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王朝1644年入关，第一代皇帝顺治6岁登基，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礼仪，中国历史走过了封建王朝时代的清王朝最后268年。在此期间，正是西方世界经历18世纪蒸汽技术革命与19世纪下半叶电力技术革命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在中国，由于清王朝入关后重补汉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课，即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课，历史的车轮似乎停止了转动，甚至在某些路段和时候，历史的车轮竟然向后转动起来。如果是一个承认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者，应当说，清王朝入关重补汉史，对于满族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和飞跃。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则是历史的停滞，由此延缓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包括中国人创新思维及其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历史进程的延缓。
满洲人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入关后，开始一直是凭借武力和屠杀征服天下。然而实践证明，越征越不服，越杀越不满，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激荡着反清的怒潮。清顺治八年，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大，财源枯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刚刚亲政的顺治，也和功臣贵族们一样认为，凭借八旗劲旅，定能征服天下。但事与愿违，到了顺治九年，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败亡。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奉命征讨湘鄂，又全军覆没。失地丧师之败，震动了朝野上下，也震动了14岁的顺治皇帝。
清初十年的挥戈镇国史，使大清王朝明白了一个道理：凭借剽悍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可能彻底征服以汉民族为主的华夏大地。他们经过痛苦不安的思索，最后采纳了范文成和一个法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政见，弃“勤兵黩武”，取“文德缓怀”，从而实现了清王朝治国平天下的大转折。
大清皇帝为什么竟然听取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意见，并且喊他为“玛法”（爷爷）呢？相传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顺治亲政的那年，郡主得了重病，宫里派人请教博学知天的汤若望。汤若望细心询问了郡主的病状，断定只是春季常见的感冒。他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请郡主将这圣物挂在胸前，4天之内便可痊愈。”事后，郡主果然4日内康复。皇太后因不知道普通感冒即使7日不吃药也会自愈的道理，反而因此事感激汤若望，拜他为义父。由此，汤若望也就成了顺治的爷爷。顺治也经常来看望这位外国爷爷，并相谈治国之策。
顺治从汤若望那里知道了法国和德国，更知道了中国，特别是知道了中国的满族与汉族的差别。顺治在问到汤若望为什么愿意接受汉人入教，而不愿意接受满人入教时，汤若望不客气地回答说：“成年的满洲人，由于长期的劫掠和其他恶习，加入基督教还不到成熟程度。”顺治生气地又问：“汉人就成熟？”汤若望说：“汉人的文化、道法，确实优于满人。”顺治的脸霎时涨得通红，气极愤怒地说：“你，你胆敢如此护汉排满！”汤若望面不改色地说：“皇上，尊贵的太祖太宗皇帝就曾向汉人学了很多东西，大到官制，小到犁铧。如今你的一百个臣民里汉人占九十九，你怎能不了解他们？”事实上，顺治皇帝也正在拼命地学习汉文化，读史书，越来越被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所折服，只是嘴上不服，面子上过不去罢了。
一个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在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中，从李自成手中夺来了一个现成的天下。如当时的民谣传说：“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大哥。”其中朱、李、赵，是暗示明朝、李自成和清朝。然而只吃过牛羊肉，还没吃过馍馍，更没有种麦、磨面和蒸过馍馍的满族人，要以落后的文化来统治先进的文化，就必须像小孩子那样，对汉文化一切从头学起。以上讲的顺治皇帝与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之间那段历史的小插曲，只不过是用故事的形式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哲理。
从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少年天子，即6岁的顺治皇帝，到最后一个6岁的小皇帝溥仪，其间经历了268年的历史，清王朝施政的新旋律是“满汉一体”。而这个旋律的基调，实际上是学习汉文化，重补汉文化的文明史。在这期间，即使有些发明和发展，也是小发明和小发展。就是所谓“康乾盛世”，也仍然是农业文明和封建文明的盛世，只不过就是战乱平息，国库里银子略多了一些而已，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总体水平，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简单重复和延缓。
由于满洲人拜倒在汉人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面前，认为这就是天下之最，所以也就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旗帜和火花。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国家以蒸汽技术和后来的电力技术应用为标志，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国则仍然陶醉于康乾盛世的农业文明。因此，中国的声誉在西方人眼里一落千丈。马戛尔尼经过实地考察，对当时中国的总评价是：“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持，而它胜过其他舰船的地方，只是它的体积和外壳。”
在清王朝的历史命运结束以后，法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又以1793年，即清乾隆58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为题材，写了一本《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在书中，他突出描写了中国人历代不变的观念和凝固停滞的社会，认为是儒家信条和陈规陋习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封闭了中国人和世界的正常交往。作者在1960年首次访华时甚至还说：“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在外国历史学家眼里，清王朝不仅影响了它在中国268年的执政史，而且还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历史。
对中国封建历史的稳定或不变性进行最早评论的，大概首推哲学家黑格尔了。他在1822年说过：“中国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基础；为首的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在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黑格尔最后提出了“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的悲观结论。这些看法和结论虽然武断了一些，但就当时他所看到的中国而言，还是实话实说的。就是现在回顾和评价大清帝国史，这些看法也是不无道理，甚至还是旁观者清。
从科学技术进步状况而言，如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一书中就说：“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封建王朝，满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比汉族统治者更为严酷的专制政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首先，清兵入关后，对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破坏，严重摧残了原来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在稳定了局面之后，用了100多年才赶上明代中期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大大延缓了技术发展的制度。其次，清帝国害怕汉族知识分子造反，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一次大案所涉及的人不仅有著书人，还有刻书、印书、读书之人，受牵连的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不是杀头就是充军。这种高压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很少再关注现实问题，而宁可埋头故纸堆，做死学问。此外，因东南沿海反清力量强大，清朝长期实行海禁，严禁海上通商。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科学技术陷于越来越落后的境地。”“闭关自守的政策使中国人未能及时接受西方愈来愈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清王朝入关重补汉人农业文明史的过程中，也不能说对西方科学发展一无所知或一无所用。特别是顺治和康熙两朝（公元1644~1718年）对西方传教士比较欣赏和信任。康熙47年至57年（公元1708~1718年），由传教士主持在全国开展了地图测绘工作，并绘制成了《皇舆全图》，使中国人了解了自己的地域，也使欧洲人了解了亚洲和中国。外国传教士还与中国学者共同主持编写了《数理精蕴》，广泛介绍了西方数学知识。遗憾的是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多是官场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而已，对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没有触动。有时，有些可试用的新技术或新知识，也遭到严厉抵制。例如，杨光先曾强烈反对推行汤若望主持的新历法。他甚至极端地主张：“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对于其他有所见闻的科学技术，也被清朝大臣们指责为“奇巧淫技”，登不得大雅之堂，或者认为“不合天道”。
总之，清朝入关后重补汉人农业文明史，延缓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科学技术落后至少200年的重要社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