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几个朋友，但要问哪个是真朋友哪个是假朋友，恐怕大多会支吾难应。原因在于不经过大事尤其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很难见出朋友的真假。而罗泽南就是生死关头为曾国藩两肋插刀的真朋友。
（1）起兵时罗泽南追随
曾国藩道光十八年，23岁的罗泽南与同乡学者刘蓉相识。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讲研《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受业，非常高兴。是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门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曾国藩还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
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咸丰三年（1853年）春，曾国藩奉命督办团练。此前一年，罗泽南已在乡召练乡勇。咸丰四年春，湖北太平军大举南下，占领汉口、汉阳后，威逼武昌。这时，屯兵九江城下的曾国藩却为或进或退的问题而大伤脑筋。湘军水陆师是全部回援武汉胡林翼，抑或分军回援武汉，还是湘军水陆师全部逗留江西？如果湘军水陆师全部回援武汉，势必与太平军为争夺武汉而决战。这对刚刚受挫的湘军水陆师来说，前途不容乐观。咸丰四年二月二日，曾国藩离开罗泽南陆营，前往南昌。临行前嘱咐罗泽南、塔齐布督率湘军八九千名，继续进犯九江。曾国藩滞留江西，湘军陆师继续进犯九江，但对西征军来说已是无足轻重，至于湘军水师分为两个摊子，对太平军更加有利。二月六日，曾国藩率少数随从到达南昌，与江西巡抚陈启迈同城办公。
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曾召水陆诸将在紫坊聚齐，讨论攻武昌事宜。罗泽南将前几天根据实地考察绘好的地图从袖中抽出，铺在木桌上，说：“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园。当以重兵剿花园，而令塔齐布出洪山。”曾国藩大喜。正如罗泽南所言，当时花园集聚太平军精锐万余。筑坚垒三：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坚栅，列巨炮无数。次日，湘军水陆进攻，直趋花园。经激战七昼夜，终于攻占武汉。罗泽南自此名震遐迩，以能将名。清廷赏戴花翎，任为宁绍台道，加按察使。可是，耗尽湘军大半兵力，得来的武昌旋又被太平军夺去。罗泽南“太息深忧，叹世变之未已”，解说《周易》聊以自遣。
（2）曾派罗驰援胡林翼
罗泽南自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中旬从九江拔营转战于广信、义宁等地以来，虽说攻城掠池，但旋得旋失，太平军忽去忽来，罗泽南奔救不遑。他认为曾国藩应分兵增援武昌外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一旦攻占武昌，湖军便能水陆东下，会师九江，江西、湘北的军事局势才能根本好转。为此，罗泽南还亲赴曾国藩驻地，再三陈说他的战略思想。曾国藩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第一，罗泽南提出增援湘系要员胡林翼，大肆反攻武昌的观点，为湖南官绅所支持，也与他一贯的战略观点相吻合，是切中要害的。第二，湘系人物担任地方督抚的只有胡林翼一人，如果胡林翼败于武昌外围，湘系势必失去湘北这块地盘。反过来说，派兵增援胡林翼收复武昌，也是为湘系争夺地盘，扩张湘系的实力。第三，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营，没有得力陆师与之配合，水师难以在武汉立足，且亦难以发挥水陆协同作战的优势。第四，胡林翼的密友、至亲左宗棠是湘抚骆秉章的机要幕客，暗中操纵着湖南的军政大权。长期以来，左宗棠为曾国藩征兵输饷，若不允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湖北，必将开罪左宗棠，将产生严重后果。第五，湖南会党、农民起事层见迭出，湖南兵力不足，湖南巡抚骆秉章亦已奏调湘军一部“回湖南剿贼”。从湘军的利害关系着想，与其命罗泽南回兵湖南，不如派罗泽南增援胡林翼。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曾国藩毅然决定派遣罗泽南率军驰援胡林翼。并抽调塔齐布遗部参将彭三元、都司普承尧等部兵勇一千五百余人，归罗泽南节制调遣。罗泽南行前，曾国藩知罗此行凶多吉少，嘱郭嵩焘为其饯行。席间，幕客们心情沉重，不忍下箸。郭嵩焘说：“曾公兵卓奈何？”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十一月十七日，罗泽南军进抵武昌城外的纸坊胡林翼大营。胡林翼大喜，凡事“咨而后行”，倚为干城。罗泽南“亦稍稍分其众隶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尽传楚军（指湘军）规则”。此后，胡林翼指挥罗泽南等加强了对武昌的攻势。罗泽南从江西分兵抵武昌外围后，武昌太平军改攻为守。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署理湖北提督杨岳斌指挥湘军水陆师攻陷金口。十二月，胡林翼率军驻扎武昌城南之五里墩，罗泽南率军驻扎武昌城东之洪山。武昌城外的湘、楚军水陆师摆出了全面进犯武昌的架势，频频对武昌发动攻势。湖广总督官文为了策应武昌方面的军事斗争，也指挥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等领兵沿汉水南下，进逼汉阳。武昌保卫战进入了生死关头。
（3）罗泽南为曾国藩分忧
战死沙场与湖北的情形恰好相反，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日益狼狈起来。罗泽南走后，曾国藩手中的主要兵力还有三支：一支是内湖水师四千人，由彭玉麟统带，驻南康；一支是李元度的平江勇二千人，亦驻南康；还有一支是塔齐布旧部五千人，塔死后由周凤山接统，仍在围攻九江。周凤山一军为湘军主力，也是曾国藩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攻克建昌府，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江西八府五十余州县，把西征军事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时，曾国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断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骆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这时翼王石达开不是奉命急于回师天京参加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斗争，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后，曾国藩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罗泽南坚持认为武汉系天下大局，正全力与杨岳斌议断太平军水路接济，力图攻复两城后，始定回援江西之计。但是，罗泽南在武昌外围，也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念曾公艰危，义同生死”。希图及早攻陷武昌，湘军水陆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浔阳江上，于是督战益急。但武昌太平军百计防御，守志弥坚。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武昌守将韦俊得到九江、黄州、大冶、兴国等地太平军的增援，士气倍增。三月，武昌守军转入反攻，一支从望出门出，为数三千左右；一支约三四千人，从八步街抄袭保安门外的胡林翼大营；一支三四千人，从正面进攻胡林翼军营；一支四五千人，从武胜门、忠孝门冲出，分据小龟山、紫金山、双凤山；一支从鹰嘴角出，奔袭唐训方军营。而武昌城的宾阳门内则隐伏精兵上万，城门虚掩，寂然无声。罗泽南驻军洪山，得知武昌守军分路出击，便陆续派出李续宾、蒋益澧等分兵接战。乘各路鏖战不休时，罗泽南亲自督军从洪山出击，太平军佯装败退，罗泽南乘“胜”穷追，直抵宾阳门，眼睛里闪耀出攻占武昌的喜悦。但刹那间，宾阳门忽开，万众突出，直冲罗泽南军，罗军退则无路，进则不能，陷入太平军的夹击之中。但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乱的猛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打中他的左额，血沾衣，犹踞坐指挥。胡林翼得知罗泽南负重伤后，当夜赶往洪山军营探视，见罗“气喘神散”已不可救，但仍令医生全力抢救。罗泽南自知无望，缓缓睁开眼，拉着胡林翼的手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今武汉又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
死何足惜？事未了耳！你与李续宾好自为之。”三月八日，罗泽南死于洪山军营，湘军水陆师为之夺气。曾国藩在江西得到罗泽南的死讯后，不敢透露，害怕瓦解军心士气。罗泽南死后，曾国藩痛悔万分，认为是自己五次写信督战，才致于此。两人结识早，又皆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并一起创制湘军，故交情很深。曾国藩常常怀念这位良师益友。据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载：“夜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还为他写了碑铭。
学问上是良师，私情上为益友，行军中有良谋，战斗中为股肱猛将。曾国藩与罗泽南的友谊在战场上历经了生与死的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