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现象，在任何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更替出现的。我国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减税主张，又是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关于通货紧缩治理对策的共同取向。是否减税，也是中国通货紧缩治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为此，本章就通货紧缩及其运行特征、减税与通货紧缩治理的经典解释、减税与中国通货紧缩的治理等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节 减税与通货紧缩治理的经典解释
一、通货紧缩的概念界定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量的对比关系的一种动态表现。但是，何谓通货紧缩，理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般将其定义为物价水平的广泛、普遍和持续下跌的一种经济现象。如萨缪尔森将其定义为：“通货紧缩表示价格和成本在普遍下降。”克鲁格曼的定义是：“因总体价格水平上升，被称为通货膨胀；价格水平下降，被称为通货紧缩。”此外，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种种定义还有：指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指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以下；指货币供应量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同时下降；指货币供应量和一般物价水平在同时下降的同时，伴随经济衰退等等。作者倾向于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总水平的广泛、普遍和持续下跌的一种经济现象。
二、中国目前通货紧缩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现象，国内理论界存在众多争议。但是倘若对照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一般共识性定义，我国自1997 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现象，至今通货紧缩的压力尚未得到根本解除。据有关资料显示，从 1998 年的第二季度开始，一直到1999年的第四季度，物价水平在零以下运行，物价总水平出现负增长。到2000 年物价总水平稍有提高，通货紧缩的走势有所缓解，一些连续下跌几十个月的价格指数为上升，但在2001年年中以后，各类价格指数的走势又再次掉头下行。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2002 年1 月~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2.5%。物价水平呈现绝对降低的状态。与 2001 年物价小幅度提高相比，2002年物价重新走低。这表明，中国目前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得到根本解除。通货紧缩仍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转型时期中国通货紧缩的特异性分析
概括起来，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通货紧缩相比，既具有通货紧缩的一般特征，如物价持续下跌、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等，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典型的国情特色。
（一）体制背景差异
西方国家通货紧缩产生的体制背景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市场主体高效且富有活力，市场体系比较完整，市场运行有序。一句话，西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制度基础与结构条件。而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却产生于多重转型的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中国目前的转型包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转型；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型；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等。由于多重转型相互叠加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非规范性、市场体系的非完整性及市场运行的无序性并存。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同于东欧及前苏联的转轨体制，又有别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类别差异
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物价持续下跌与经济衰退并存的衰退型的通货紧缩不同，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幅度回落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却仍处于高位上。据统计，1997年~2002 年我国的 GDP年增长率分别为：8.8%、7.8%、7.1%、8.0%、7.3%和 8%。因此，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增长型的通货紧缩。而它又是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结果。
（三）性质差异
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有效供给不足型通货紧缩，而非西方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型通货紧缩。西方国家的通货紧缩，照凯恩斯的解释，根源于由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和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则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表象为需求不足，其实质则根源于有效供给不足。只不过无效供给过多掩盖并导致了有效供给不足。而且抑制消费需求的因素既有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构问题，更有供需结构方面的失衡问题。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的因素，也不同于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由于企业家信心不足，而是由于供给体制等制度缺陷而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因此其最根本层次的原因是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机制缺陷。
（四）成因差异
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一种政府失灵型通货紧缩，而非西方发达国家发生过的市场失灵型通货紧缩。换言之，根源于市场缺失或市场缺乏，而非市场缺陷。西方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即经济系统里作为内生变量的众多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投资行为，与社会需求无法维持原有的均衡，凯恩斯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而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政府失灵或市场缺失造成的，即由于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本身不够完善，并且无法有效地发挥其调节作用。
具体说来，当前我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通货紧缩的特殊原因和表现特征有：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尚未得到制止；国企改革尚未到位，市场退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从而使供大于求的矛盾难以解决；由于市场无序、恶性竞争比较严重，导致价格不正常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提升较快，单位产品价值下降，也导致价格下降；近几年破除垄断，导致电信等垄断价格下降；由于加强价格监管，导致医疗收费等某些服务价格下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使得劳动力成本下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价格低迷，引发国内某些产品价格下降（后五种属正常价格下降，根本不需要治理，反应进一步推进）。此外，资本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也是社会物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减税与通货紧缩的治理：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的不同解释
（一）凯恩斯主义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受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和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而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并认为，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无法摆脱萧条，只有依靠政府干预，才能治理通货紧缩。而减税政策又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措施是增加可支配收入，直接手段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凯恩斯学派的减税政策主要是减少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但在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上，凯恩斯学派又与供给学派存在差异，其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凯恩斯主义的减税主张是居第二位的政策手段。这是因为税收乘数总是小于政府支出乘数。设 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平均税率水平， 则税收乘数—KT—=b/{(1-t)}， 而政府支出乘数—KG—=1/{1-b(1-t)}，由于 0 其次，在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工具库中，减税是作为在“自动稳定器”认识基础上的相机抉择手段而出现的，它仅仅是临时性的“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权宜性措施。减税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只是在衰退时期刺激需求的（临时性的）权宜手段，且是指削减平均税率，而非边际税率。
再次，凯恩斯主义认为，减税首先产生“收入效应”，其次才产生“替代效应”。因为，凯恩斯主义认为，总供给是由外部的长期因素决定的，从而不可能是财政政策的适当目标，税率的改变只有通过需求的变化才能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为此，凯恩斯主义的减税主张侧重于刺激需求边，重在考虑如何扩大需求。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在主张减税的同时，也主张较高的税负水平，即主张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因为高额累进所得税制不仅使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至于下降太多，从而获得较大的投资乘数。同时，它还能集中大量的社会收入，通过政府消费或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充分地发挥乘数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凯恩斯主义主张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制还出于如下考虑，即政府干预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为此必须依赖于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即使凯恩斯主义并不追求年度预算平衡，但还是要求实现周期性预算平衡，而长期维持财政支出的主要手段要借助于高额累进所得税制。
（二）供给学派的解释
供给学派认为，产生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供给方而不在需求方。在市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认为供给是主要的，供给与生产率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至高无上”的决定因素。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形成又是凯恩斯人为地刺激需求的结果。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尔甚至认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不稳定性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相反地，而是当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促使了经济下降并阻碍了复苏。这些行动包括：20 世纪 30年代的惩罚性的抬高税率；货币供给量大幅度缩减；以及诸如故意地销毁农产品等反供给措施。为对付通货紧缩，供给学派主张通过新的税收制度刺激结构，即大幅度地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简化税种和优惠税率，反对高额累进所得税制，从而鼓励人们储蓄和鼓励企业对新的以及更有效的工厂和设备进行投资，对现有生产力进行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实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此来摆脱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主张。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减税是现代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供给学派认为，在决定供给的各种因素中，税收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指对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征收的税率）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概括起来，减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促进个人少休闲、多劳动，从而有利于供给增加。因为，人们在面临消费和储蓄、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即投资）、休闲和工作的“购买选择”面前，总是取其相对价格较便宜的一种。提高税率减少付税后的利润率和利息率，意味着在现在消费的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了将来消费的价格，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提高税率减少付税后的工资率，意味着在休闲的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了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人们劳动的积极性。（2）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政府收入增加。因为降低税率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扩大税基：使更多的要素进入市场，扩大产量，增加税基；如果削减边际税率，在市场上运转的资本为赚取更高的利润，就会从低税率的活动范围转入传统较高税率的活动范围，不需要增加产量就可以扩大课税基础；边际税率越高，则在逃税、避税上花的监督成本越多，降低边际税率则可减少这类成本支出，减少逃避税行为，从而实现扩大税基。（3）减税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一则减税可以增加供给，可以缓和需求过度的矛盾；再则减税将使政府收入增加，伴随政府支出的削减，便可减少或消除赤字。（4）减税可以减少逃、避税的弊端。
其次，供给学派主张减税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削减边际税率，而不是削减平均税率。供给学派及其成员认为，“永久性减税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税收歧视，也就是要增加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报酬。”换言之，减税应是直接增加供给的有效手段，甚至可能成为惟一手段。
再次，供给学派认为，减税首先产生“替代效应”，其次才产生“收入效应”。供给学派认为，只有改变边际税率，才会改变工作与闲暇、储蓄与消费这两对选择对象或替代物之间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人们活动的方向和资源的投入数量。只有在人们对相对价格的改变做出“反馈”之后，其收入才会发生改变。因此，改变边际税率的“首次效应”（first_order effects）是“替代效应”（或称为“相对价格效应”），而“二次效应”（Sec ond_ordere ff ec ts）才是“收入效应”。因此减税的型式至关重要。
此外，供给学派强调较低的税负水平，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的较高的税负水平，否认高额累进所得税制是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而认为高额累进所得税制是对经济起阻滞作用的“税收制动器”，它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利的。依据拉弗曲线所指出的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双重对立关系，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其实是压低了国民收入水平。因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财富积累，导致了储蓄和投资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使个人投资者的革新、发明、创造的精神丧失殆尽，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致使经济萎缩。因为，“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对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成垄断、垄断变成工业，并在知道将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的这种意愿做出反响而增长的。”此外，高税率还导致地下经济的大规模不断扩大，避税和逃税更加盛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税。
最后，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侧重于刺激供给边，重在考虑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即着重并详细地分析了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生产要素供给和经济活动的效应，着重考虑如何不致使投资水平下降和生产率上升受阻。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揭示税率、产量和税收额的关系的“拉弗曲线”。该曲线包含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税率限度。在一定范围内，增加税率可使政府得到较多的税收。当税率超过一定的限度时，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减少。（2）一定数额的税收，既可由高税率征得，也可由低税率征得。如 OA与 OB的税率、OC与 OD的税率征得的税收相等。（3）相同的税额虽然可由不同税率征得，不同税率却对课税基础有不同影响。高税率削弱课税基础，减低经济活力，因而必须大幅度降低税率。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可以用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后所增加的财政收入来弥补。（4）曲线显示税率和税收的函数关系。若税率为零，人们得到其生产的全部成果，收益和纳税后的收入之间就不会加进政府征税这个“楔子”，税收也为零，这时政府也不可能存在，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税率逐渐增高时，税收也随之增加。税率提高到 E点，税收和产量达到最大。税率超过 E点，税收不增反减。当税率达到100%时，税收将因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而降为零。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图中的阴暗区是“禁区”。税率进入禁区后，降低税率非但税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5）同样的税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税率。图中，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B点代表一个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这两种税率为政府提供的税收是相等的。C点和 D点的情况也是一样。总之，“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解释宣传他们减税主张的有力的分析工具，是供给学派最为简捷的理论模型或曰“思想精髓”。
第二节 减税与中国通货紧缩的治理
税收问题往往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唐代著名理财家杨炎把税赋称为“财赋者，邦国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即税收是国家的根本，就像人的咽喉那样重要，是关系到天下是治还是乱、是安还是危的大事。马克思说，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乳，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为扩大内需、治理通缩，我国已连续6年实施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实践效果至今仍不理想，而税收收入却连续几年实现大幅度超常规增长。尤其是伴随中国的入世，世界减税潮流的竞争，是否减税再次成为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争论的焦点和热点话题。肯定派认为，中国近期采取适度减税政策具有可行性；而否定派则认为，由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采取减税政策，这也是近期财税管理部门的主流意见。减税之争没有最终结论，但作者倾向于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主张，这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减税反对派的理由
（1）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体，不同于国外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后者与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相关。据统计，2001年，我国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代征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另据国际经验表明，削减间接税，不仅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而且有下拉物价的可能性。因此，减免间接税，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不利。
（2）中国目前的总体税负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属中等水平，而大量重点支出又需要国家财力保障，因此不具备大规模减税的条件。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大多在1/3以上，有的高达 50%。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也一般在20%~30%。另据统计，2001 年底，我国税收只占GDP的15.8%。大规模减税将降低财政收入占 GDP的份额，直接影响财政对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国防建设等重点支出的保障。因此，中国目前的减税空间不大。
（3）中国目前的经济、税收环境决定不宜实行减税。不宜实行减税的原因突出表现在纳税主体对减税信号（效应）反应的不灵敏。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理顺，自我约束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各种偷税、骗税现象时常发生；另一方面，人们的纳税意识还普遍淡薄，偷、逃、骗、欠税比较严重，这势必制约减税效应的正常发挥。
（4）近几年来，我国税收的超常规增长，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促成的。其中一半是跟当年的 GDP增长直接相关的。此外还有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进出口增加促进进出口税收增长迅速、证券市场活跃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加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因素和其他特殊因素。
（5）大规模减税不利于中国“十五”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因为大规模减税必将直接影响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不利于提高国家对宏观经济面的调控，更不利于“十五”期间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逐步实施，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缺乏财力支撑。
二、减税肯定派认为中国目前当行减税的依据
（一）中国目前减税的必要性分析
1.从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 GDP的比重来反映）水平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有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GDP）、中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和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三种。在这三个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是真正反映企业和居民负担水平的指标。而中、小口径指标则更能说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财政真正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在分析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时，应将这三种不同口径的指标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2000 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 14.1%，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15.0%。但我国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并不轻，据学者估计，2000年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达25.1%。而考虑到对预算外、体制外收入测算的保守性，这个税负水平应该是实际税费负担水平的下限，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指标早已超过了 30%（米建国，1996），从而远高于发展中国家16%~20%的水平。
2.中国目前的微观税负特别是企业的税费负担过重，尤其是非税负担过重，而且企业税负结构不平衡。首先，我国企业微观税负偏重反映在我国税制结构和主体税种的设置方面。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以企业为主要征收对象，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所设计的税收负担不轻。比如增值税法定税率虽为17%，但若换算为国外可比的消费型增值税口径，即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实际税率达到 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左右的水平。再如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法定税率为33%，而加拿大为28%（2004 年将降到21%），德国为25%，美国实行15%、18%、25%和 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税率同我国相同，但由于其他税前扣除项目多，而且是超额累进，故实际税负也比我国低得多。倘若再考虑我国企业经济效益和剩余产品价值率均比西方国家低等因素，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则显得更重。其次，企业的税费总负担偏重，尤其是非税负担过重。据对四川省 10 户企业税收负担的调查表明，1993 年以来，企业税收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而非税负担更加沉重（见表 7.4）。据青海省国税局的一份调研报告，青海省工业企业平均总体税负从 1996年的6.82%增长为1999年的8.84%，大型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从1996年的5.57%上升到1997年的 7.76%。另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省以上批准的行政事业性大小收费约有几千项，各种基金 600多种，每年税外收费在3 000亿元以上（赵建华，2000）。此外，我国各类企业的税负差别较大。一般说来，国有企业的税负要重于其他经济成分实体的税负，内陆地区企业的税负要重于沿海地区企业的税负，内资企业的税负要重于外资企业的税负，大型企业的税负要重于中小型企业的税负，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的税负要重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企业的税负。比如据青海省国税局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青海省 1999 年国有经济总体税负达10.05%，是私营经济3.46%税负水平的2.9倍，是港澳台投资经济1.85%税负水平的5.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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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几年来我国税收的超常规增长的紧缩效应不容忽视（脱离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从理论上讲，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应该低于 GDP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而从1997年~2001 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增长都超过了 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 1，最高的竟达到了 3.37（1999年），换言之，1999年我国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3.37倍。显然，近年来，我国税收处于超常增长的状态。据最新统计表明，2002年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17 004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占GDP16.7%，增收1 832亿元，比1997年的8 225 亿元翻了一番多。但过分的、长期的“超常增长”势头，势必将损害经济增长的本身。因为，政府的收入太多，就会减少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从而大大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投资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进而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不断，但民间投资却一直启而不动就是明证。
4.国际经济形势要求我国进行减税。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加速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及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压力，在世界范围内，凡是进行税制改革的国家都把减税作为了一个原则和方向，各国纷纷推出减税计划和方案，调低所得税税率（或税负），从而形成了新一轮世界性的减税趋势和潮流。据报道，2000年以来实施减税政策的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俄罗斯、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希腊、捷克、阿尔巴尼亚、波兰、爱尔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目前，这一减税浪潮，势不可挡。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及入世的挑战要求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税收政策特别是减税措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应对国际挑战。
此外，减税还有利于刺激内需，启动民间投资，改善投资氛围等功能（效应）。
（二）中国目前减税的可能性分析
1.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减税通常是指降低法定（即名义）税率。而税收的多少除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外，还受税基的宽窄、征管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从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的经验看，由于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其结果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因此，税率虽然降低了，但税基却在不断扩大，故可以减少减税造成的损失。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
2.减税造成的暂时性财政收入的缺口，可以由有限度地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对于减税引起的暂时性的政府收入的减少可以部分地通过有限度地发行国债来进行补充。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以此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虽然不具有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它将带来投资消费增长效应，这将更直接地启动社会民间需求。
3.减持国有股。通过国有股减持，政府既可以得到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农业等急需重点发展的支出，又可以减少对国有经济的投入，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的投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4.目前是减税的最佳时机。主要表现在：（1）1994 年税改时遗留的期初存贷税款抵扣、外商投资企业超过原税负返还税款和大部分过渡性减免税优惠陆续到期，这几项可使财政增加一部分财力；（2）近几年来税收的超常规增长，使财政有能力抽出一部分用来支持税制改革；（3）当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财政支出仍具很大潜力；（4）加强税收征管，控制减免，增加财政收入的空间仍很大等。
此外，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也可以节省一部分财政资金，以有利于政府的减税操作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顺利进行。
三、结构性减税的对策取向
（一）中国目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客观必然性
对于减税与否的各种意见不能轻易做出谁是谁非的结论，毕竟税收负担问题是经济界、企业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作者的观点是，我国目前虽不具备大规模全面减税的条件，但实行结构性减税却势在必行。而且这也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
1.税收的经济性原则要求进行结构性减税。税收的经济性原则要求税负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目前的税负结构缘于1994年通货膨胀形势下税制改革所确定的税制结构，它对于遏制通货膨胀，实现我国经济的“软着陆”曾发挥过积极重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由 1994 年的通货膨胀局面转变为通货紧缩形势，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已由经济短缺运行转变为经济过剩运行状态。为适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我国目前税收实际征管水平的提高要求进行结构性减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税基、税率和实际征收率均会影响实际税负水平。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大到一个国家的整体税制设计，小到整体税制中某一单个税种的税制安排，总是以取得既定规模的税收收入为基本着眼点的。由于现实生活中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永远不会达到100%，从而使实际征收率与应收率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因此，在设计税制时，无论是税基的选择，还是税率的安排，都是“宽打窄用”———将实际征收率的因素考虑在内。因此，现实中的诚实纳税主体相对税负较重。而鉴于 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征管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据统计，2001年我国因加强税收征管而增加的税收达 400 亿元，占税收总额的 20%~25%。因此，中国的税负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3.税收杠杆功能的发挥也要求进行结构性减税。由于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模式，因此，税收杠杆的自动调节作用及单纯总量上的减税政策对促进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变化而相应地增减税负，就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政策的现实理性选择。
此外，对某些过高阻抑民间投资的税负必须下调，而对一些长期低税负或无税负、税收义务与其发展实力不相称的领域则必须适当提高税负，或开征新税种。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对现行的税费政策进行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调税措施。比如，提高部分出口货物的退税率，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所得税抵免，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减征符合环保标准小汽车的消费税，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此外，还清理取消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据报道，2001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向企业不合理收费33 456项，企业减少不合理收费 598 亿元。另据了解，到2001年底，全国已取消向乡镇企业不合理收费项目 29 227 项，涉及金额236.7亿元。
（二）中国目前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对策取向
在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了既不影响财政收入，确保政府宏观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不影响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的行使，必须侧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修正税收总量最大化偏好，确立适度征税的价值取向。税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条件。在目前征税工作存在追求税收总量最大化的理念取向及近年来我国税收呈超常规增长的态势的情况下，首先，在征税理念上，应重视修正税收总量最大化偏好，从而确立减税和适度征税的价值理念。税负总体水平和征税合理区间的确定，必须用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
2.适度减税与适度增税并举。我国目前虽不具备大规模减税的环境和条件，但也不是没有调节的空间。政府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在保持税收与经济发展同步，或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对税收做结构性调整，针对不同经济领域、不同经营环节的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地点），采取适度减税与适度增税并举，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在减税方面可以考虑：（1）把不利于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的、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允许将固定资产全部进项税额一次性扣除的“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购进的进项税金不予抵扣，这样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积累能力，影响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将增值税转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进行抵扣，实行彻底流畅的税金抵扣制度，这样，既有利于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加快资产重组和技术进步，也有利鼓励投资，扩大内需，扩大出口，从而增强我国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2）统一和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税率，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3）进一步降低总体税率，扩大税基，实现“低率广征、轻税重罚”。（4）进一步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市场的中小企业，或企业运用经营收入进行再投资及企业的研究与发展费用，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5）减免高技术产业税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次创业实行选择性投资抵免。（6）大幅度减免农业税。（7）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
从增税方面看，增税应是指对一些长期低税负或无税负、税收义务与其发展实力不相称的领域适当提高税率，或增开新税种，以增强支出能力。具体可考虑：（1）适当增加部分高消费服务业和娱乐业的税负，如提高高级美容美发、洗浴桑拿、高档影楼、高级酒店等的营业税税负：（2）适当提高烟、酒等商品的消费税税率；（3）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财产税；（4）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并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居民在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免去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即时消费能力等。
3.清费兴（立）税，减轻企业和个人的非税负担。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和收费是政府收入的两种基本来源。其中，税收不仅是政府凭借国家权力获得的强制性收入，也可看做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其作用的区间是在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中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那部分。而收费则是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中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价格，其作用区间也仅在这一部分。总的来看，西方国家税收收入一般占政府总收入的80%以上，非税收收入在发达国家一般占总收入的1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一般为 15%~20%。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税收“缺位”、收费“越位”、“费挤税”、“重费轻税”及“费大于税”问题相当严重。
为改革中国目前税、费不清及税收“缺位”、收费“越位”现象，必须实施清费兴（立）税战略，促进费与税的合理消长。在财政收入方式的选择上，依据国外税收和收费的发展情况，应当以公平、效率和简便为原则，宜税则税，宜费则费，扬长避短，从而让“税”与“费”各尽其责。具体应注意：（1）对那些具有税收性质或名为“费”实为“税”的政策性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并入相关税种或开征新税种，如将社会保障基金改为社会保障税；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等改为资源税；将那些污水排污费，绿化费等改为环境保护税；（2）对那些本来即属于收费范畴或名与实均为“费”的政府收费项目，则应按照收费的办法加以规范。如证照性收费可予以保留；经营性收费和已开放标准的事业性收费应与挂靠单位脱钩；而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收费项目应尽可能合并操作。（3）坚决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如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已有税收为基本保障，不应再收费；一些部门利用特殊地位和权利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应一律予以取缔等。
4.加强税收征管，严防偷税漏税，提高征税水平。由于受税收征管条件、手段、措施等方面的制约，我国税收流失比较严重。据有关方面调查，偷税漏税的覆盖面：国有、集体企业达50%，个体和私营企业达80%，合资企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实中我国税收流失的种种现象和行为有：偷税；逃税；漏税；骗税；抗税；欠税；避税；税收优惠和减免；征税人违规导致税收收入减少等。据有关专家保守的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税收流失额大约在1 000亿元左右，也有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的税收流失额在2 500亿~3 000亿元之间，如果把“费挤税”这类所谓的政策型税收流失也包括在内，每年税收流失的规模则至少在4 500亿~5 000亿元。因此，加强征管，增加税收收入的“弹性”很大。列宁曾经说过，所谓税收，就是国家向居民无偿地索取。纳税人拒不履行纳税义务，就应受到国家强有力的严厉惩处。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治税理念及税收征管中，应克服偏软偏松的现象，树立“严管重罚”理念，加强征管，堵塞漏洞，从而弥补减税后导致的一部分财政收入缺口，使结构性减税更具可操作性。
此外，要想让企业“减负”，首先必须做到政府“减负”。因此，重视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是中国目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