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 家族企业与三个层面的社会文化资本
由前述对家文化资本、社会文化资本的分析，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家族企业与社会文化资本融合的层面和过程。家族企业虽然其成长受家文化和泛家族文化资本的影响很大，但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理性制度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概括家族企业的成长是与三个层面的文化资本，即家文化、泛家族文化和理性制度文化资本不断融合的过程。郑伯埙就中国台湾大型民营企业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比较模型。
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1）在台湾大型民营企业中，家族文化、差序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并存着；
（2）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对待方式”这一项的管理方式是“任意对待”，而“制度强调”这一项的管理方式是“僵固化”，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是不妥的，应是“以制度标准一视同仁”和“规范化”。
（3）三个层面的文化在企业所有者层、经营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不是绝对分割的，每一层面的文化对各个管理层面都有影响，但在不同的管理层，有一种文化占主导作用。如：在所有者层面，也会有“亲兄弟明算账”；对基础执行层，有的家族企业主会表现出家长式的仁慈关怀。
（4）根据郑伯埙的划分，企业主对企业内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文化规则进行管理，在决策层中家文化规则起支配作用，在管理层中差序文化（即泛家族文化）起支配作用，而在执行层中制度文化起支配作用。其不同的管理行为的目标和效果是有差异的，对此郑伯埙又构建了一个精致的模型。
在企业资产所有者层面，由于都是家族成员，家族文化使成员之间的互动规则是偏私化、情感取向。在经营管理层，成员之中既有家人、也有熟人，构成复杂，差序文化规则使成员之间的互动规则是弹性化、恩义取向。笔者认为，这个层面实际上应是恩威并济、义利结合型的取向。在执行层，成员都是生人，因而企业主对成员之间互动的规则采取工具理性的统一标准。在三个不同层面的文化中，家族文化和制度文化与西方国家企业中的情形应大致相同，突出体现华人家族企业文化特征及其对企业运营效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差序文化，即泛家族文化。郑伯埙在这一领域做了较长时间的持续研究，他在1995年的“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这一重要论文中将企业主持人对员工的差序等认知结构作为探讨华人组织行为的关键。他认为企业主持人对组织成员的差序格局与社会归类历程的认知，构成不同的组织成员有8种类别原型，即：经营核心型、事业辅佐型、恃才傲物型、不肖子弟型、事业伙伴型、耳目眼线型、防范对象型和边缘人员型，并导出极为殊异的自己人与外人意识以及信任格局，从而影响了华人企业内部的组织行为。近几年，郑伯埙和他的助手们继续对他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华人企业组织行为的认识。
（5）郑伯埙仅从大型民营企业这个横断面上考察三个层面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组织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未能从企业成长的角度分析不同层面的文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家族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文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家族企业创办和发展的初期，家族文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研究华侨史的世界著名学者王庚武在研究海外华人企业时曾指出，“他要是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家族支持，或是不属于一个家族的、或者宛如家族经营网络，如结义兄弟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就无法展开生意。”在华人家族企业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差序文化这种泛家族规则对企业运作效率产生着关键的影响作用。当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局限，成长为家族只掌握临界控制权的企业时，制度文化的管理将起主导作用。
6.4.2 三个层面的文化资本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笔者认为，总体上看，大型的华人家族企业中，制度文化在企业各个层面的业务管理中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文化，但在企业主的领导风格、人际关系的协调和沟通、个别管理人员的晋升等方面会带有家文化和泛家族文化的特征。如果从家族企业成长的过程来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型企业文化，并且企业文化能否随企业的成长而不断升华，也是企业成长中的关键问题。
表明，（1）企业在创办初期，家族文化规则是企业管理的主导规则，企业资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企业主是家长，用家长式的、内外有别、亲疏不等的方法整合企业的人力资源。这时对应的企业形态就是纯粹的家族企业；（2）将T″2～T″3阶段划分为“泛家族文化1”和“泛家族文化2”两个小阶段。这种划分的根据是泛家族文化包含“亲情规则与工具理性规则”这一对矛盾。在“泛家族文化1”这个阶段，泛家族文化的矛盾中亲情规则一面占主导，同时在管理中也逐步贯彻理性制度规则，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泛家族企业形态。在“泛家族文化2”阶段，泛家族文化矛盾中的理性制度规则一面在管理中与亲情规则形成平衡制约状态，与此对应的企业形态是准职业经理式企业；（3）当企业成长到D阶段时，高层决策机构中有职业经理，也有家族成员，但理性制度管理规则占主导地位，亲情规则基本淡化，与此对应的企业形态是现代经理式企业。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影响最复杂、最关键的是泛家族文化资本。对此，本书将在讨论一般意义上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