶冶人的气质和情操，使人获得超拔的精神气象。这就是为什么诗词歌赋、文房四宝等精神性的生活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和合精神。“和合”是指事物的多元性的统一。其价值取向是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心灵冲突获得和谐、平衡与协调。“和合”是作为人文世界的应然和所以然的原则，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关怀。它既是哲学的智慧，又是一种精神理想。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的一切皆非独立于自然，而是自然之物。“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人也要以“道”为根本。由此构成传统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合一的人文情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合和”精神则是处理一切人物是非的最高的道德的准则，即“和为贵”。按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说法，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搏杀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而是通过相互承认而达成一致，相互合作。和合精神也体现为“民胞物与”的精神，即天下之人皆我兄弟，天下之物皆我同类的情怀。
三是人本精神。在孔子那里的“人本”精神，不仅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尊严和人格、人的自由意志，满足人的需要，还涉及如何做人、如何关怀人的道德修养。他所说的“人”不是自然界生物性的人，而是具有“仁”性的人。“仁者爱人”，这个“仁”体现为人的内在的爱心、爱他人的精神情怀。按照精神现象学的说法，人的主体是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来实现的，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因此，儒家对“仁”性的理想，是人自我主体的确立，使人成为与动物相区别的具有人的规定性的生命。再者，“仁”是一切社会道德思想的内核，外在表现为“恭、宽、信、敏、慧”的行为规范。
四是笃行精神。它是指“入世”精神和刚健的“进取”精神，即积极投身现实、奋发进取、在客体中实现自我的愿望和理想。“笃行精神”的要义是：反对坐而论道的，学而不用的空疏学风。西方的宗教传统是我们所没有的，中国人不相信有一个外在于现实的，处于彼岸世界的神或上帝。而是相信此岸即彼岸。由此，中国人的精神是强调“知行合一”，即注重实践理性和行动，反对坐而论道的空疏学风，在《论语》中，孔子就批评子路满腹经纶，却不能够做好实际事物。前面我们说过，儒家强调个体成“仁”的途径，即通过对仁心、良知的信仰、修养的实践使自己成为人应当成为的样子。而笃行精神特别强调投身社会实践或积极入世的精神。反对贪图享受的生存方式，认为人应当走向社会，服务社会，指出：“士而怀居，不足为士。”即使当人得不到服务社会的机会的时候，要“独善其身”而绝不做“穷斯滥矣”的小人之恶行。永远保持主体刚健自强的本性。由此，乐道精神和笃行精神共同达成“外王内圣”的人生理想境界。
在今天，已经有不少接受过传统人文精神熏陶的企业家表现出超时代的品格，他们一开始就自觉地隔离资本等外物对自我的异化，自我体现为高度的人文意识，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典范，他们身上带有浓重的传统文化气息，本节对此称之为传统的“人文关怀型”企业家。
第二节吸收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养分
从精神发展的角度说，我们应当赞同“国学热”。毕竟是人文意识觉醒的一个信号。但我们终究是生活在现代性的世界中，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所造就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个人主体意识前所未有的扩展。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并不能完全适合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因而有些内容值得反思。同样的，以倡导“主体性”为特征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也同样存在不少的弊端。如何对两者取其精华，而达至符合现代性的中西合璧的人文精神呢？这是我们当前在“国学热”中所要明辨的是非。笔者以为，按照中国今天处于现代化发展的中前期的历史阶段要求，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吸收当代西方积极的人文主义的思想，才能满足企业家自我发展的需要。
一、倡导尊重“主体性”原则的人文精神
“主体性”一词主要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含义”；反之，受他人支配和统治，听命于神谕、迷信和命运，受制于自然或其他外力和外在权威，或者说，只讲共性不考虑特殊性都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主体性不断发展的历史。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的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人只能任由自然力量的摆布，这时人还不能把自身和自然界分离开来，思维活动与感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种思维是混沌性的，表现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混沌不分，也是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随着人的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由于开始追溯自己部落和人类的起源而把对大自然的敬畏转化为一种特有的图腾、神话思维。在图腾思维中，虽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还尚未区分，但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由动物向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由直接性到间接性的发展和进步。古希腊人对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探讨，使外部世界开始成为人的认识对象或思维的客体，而人则成为世界的探索者和说明者。这就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认识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周围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建立起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这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
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在近代西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西方人文精神是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演变而来的。十四五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工商阶层追求财富和现世的享乐，关注人本身的发展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本源。文艺复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基督教神学桎梏，唤醒了人的自我主体意识，高扬了为创造现世幸福而奋斗的精神，其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十七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自然科学巨大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是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的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置于崇高的地位，人、自我、自我意识、自由成为时代精神的本质。
反观我们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毕竟是小农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许多人文观念如果不加批判的吸收，就容易阻碍企业家理解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正确的反思自我。例如，企业家的人文思想还停留在“忠、孝”这些观念中，而看不到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就可能要求员工做“愚人”、“仆人”，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就很难发挥出来。特别是如果对优秀的人才不给予足够的主体性的尊重，企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大的进步。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儒家“仁爱”的局限性，它常常是出于自我对他人的施舍和怜悯。在今天市场化的社会里，人们的自主性、独立性日益增强，依赖自身的能力去生活是人们普遍的主体性意识。只有人格的独立，精神才可以获得真正的满足。因而，企业家应当放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习惯于把自己的主体意志强于他人；或以怜悯的心态对待弱者或他人。它看似仁爱厚道，但隐含着不尊重他人的歧视性的意识。而且，一旦预期他人的回报没有实现，就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破裂。
因此，我们要把当代西方哲学中主体性哲学的人文精神，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中，将有助于企业家们的思想理念符合现代开放社会的要求。
二、倡导“互主体性”交往的人文精神
“互主体性”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现代社会交往的伦理观。在今天开放的和多元的社会里，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可能需要交往。西方人可能信奉基督教箴言，中国人可能遵从圣人的说教……因此，人们不可能有共同的道德观，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倡导单一的道德观念，而是应当强调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彼此的相互交往、对话所达成共识，而形成双方可接受的一致性的交往原则。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互主体性”的伦理观，无疑，这个原则是更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
传统社会习惯于“道德独白”，这是我们今天要坚决反对的。所谓“道德独白”是强调世界上指一种绝对的道德律，并以此衡量甚至要求所有人都达到的绝对命令。中国几千年来的“圣人之说”无疑属于“道德独白式”的哲学观念。孔孟“天人道德相通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朱熹的“与理为一”说都是不需要主体间交流、对话而必须执行的道德命令。对于这些旧的人文观念，我们今天必须抛弃之。因为，它不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主体要求，相反，则是把一种自认正确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别人。“大一统”的社会文化模式，使中国人习惯于单一的道德标准处理问题。虽然在孔子哲学中就有过类似的“互主体”的思想，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始终没有占主流地位。在今天这个流动频繁和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企业家应该有更多的现代“互主体性”交往观，唯有如此，企业家才能和别人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否则，以自我的道德观念处理人际问题，就会引发人际的种种冲突，企业家就会陷入种种精神的苦恼之中。
三、倡导真实自由的人文精神
所谓自由就是自我超越外部的限制而逐步达到随心所欲的生命状态。动物没有自我，天然地服从自然对其生命安排的秩序，因而只是自在的生活状态。而人不满足于自在状态，所以，人追求的是努力向上的自由状态。
在黑格尔、马克思精神现象学中，精神发展道路的指向的终点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包括克服人的自我心灵的发展的内在性制约和消除社会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在制约。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那里，自我主体的自由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抽象的自由”。所谓“抽象的自由”也就是“消极的自由”，是指无所作为的自由。前面所说的老庄哲学、佛教哲学就是这种自由。它之所以是抽象的，原因在于它的虚无主义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许多失败的或失意的企业家走老庄之道或遁入佛门，或者祈求算命等，希冀以此来消除内心的种种烦恼而获得生命的自由，无疑是这种消极的心态在作怪，除了否定性的意志之外，绝没有得到任何真实的自由。
第二个层面是任意的自由。所谓的“任意的自由”也就是“积极的自由”。人可以按照自我的本性进行自由选择并有步骤地实现选择的目的，一旦得到了就有自由感。因而它是积极的和现实的。但是，当目的实现的时候，人就开时感到不自由，感到被自我的选择所束缚。对于企业家而言，许多苦恼意识不是来自于没有积累起财富，而是来自于目标实现后的困惑。
第三个层次的自由是具体的自由，即我选择一个对象作为目标，但这个对象不构成对我的束缚。在对象中发现自我，我与对象之间构成了互为实现、和谐一致的关系。对于企业家而言，要实现这样的自由，就必须突破以金钱为核心的经营理念，而是要以自我的志向、旨趣或理想而从事企业工作。一句话，只有自我乐在其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是人特有的主体意识，在“国学热”中，老庄哲学、佛教哲学也讨论自由问题。但是，这里的自由是低层次的自由。固然，“无为”、“万事皆空”的理念对迷失在物欲世界的企业家而言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这种过于消极的自由观，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意愿。它堵塞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渠道，断绝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人在寂静中消磨自我仅仅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对于许多充满生命激情的企业家而言则未必合适，也不适合当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性。因而我们要对“国学热”中所宣扬的这种自由观应当给予审慎的借鉴与使用。
四、构建现代文明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为主题的，强调人与他人、社会和自然和谐交融的高远境界。儒家的“仁爱”思想，老庄的“天道”思想都是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特征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相应的，要求人对世界、自然少做探究、分析和征服。
但是，西方哲学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不满足于人与世界的浑然无辩的状态。开始把人和万物分离、对立起来，并以此研究万事万物的共性特征，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追究事物的本质，这也是近代西方科学发达的世界观的基础。一般我们把这种哲学模式称之为“主客二分”（subject-objectdichotomy）哲学。我们在本书所使用的《精神现象学》的哲学模式就是典型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当代西方哲学进一步突破了“主客二分”模式，开始进入到人和万物一体的哲学模式中。海德格尔认为，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或“寓于”世界之中。把人看成和万物相通相连的关系。就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但是，这不证明我们可以简单延续中国哲学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今天看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还不能成为主体性的人文精神。因为，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轻视知识，取消一切差别。提倡寡欲，恢复到婴儿状态，以达到若昏若愚的不作为状态。孔孟的“天人合一”则强调人的道德来源于天，所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天人合一”。还有宋明理学、佛教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静”的或不作为的人文传统。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如果要求企业家也是如此，企业又如何发展呢？因此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无现实内容的和不思进取的旧观念，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而在西方“主客二分”模式中，把人与自然界分化出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就成为近代哲学的主流。由是，它为西方的技术、经济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如果我们今天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就没有理由倡导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人文观。相反，注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才应当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人文精神的主体部分。我们应当倡导的是，企业家在积极努力，发挥自我的创造性的基础上走向“天人合一”精神。
当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企业家可能会迷失在金钱、资本的物质世界而不能自拔。需要有一些“天人合一”的思想性的反思，使之自我不会被物化、异化从而丧失人的主体性。我们也只能从这个意义倡导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第三节重构现代性的儒商精神
但是，如果要增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人文精神，又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载体。在西方，企业家通过对基督教的信仰来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而宗教不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主流。在我国，类似于今天企业家的古代商人所信奉的人文传统则是儒商文化或儒商精神。儒商文化是传统商业社会践行儒家伦理精神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向往的形态。因为，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对那些既经商又修文的企业家羡慕不已。在他们心目中，儒商才是经商的最高境界。
一、什么是儒商精神
在西方，企业家通常与冒险精神联系在一起，比如，在16世纪，早期的荷兰商人的座右铭是：“冒险是第一，生命不足惜”。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是这个民族的魂。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有钱固然受人尊敬，但有文化更令人仰慕。因而中国古代的商人则更多的与文化、人文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礼”和“仁”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儒商就是运用儒家理念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
（一）儒商精神的内涵
儒商精神是指特有的一整套商业伦理观念和特殊的文化形态。首先看儒商的历史源流。历史上儒商概念出现在明清时期，指的是“弃儒就贾”或“商而学儒”的商人，也就是具有儒家文化精神的传统商人。儒商之名始于徽商，被时人称为“儒贾”。徽州大多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奔走他乡经商谋生，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习俗。徽州是儒家大师朱熹的故乡，儒学文化氛围甚为浓厚。明朝中叶，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迅速崛起，经营行业广泛，势力雄厚，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把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以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所以称之为“儒商”。
儒商精神应当包含形而下、形而上层面的文化形态。在形而上的层面，儒商有“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宗教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人们的终极依托。通过对宗教的信仰使个体从有限性升华到无限性，近代改革后的“新教”的价值观仍然是如此。企业家的“天职”观的核心意思是，勤勉工作，节欲虔诚就可以进入天堂。日本的佛家“事功”观大致也是如此，劳动是成佛成圣的依据。而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内圣”是“圣人，人伦之至”的含义，要求个人完成最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则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道德实践和“经世济国”的伟大事业。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如果只有“内圣”便成为流于空疏的“腐儒”，只注重“外王”而忽视“内圣”的修养，就会成为纯功利主义的“霸儒”。因此，“外王”是手段，是实践理性，而“内圣”则是人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属于价值理性。后者决定前者。
正是由于儒商是以“内圣外王”为核心价值观，强调经商不可辱身。所以儒商精神表现为在一般社会事务和经商的特殊事务中，自觉和恒常地履行儒家关切社会和谐、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营利致富未忘家忧国忧，捐资助学，修桥造路，惠泽乡梓。在经济事务中，强调儒家重人性关怀的人文精神，公道地待人处事，买卖不成仁义在。
儒家又将人的品格喻之为铜镜，不断刷新，使之光明可鉴。这种道德上的努力，源于内在的精神动机。并非像西方宗教那样，对道德上的信仰是为了进入天堂；或者像佛教那样因为害怕“转世轮回”而遵守道德。在儒家哲学的眼中，人之所以为人，就该如此。做人，便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人没有外在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即使别人不知道也无所谓。
在形而下的层面，儒商有经商的伦理准则。儒商以经商为业，其道伦理准则为：经商多谋，取财有道，不图非议之财；取信大众和社会，坚持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商家之争，必为君子之争。不愈商界而战，不较商外之力；义利兼顾，营利善举并重；对待员工，既宽厚关爱，又严格要求。
这需要商人要有相应的文化修养。所谓的儒，首先是文雅的意思。它的外在形式，要求商人做到待人彬彬有礼、文明优雅。它的内在修养，要求商人不仅仅要识文断字，还要知道圣贤之学，懂天下道理。更高层次的儒商还要求擅长琴、棋、书、画。因此，儒商是一种包含着浓郁的文化形式的商业活动。据有人考证，孔子的门生子贡是儒商的鼻祖。在明代中叶，许多儒生“弃儒就贾”，即读书人放弃从政传统转而经商发财。一方面这些儒生出身的商人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商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放弃读书、写诗、作画等文化活动。从而形成经商与文化并存：亦商亦儒，亦儒亦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构成了儒商的一大文化特色。所以商人在经商和管理实践中才能表现出高贵的精神气质，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企业家所缺乏的精神气质。
（二）当代社会重建儒商精神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千年积淀传承，人文底蕴深厚。哲学家冯友兰说：“希腊罗马，有古无今；西方列强，有今无古；唯我中华，亘古亘今，此所谓旧邦新命也。”文化是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这是现代化、科学主义所不能替代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继承和发展将成为企业家未来的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之一。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特有的心理结构、观念结构及其文化气质。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改造而不是完全否定。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西方曾把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的“天职”观作为现代文化的资源；日本有佛教的“事功”观；东亚社会经济起飞有儒教伦理观等。而当代中国几乎将自身的儒商文化资源弃之如敝屣，使当代企业家一味地追求工具理性的功利价值，而缺少核心的价值观念。结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除了知道追求资本增值、财富增长和个人生活享受之外，几乎找不到更高的人文追求。固然，儒商文化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尽管儒商在现代社会中还有诸多的不适应性，如过分重视家族的理念等，但是，其核心价值理念和博大的人文精神仍可以成为当代企业家的精神取向。因此，儒商精神仍有许多价值在今天不无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呼唤儒商精神。当代中国社会许多人对于市场经济理解是偏颇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是以法治替代道德的，因而可以忽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法治是“他律”，道德是“自律”，两者不可分离。道德引人向上，法律禁人为非。没有道德自律，将会极大地提高法律的社会成本。缺少道德规范和信仰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弊端。其中，诚信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实际上，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它比自然经济的道德水平要求更高。在市场中流动性极大的情况下，没有社会的基本诚信，市场那个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很大取决于社会信任程度。”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能够出现大型企业集团，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新儒商精神，一种经过改造之后的儒商精神，来参与和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可以达到消除市场经济道德缺失的目的。
第二，企业家自我发展需要儒商精神的支持。从人的精神发展角度来说，人的自我实现不单单是满足于物质欲望，而是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大我”，真、善、美才是生命的终极目标。而道德意识是人“至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失去道德感，人就无法认同自我，心灵就无所归处。在这方面，弘扬儒商的人文精神可以大大地促进企业家的道德意识，有利于他们自我的精神成长。今天，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他们也苦恼于如何把经商与做人统一起来？而儒商精神的精髓就在于赚钱不辱身，即做事不妨碍做人，做人不妨碍做事。但是，李嘉诚则是把经商之道和为人之道融为一体的儒商典范，在陈美华、辛磊编著的《李嘉诚全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其一是生活观。李嘉诚说：“就我个人来说，衣食住行都非常俭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三十多年一如既往。作为香港首富，他并没有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最有目共睹的是李嘉诚的衣着：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李嘉诚自己曾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工人吃的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李嘉诚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高尔夫球。李嘉诚为公益事业一掷千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如此俭朴，确实令人深思。
其二是道德观。清誉至上，君子风范。李嘉诚视名誉如生命。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所谓的“清誉”是指内心真正清白的荣誉。李嘉诚控有香港最大的综合性财团，多年荣膺香港首富乃至世界华人首富。他同时又是个道德至上者。他说的每句话，没有不符合道德规范。西方商界，多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可不择手段。在西方人的眼中：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赚钱更多的盈利。由此可见，既守道德，又生财有术者，实是在商家之上乘者。
其三是处世观。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江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李嘉诚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多，减之不少。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条生计。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一般人眼中商人皆为利来，只要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但李嘉诚却化无情为有情，体现出高尚的人文精神。李嘉诚说：“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这种观念也值得我们深思，给予我们教益。唐太宗李世民将舟比喻为皇帝，将水比喻为民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嘉诚的思想与唐太宗十分相似，不过李嘉诚将其阐发在商场上。确实，没有广大的员工卖力苦干，最有本事的老板也是孤掌难鸣，成不了气候。相反，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精诚团结，为老板出力，这个企业必定大有前途。
其四是经营观。小利不取，大利不放。李嘉诚出任十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间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猛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二十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连自己应挣的万分之一都没拿到。小利不舍，大利不来，这是商业定则。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李嘉诚的意思是，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
第三，企业家的安身立命需要传统儒商精神的人文精神的支持。在当代缺少传统文化熏陶的部分企业家群体中，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是把功利主义置于绝对化的地位。金钱成为“上帝”，为此可以不要诚信、不要廉耻，甚至不顾身家性命，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前面所描述的诸多的心理疾病、违法、自杀等精神现象问题。金钱为什么没有使这些企业家能够安身立命？答案是因为他们缺少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而儒商精神在这一方面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安身是指在某处安下身来，指生活有所着落；立命是精神有所依靠。企业家有钱固然可以安身，但如果找不到精神意义的寄托，其自身也就不得安生，永远在忙碌的喧嚣和躁动中被琐碎的事务所纠缠和折磨，只能感受到生命的虚无。而儒商精神在承认发财致富是人安身的必要条件的同时，把“修己正德”、“安人利人”看做是立命的本源。强调修己和利人目的是限制膨胀的“私欲”给人带来的心灵失序。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道德实践，即以经商造福社会，以人文精神关怀他者，努力使个体与世界融合为一，自我的精神发展就有了无限性的空间和无限性的生命意蕴。唯有如此，企业家就永远不会有生命飘零、孤独凄凉和无家可归之感。
二、继承与超越：儒商精神向现代性的转化
我们呼唤儒商精神，不是一味复古和崇拜，毕竟其中诸多的理念无法适应现代性的需要。因此，构建当代儒商精神首先要以现代目光对其进行扬弃，保留合理的成分，扩展现代内容，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出现代意义的儒商精神。
（一）传统儒商伦理规范及其局限性
儒商是儒教的产物。其基本伦理关系，体现为五伦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谓的五伦是指：君臣之义，即君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父子相亲，即父子之间的和睦孝顺关系；夫妇有别，即夫妻间的分工和协作；长幼有序，即长幼之间的伦理秩序和经验指导；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间必须是信任有加。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它们是处理伦理问题的基本原则。仁是指在五种伦理关系中所应体现的利他精神。义是指君臣、朋友之间所遵守普遍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准则。礼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应执行的礼仪、礼节。智是指处理问题的智能和智慧。信是指信赖和忠诚，诚实和无欺。
但是，五伦五常有着鲜明的“私德”性质，而缺少现代性的公德性质。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总体上，费孝通的分析告知我们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往往囿于私人范围内，人们只在自己范围内的关系中，诸如亲朋好友同学之间才有德性可言。否则，人与人之间是难以建立信任关系的。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性为主体的社会，如果传统的伦理精神不向现代性转换，就不可能有新的生命力。
（二）现代性：儒商精神的继承、转换和拓展
无疑，我们必须对儒商并赋予现代意义，具体而言说：
第一，对儒商价值观和文化观的继承。中国的儒商则以是“内圣外王”为核心价值观的。因此，儒商在鼓励营利致富同时，提倡关怀社会和弱势群体，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个价值观与当代西方优秀企业家所持有的观念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同时，儒商的经商致富与重文修身的文化传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优良传统。今天，之所以在企业家中兴起“国学热”，其根源也就在于此。读书、写诗、作画等文化活动构成儒商文化的内容。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由精神的形态，它不仅可以陶冶企业家的生命情趣，还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是企业家消解资本、财富对自身异化的重要武器。
第二，实现伦理观的转换。儒商的伦理观生长于小农社会，带有极大的局限性，还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对基本范畴给予现代性诠释。“仁”应当是指自觉的和普遍的利他精神和行为。不仅要爱亲朋至友，还要关爱每一个公众。由此，仁者爱人，就体现为民胞精神，即自我和他人的同质性。使“仁”的精神成为公共理念，奉献精神。像比尔·盖茨那样，为人类而工作才是真正达到自我与世界相融的最高人生境界。“义”不应当局限于君臣、朋友、夫妻之间的义理范围，而是应当具备社会正义，公平和公正的属性。“礼”不应反映等级制度的礼节规范，而是应当体现对所有人性基本尊重的公共礼貌礼节。“智”不仅要体现政治智慧，生活智慧，还应当包括现代科学知识的内涵。“信”要突破私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局限，而是要体现公信力，取信社会，取信大众。
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儒商精神中过多的血缘性和地域性色彩。但今天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处于公共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儒商的人文精神就不能在局限于传统的规范之内，需要进一步拓展之。从公共化的角度说，儒商精神不仅仅要重视私德，还要补上公德意识一课。在传统的小农社会里，人文精神带有狭隘的“亲疏”色彩，也就是人们重视私德而忽视公德。这也是“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但在今天高度市场化的时代里，企业所面对的是广大的公众和社会而非私人的小圈子。所以，没有公共意识的企业家是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企业家的公共意识主要当体现在把消费者的利益意识贯穿于企业的全部活动过程之中，如注意产品的安全、环保等。另外，要有关注全球的环保意识，尽量避免生产对生态恶化的产品；还要关注世界上的贫困地区的发展，尽量把盈利和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
其三是要勇于吸收当代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如“主体性”、“互主体性”的伦理观，以适应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的需要。在当今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每一个人处于什么地位，哪怕是乞讨者都要给予应有的尊重，这是承认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平等权利的现代意识。虽然现代企业的管理是一个等级制的科层组织，但是企业家同样要尊重每个员工的合法权益，个人尊严，企业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