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个领导世界潮流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其思想及文化的先进力量，以及把它运用于实践的创造能力而称冠全球的。古罗马、埃及、印度、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秘鲁等国，以及后来的意大利、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美国等，都是因当时的思想及文化领先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从而创造了灿烂文明，并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自春秋战国至唐宋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封建时代处于科技发展的最高峰，是因为中国拥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领先的思想和文化。
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的领先或文化的进步，又是与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倡导百家争鸣，才有了儒家学说的产生，而儒家学说又是在孔子的儒学教育中创立的。后来，隋唐由于实施了科举制度，才保障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活跃和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要研究人的创新思维问题，必须研究教育特别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
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私有制社会，以及封建王朝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最高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的不平等权利的世袭和继承。但有一点是例外，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创新和创造。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后，之所以创造了“开元盛世”的东方辉煌，使中国成为古代东方最强盛的东方帝国，其原因之一，就是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广揽人才，为唐王朝培养和选拔了大量治国安天下的优秀人才。
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到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与后来宋元时期科举制度相比，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考试，还占有较大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和发展。例如，在唐朝皇家的国子监（相当于“中央学院”）中，专门设有科学馆，学习从战国直至南北朝的各种重要数学著作，并选用《孔子算经》、《王曹算经》、《王经算术》等十部数学著作作为数学教材。这也是盛唐时期直到宋元时期，我国数学和天文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科教兴国的思想，也是被古老的文明史证明了的正确思想。
然而，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和杠杆的封建教育制度，其中包括科举制度，只是适应和促进封建制度的教育制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效果，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因此，科教兴国的思想，也是什么性质的教育兴什么国。在中国，由于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所以，教育就其哲学理论思想而言，也是以儒学为主的教育。这样，中国教育从老祖宗那里早就打上了因循守旧和中庸之道的烙印。任何标新立异的创新思想，都会被打上异端邪说的标签予以取缔。因此，自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大搞文字狱，几乎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和规模地围剿过与封建思想不相容的“异端邪说”。正因如此，中国的封建教育只是支持和振兴了封建之国，发展了只是属于封建文明的社会文明，创造了只是属于封建时代的最高科技之峰。正是由于这种封建制度及教育制度的高度完善和成熟，以及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所以，只有属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而不可能有属于中国封建时代的蒸汽、电力、汽车、火车、飞机等技术的新发明。
应试教育，是传统教育模式的动力机制，也是导向机制。它的基本特征是：“考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考什么。”考试引导着教育走，教育按考试的要求来运行。这种以应试为导向、目标和动力的教育制度，虽然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强调过要培养人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在考试中也有过类似的试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考试还是教育，更多的是强调了死记硬背，惟书和惟师。
就应试的形式而言，种类繁多，如平日考、抽考、作业考、笔记考、口试考、期中考、期末考、会考、通考、评比考、升学考等。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少说也要参加千次以上的各种考试。因此，“分，分，成了学生的命根。”既然照本应答的考试分成了学生的命根，那么，创新思维这个人类的最高灵性和最高能级的生命活力，也就被自然而然地压在考试卷子之下了。早在300年以前，教育家夸美纽斯就曾尖锐地批评学校应试教育成了学生“智力的屠宰场”。
就应试的标准而言，每个试题都有主考官或主考老师拟定的标准答案。既然是标准答案，当然标准只有一个。对于已经探知的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公理性或原理性知识来说，一般只有一个答案。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一种答案往往不能解释丰富多彩和繁杂多变的人类世界，更不能激励和倡导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
就应试的范围来说，科举制度的下至乡试，上至京试和殿试，以及现在的班试、校试、区试和国试，每试都有自己的统一范围。因此，小统一，小集中，特别是大统一，大集中，是应试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试想，全国考着同一个试题，用同一个标准评价和选拔人才，从而也就用同一个思想引导着人，塑造着人，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又从何谈起呢？
就应试教育的影响来说，既然“学而优则仕”是以考试优劣定仕途，以分数高低定终身，所以，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也就依考而定。这样，教学的内容、过程和方法，也就按照应试的导向和范围而定。现实生活中不管有多少新思维或新夺目的闪光点，只要不在应试范围之内，也就不用理睬。闭门苦读圣贤书，秀才不管天下事的教育倾向和社会后果，正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影响下，教学的内容不仅因应试需要而定，而且还因为应试的统一性，教材也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过去，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几乎全国都是“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满山跑”，或者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分地上下，日月明今古”之类的内容。至今，大学的政治课和专业核心课，也要求全国或全省大统一，从而剥夺了高等学校教授专家自己编写教材的权力。试想，一个国家的亿万人民，从小到大，都读着同一本书，回答着同一个答案，塑造着同一个思维模式，用同一个视角观察世界，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处理人生和社会问题，这难道不是人们对自身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的自我扼杀吗？！
值得注意的是，应试制度及其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渊源于封建社会。但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种制度模式和理念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尽管我们呼吁和倡导素质教育，但仍没有冲出应试教育的旋涡和阴影。且不论素质教育的创新和创业教育如何，仅就素质教育中的意志教育而言，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不及格。
1992年，中日联合组织了100多名中日学生到我国内蒙古进行夏令营活动。日本的孩子都是自费来的，中国的孩子都是通过挑选的优秀的三好学生。在这次对孩子们的意志和应变能力的实践测试中，中国的孩子病了，见到医生就掉泪，马上回大本营睡大觉，而日本的孩子病了，都能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的书包基本是空的，还叫苦不迭，而日本的孩子却背着沉重的书包精力充沛；中国孩子的家长在艰苦路段把孩子拉上车，而日本孩子的家长却嘱托发烧的孩子走到底。中日夏令营考出了中日孩子的意志分，也考出了中日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差别分。此事后，日本议员公开宣布：“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所以说，这次中日学生夏令营实践考验，是8年抗日战争后的一次中日民族意志的大较量。它暴露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致命缺陷，不能不令人深思和警醒。然而，此事过后，中国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件新闻和趣闻传播一时，丝毫也未触动积习已久的传统教育制度。
小学、中学教育是如此，大学教育基本也是如此。大学教育的致命缺陷，同样也是缺乏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大学本科教育又在研究生应试制度的导向和杠杆作用下，更加强化了读死书，死读书，为应付考试而读书的严重倾向。大学生本为“天之骄子”和“时代精英”，也本应有超越凡人的创新思维及创业能力。但事实却是，每年每度，正是数十万和近百万的“天之骄子”和“时代精英”，捧着教育部统一印制的金边文凭，忐忑不安地寻求自己的职业，甚至向没学历的人所创办的企业去乞求一个并不保险的饭碗。在他们诸多人的灵魂里，只想谋取一份现成的职业，很少有人想自己创造一份职业，并为别人创造就业的机会。他们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是领先于其他一般人的，但却没有自主创业的能力和胆识，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制度的遗憾吗？！
综上所述，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全国大统一的应试型教育制度，是泯灭中国人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的无形杀手。只有斩断这只无形的杀手，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及其创新能力才能竞相迸发和充分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