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它与中国近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红学研究被异化是《红楼梦》一书流传、传播缺憾造成，而这种“缺憾”（书的作者、作者身世、书的续补、版本之谜）致使文化研究者趋之若鹜，无数的智慧情趣都为这“缺憾”而生发，“红学”成了探佚猎奇学。
文学的研究应探讨其文学文本与艺术规律，而自胡适始，红学研究却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探讨历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视热播刘心武热评《红楼梦》，都在承袭胡适这一研究之歧途！刘心武如果做书斋研究，无可厚非，三两同仁把酒话红楼倒也无妨，当他的所谓“秦学”被央视放大、被全国观众追捧时，它的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种闲情“学术”不仅挤占了严肃的、科学的学术空间，也误导了大众健康的文化关注。也正因为此，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一篇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一、 一个典故后面的隐喻
关于红学源起有一个典故：
“红学”的名称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笑话：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欢看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朱昌鼎： “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 “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的经字少一画三折就是红字（事见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画录注》里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按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这些记载，也可看出清代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我们从典故看这个学问诞生的时代，正是经学与科举制衰落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心理断乳期，文化人空虚苦闷的心理得有所补偿，用什么来弥补呢？经学已无补于世，而《红楼梦》却可有慰吾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从变法维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国男儿都在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红学在这时诞生出来，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文人通过它避世消闲，通过它转移话题。
一百年前有了红学，现在又有人将它推进到秦学，请看刘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过这个书生不叫朱昌鼎了，这个书生叫刘心武，他在那儿看书，看着《红楼梦》，在那儿研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个作家，同行，王蒙见了我就说，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给你取个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学吗？——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百家讲坛》）
从胡适到刘心武，走的是同一条胡同： 在小说中寻找历史，在梦境中寻找社会真相。与其说这是一门探佚学，不如说是一门释梦学或猎奇猎艳学。
二、 红学荒唐始自胡适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陈独秀遥相呼应，倡导文学革命，要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要通过研究现实问题、引进海外新论及整理国故来实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就是整理国故的重大成果。他们要通过鲜活的民间文化来取代陈腐的古典文化，要把这些小说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研究于推崇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版本，以便于校正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前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这是奠定现代小说学，更准确地说，是奠定“新红学”的核心话语！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红学新版本问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崭新政党也划时代地诞生！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手执红旗，一个手捧红学，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离社会时代越走越远！红学的弃世、避世精神把有着革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领袖人物胡适先生拖下了水。
三、 陈独秀道破《红楼梦》却无人喝彩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为《红楼梦》写“新叙”，陈独秀比较中西方小说，发现中国小说有一个致命问题： 就是写小说既写“人情”，又写“故事”，同时发展，看小说时你却隐约看出了“历史”，你把它当历史看时，你会发现它不过是一部小说！“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岂止是两败，三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人情又伤了历史，研究者伤了小说，小说又伤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说的伤害者，也成了读者的伤害者！《红楼梦》最终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与各种意图的博弈场！
陈独秀一方面反对用高深思想来批评小说旨趣，又批评把《石头记》当史实考据： “至于考据《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做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把它当做善写人情的小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陈独秀已经批了胡适把小说当历史来考据，可胡适却仍执迷不悟！其实，胡适本人对《红楼梦》一书文学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讲演中把《红楼梦》说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学至高精品，为何要穷究其背后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问题呢？
不仅不要考据学，陈独秀甚至希望有文学高手把《红楼梦》中缠脚布尽皆斩除，使它成为清纯的文学作品，可惜，胡适没有与同僚们按独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独秀思路，也就没有了百年红学，我们后人欣赏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洁本”《红楼梦》！
陈独秀的这篇“新叙”短短千余字，可谓是独上高楼，望尽了红学天涯之路！他不愧为中国20世纪初思想领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总是发出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声音，人们更多地愿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坛热闹。
四、 李希凡、蓝翎引出毛泽东关注《红楼梦》
1954年，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祖国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光荣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蓝革命性的学术意义在于： 他们把《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引入到社会生活场中来讨论，他们深刻地看出，这部名著折射出一个封建时代的瓦解崩溃之征兆。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俯视传统红学与《红楼梦》小说，惊世骇俗，非同凡响。
他们的遗憾也随之同生： 他们把曹雪芹自然而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为之文，他们把《红楼梦》从文化场直接引入到政治角斗场，最终成为文化界思想斗争的学术工具！毛泽东亲自批阅“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红学学术之争成为国家文化革命之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批红学，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过红学之争，毛泽东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问题以及文化群体的可操纵性。毛泽东的批语： “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三十六岁。”并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加上： “不过是小人物”。
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毛泽东为此致函中央高层及文化界高层人士：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等。毛泽东这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到：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红学”被毛泽东提到政治局议题上来，红楼政治学、红学阶级斗争学也就随之成立并一点点实施起来。中国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红楼梦》主体文本的机会，阶级的批判代替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李、蓝也因此成为文化界风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红学第二次走上学术之歧途，无法回归学术本身。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是一场红学热潮，红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顾几年红学之争，一方面还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伪的“出土文物”问题上大动干戈。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属红学。周汝昌先生所云红学，不过是在《红楼梦》文本外打转圈的“红外学”！
五、 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使命
中国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学术因此没有社会使命感。
《红楼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自传”，它成为名著是因为它是无数中国失意文人的心灵自传，当我们的文化人、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时，作者的具体身世与祖坟上墓碑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了，而是题外闲话了！
中国的文人都有济世补天之志，就像女娲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样，然而多时运不济，补天不成，遗失于风尘之中，他没有主体性，被一僧一道弃于人世间，演绎一段人生佳话。但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态并不适合一颗纯粹的心灵栖居，最终一僧一道将他带回天界，无中生有，有又至无，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远的解脱，“好”不过是浮华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终人生的结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创是“神”、是女娲，导演却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总在掌控着男女主角的命运，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样，一根线牵在僧道手中，让他们出台，他们就登台，让他们消失，他们就无影无踪！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因此截然异趣于西方悲剧精神。《红楼梦》悲剧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长成了色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悲剧，或叫“软悲剧”，这种悲剧不撕心裂肺，也没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让人悟出其中悲剧意味，阅读《红楼梦》时，人们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恋、游戏，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评儿女风情。《红楼梦》因此带有自然的真实性。接受美学认为，是读者创造了名著。《红楼梦》更多的是被点评者，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做大炒热的！
优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们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层次性，不同的审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学境界！
我认为： 《红楼梦》“一首五面”或者说有五层境界：
第一面孔： 《石头记》，他讲述了中国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装饰弥补过了，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灵魂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他无法与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与思想无法完成统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现实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为补天而制成的，不补天毋宁死。这副面孔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二面孔： 《情僧录》，一僧一道本无情，携石入世却惹情，它讲的是儒、道、释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补儒家的天空，要么在俗世出家超脱，很难在俗世实现思想、情感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面孔： 《风月宝鉴》，它是一面情感之镜，中国男人与女人都可在这里找到情感寄托与自己的情感对象。《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功源于它是一面风月之镜，许多人天天用它来照自己。
第四面孔： 《红楼梦》，贵族府宅一场梦，这是红学研究者的心灵游戏空间、思想角逐场地。专家们要研究这是谁家的楼，谁人住，各色人等的无数故事，各种梦的象征或梦的对应物，这楼是谁人建成，这梦后又飘向了何方？以及楼的主人后来又葬在何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楼里发生过阶级斗争。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眼中的十二钗，也是读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钗，现在刘心武先生主攻研究这副面孔，从研究秦可卿开始，将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研究，所谓“秦学”，也就是将成规模、成体系、成独立学科地进行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可能更有轰动效应。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在研究当代小说者研究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使艺术问题考据化、复杂化、无聊化，这种方式刘心武叫“探佚学”。
遗憾的是，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现在的红学真正名字应该叫“红外学”！
注解：
① 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版《红楼梦》陈序。
② 《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