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急不躁，做到神闲气定才是做大事的素养。在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如果受到皇帝的呵斥和猜忌那就是官运到了头，不慌神儿才怪。曾国藩却偏偏以天威可惧的心态和委曲求全的做法泰然对之，使自己的宦途即使有惊终能无险。
（1）以畏惧之心去办事
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但他当时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故拒不应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国藩这才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为此，咸丰皇帝大为恼火，发下一纸朱批，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从此，曾国藩一生一世，便凛于“天威可畏”，遇事“恭慎廉抑”，或慎或惧，惟恐“身败名裂”。其实，曾国藩办事常存一畏惧之心，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曾国藩在保举人才方面就十分谨慎。如保举之法中有一种密保，他就十分小心，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权这一原则，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
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可见，曾国藩对保举的对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这是他避嫌疑而采取的办法。对于不称职的巡抚大员，他的行文又稍明确一些。他上奏浙江巡抚王有龄“办理杭州防务，尚属费心，惟用人或尚巧滑，取财间有怨言”。江苏巡抚“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富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这是他握有节制四省大权后，急于挽救大局而只能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故如此参劾不称职者。
（2）以委曲求全的做法定住神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就曾指出曾国藩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坚决不越君臣的名分，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兴名臣”中的首脑地位。但是，湘军发展鼎盛时，台面越来越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了，尤其是羽翼丰满者争求自立门户，而清廷巴不得湘军内部出现矛盾，好从中驾驭。对此，曾国藩自有对策。湘军集团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是由思想相通、利害相关、地域相同、社会关系（家族、亲朋、师生）相近的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和封建时期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别一样，并无组织条规，更谈不上组织纪律。曾国藩作为这个集团最高首领，只是由于他既是湘军的创建者，又是当时所有成员中地位最高，声望最隆的人，而其他成员，包括胡林翼在内，又是他一手提拔保荐的。这就是说，首领与成员，成员与集团之间，完全是靠个人感情、道义和一时利害关系而纠集在一起，这自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早在1853年、1854年之交，王鑫就因为要发展个人势力，与曾国藩大闹矛盾，终至公开决裂；不过，当时王鑫地位低下，力量单弱，这一分裂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湘军集团仍然保持着一体性。十年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官位相近者多达二十余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已由1855年、1856年一个司令部一个中心的格局，变为真正的多中心。
这虽然促进了湘军的发展，但多头中心的通病，即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分裂，也将不可避免。这些大头目气质互异，与曾氏集团的关系，也有深浅亲疏之别。如阎敬铭与胡林翼虽有知己之情，保举之恩，但胡一死，此情就不复存在。而山东距湘军集团势力范围又遥远，彼此并无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任山东巡抚后，就实际上脱离团体，向清廷靠拢。为此，他在奏折中称赞僧格林沁“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的主张，是“老成谋国，瞻言百里”，并且表白：“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各有辖区，各有部队，所处环境局势又不相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演变，湘军集团各督抚，势必利害不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各行其是，乃至明争暗斗。而清廷虽然全面依靠湘军去镇压革命，但对湘军集团因此而急速膨胀壮大，也不能不抱着隐忧。湘军集团的裂痕，正为清廷分而治之，甚至促其公开分裂，提供了可乘之机。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当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掀起争夺江西税收的明争暗斗时，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桢，不顾曾的反对和困难，批准沈的截饷请求。当沈与曾大闹意气，以告病假与曾相抗时，迎承意旨的御史上奏说沈“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协饷用人两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营员乘间伺隙，饰非乱是，是以沈葆桢知难而退”。清廷即据此下诏，表面上是训诫沈、曾两人，实际上对沈多方维护，对曾则加以责难：“恐有耳目难周之弊”，要曾“毋开小人幸进之门”，不要为人“任意拨弄”。这样，就把沈、曾纠纷完全归咎于曾国藩一人。得到那拉氏信任，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责备曾：“岂贤如幼丹（沈葆桢字），而不引为同志者。道途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贤。”1853年，沈又奏请截留江西厘金。
户部在议奏中对曾又进行明显刁难。正如曾所言：“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以致“寸心抑郁不自得”，深感自己“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从而使曾感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表明，环绕着沈、曾纠纷，在北京已经形成上自大学士、尚书、御史，下至一般舆论，对曾国藩横加非难的浪潮，而清廷正是这一浪潮的中心和推动者。那拉氏、奕诉当政以来，虽然进一步扩大与湘军集团的合作，给曾国藩以很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讲求驾驭之术，察看曾国藩等所作所为，力求既要重用，又不使之跋扈犯上。护沈抑曾正是为此而发。这不仅仅是向曾泼一点冷水，使其不要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这还可以分化湘军集团，使沈成为其中敢于同曾对抗，向清廷靠拢的引路人。沈自然有恃无恐，更倾心于清廷。正如沈自己所说：“且余知有国，不知有曾；予为国计，即有恩亦当不顾，况无恩耶？”这样，沈终于与曾闹到公开决裂，“私交已绝”的地步。明白个中原因的曾国藩自然愈益“藏热收声”，谦恭对上，以求自全。曾国藩最初对清廷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颇为不满，以辞职相要挟。但是，他善于审时度势，认识到闹下去对湘军、对自己、对朝廷都不利。这时，他的“忍”字诀又占了上风，以委曲求全来寻找共同点。与沈的关系果然也和好如初。这是曾国藩在处理“多山头”时的一种策略。内部一定要团结，别人才无机可乘。
做事、处世不要只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其后果。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值得人们以为鉴诫：有一独身男子住在一间草房里，他靠着自己双手耕植，生活也自给自足，但被老鼠害得好苦恼。白天，老鼠成群结队东跳西窜，扰得人不安宁；夜间，老鼠又吵又叫又咬东西，使他整夜难以入睡。这男子恨透了老鼠。有一天晚上，他从外边喝醉酒回家，刚上床躺下，老鼠又吵闹了，他气得跳起来，要把老鼠全烧死，就用火把房子四处点燃，一下子四处起火，老鼠是被火烧死了，可是他的草房也被烧毁了，他也就无家可归，茫茫然不知所措。这则“灭鼠而毁庐”的故事，与曾国藩以忍谋事的态度一样对世人教益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