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 对西方学者命题的回应
前文曾指出，西方很多学者都认为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或是有限的，一百多年前的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2001）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就认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的两大特点“123”。在这里有必要把第二章文献评述中所提到的几个西方重要学者谈中国人的信任观点再简要重述一下。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福山认为，“因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家族企业的业主不让专业经理人担任管理重任，宁愿勉强让公司分裂成几个新公司，甚或完全瓦解。”雷丁虽然并不认为华人对外人绝对不信任，但他也指出华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是个人之间的信任，“主要特点似乎是对家庭的信任是绝对的，对朋友或熟人的信任只能达到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不失面子的程度”。这些学者的基本评判是华人之间的信任度低，所以华人企业难以成长为大规模的现代企业。这是华人企业成长实践中，也是研究华人企业成长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一个大问题。
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回应性探讨。KING（1991）认为，华人社会的特殊主义的信任含有工具理性，因而可推论中国文化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普遍信任；KAOCHENG－SHU（1991）在研究了中国台湾大型企业中的信任问题时发现：“‘私人信任’是一个关键机制”，在商业组织之中和组织之间，“私人信任”是基本的组织原则，是商业交易的基础。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私人信任”也具有工具理性。WONGSIU－LUN（1991）认为，近代传统中国的商业信用，在本质上仍是个人化、特定化的，经过与西方的接触，系统信任与普遍信任已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团中建立起来。相对而言，彭泗清（1999）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更有深度。他认为“对外人不信任”有两种情形：一是起点上的不信任，二是永远的不信任。由于对外人的信息了解不多，与外人的关系较为疏远，所以对外人信任度较低是合情合理的、举世皆然的，西方社会也是如此。起点上的不信任可以通过交往互动中的关系运作达到了解，从而建立信任关系。西方学者认为华人社会的信任突不破血缘亲情的屏障，是对华人社会信任资源认识的极度肤浅。正如张维迎2002年5月在重庆大学的学术会议上所言：如果华人社会天生信任度低，那么华人为何能把国家做得那么大？而且大一统的国度一直能持续保持？
7.2.2 华人社会泛家族信任资源的扩展空间及其局限
显然，对华人社会的信任资源要做新的考察。华人社会的信任资源特征与前文所言的华人社会文化资本中的泛家族规则是内在相连的。初看起来，相对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华人社会是以家和家族为核心的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但是，中国古代的历代先哲们制定了超越狭隘的家族信任屏障的一整套规则，即泛家族的信任资源。对此，联系第6章对华人文化资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泛家族信任的演进机制是：华人在合作互动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地将与他们有着地缘、业缘、学缘等联系的外人予以“家人化”，变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信任边界在不断扩展着。久之，先哲们就概括提炼出一套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治理天下的理论体系，并被皇朝接受作为统治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即纲常伦纪、礼法制度。正如上章所分析的，数千年制度强化的结果，使整个国家的上中下各层对这一套规则达到很高的共识度。所以，在民间社会，即使人们之间没有血缘、地缘、业缘和学缘等联系，但可以通过对忠义规则的共识结拜成兄弟，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水浒》中108条汉子的兄弟结盟等无数的历史文学形象和民间传说；士绅阶层之间也可“以道为朋”，突破血缘信任的局限。整个天下的治理也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制度的信任来维系，这一点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得很明白：“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
中国社会传统中发展出这一套理论体系和信任资源，突破了血缘亲情信任的局限，但同时也为自身的信任扩展规定了限度。因为这套理论体系和信任规则建立在以人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的基础上，一方面，一旦高层统治者的行为不符合纲常伦纪的基本规范，则中下层社会对这套规则的共识度就会降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长度不等的混乱以后，这套规则又渐渐赢得高共识度，新的皇朝又重构起来；另一方面，这套信任规则毕竟是差序格局，是长幼尊卑的身份等级社会，而且长期的人治规则造成中国人“中国人更多地忠于人，而较少地忠于原则或思想”的“私忠、私人信任”的国民性格。显然，这种信任体系通过泛家族化使其有一定的扩展空间，但却是难以无限扩展的。相比而言，西方社会并不是通过发展出一套泛家族规则来扩展信任，而是如韦伯所言，新教伦理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笔者认为，这种优势突出体现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它将信任扩展建立在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基础上，突破了“私忠、私人信任”的狭隘性，从根本上摆脱了对家庭、家族和宗族的束缚。韦伯在另一部著作中，对西方社会这一转变有更清晰地揭示：在中世纪佛罗伦萨及其相近地区，“一种自主的、理性化的联合体从家庭的社会行动中脱颖而出。随着它的出现，传统上对家庭、作坊以及职位的认同开始消失……家庭不再是理性化商业联合体的必然基础。……后来，合伙人不必是——或通常不是——家庭成员。其结果是，合伙人的商业财产必须与个人财产分离。同样，商业雇员与家庭仆人之间开始有了区分。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债务必须与合伙人的私人债务区分开来。”资本主义企业，由家庭创立但家庭最终与之分离。“不断追逐资本主义所得成为日益独立的企业所履行的一项特殊天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是家庭与商业出于会计与法律的考虑而分离，并发展出一套相应的法律——如商业注册、禁止联合体与公司依附于家庭、私人公司或有限合伙人的财产独立，以及有关破产的法律等。这一至关重要的发展是西方所特有的。”法律制度有更大的普适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律契约和对非个人化的市场经济规范的更高的共识度，在信任扩展中大大降低了中国式的泛家族信任扩展中那种对交往对象的亲疏关系识别、信任度的鉴别、交往类型的弹性互动的高成本，同时由公共司法机构对失信行为实施惩罚的成本在总体上也远远低于泛家族社会中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成本，惩罚的效率和公正性的广度也大大提高，因而，社会经济交易中，特别是在超出“熟识社会”以外的交易中可以产生更高更广泛的行为预期。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从乡土“熟识社会”发展到现代的“匿名社会”的阶段显得更具有关键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