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确把握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有效供给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运行规律，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何谓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如何形成？有效供给的经济运行地位如何等一系列关于有效供给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及其生成机理
一、有效供给名称的由来
在人类经济学说史上，“有效供给”名称的由来无从考证。但西方经济学者一般把供给等同于有效供给。据约翰·伊斯韦尔等学者的考证，尽管人类对包含了供给与需求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的经济著作，但在“供给与需求”范畴正式出现之前，人们一般都是用“买者的数量比例”或者用更为怪异的表述———“出售的数量比例”等类似的范畴来表达“供给与需求”的内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供给”范畴的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经过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萨伊、桑顿、詹姆斯·穆勒，直到大卫·李嘉图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将“供给与需求”作为一章的标题，供给与需求范畴才开始受到人们真正的关注。
二、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
（一）理论界的已有定义及其不足
1.西方学者的定义。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效供给”（effective supply）的内涵一般指在商品与劳务市场上，厂商以一定的市场价格为条件，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有效”的核心内涵则是指卖方以市场价格为转移的意愿与能力。比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十四版）一书中将供给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各行业愿意生产和出售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中将供给定义为在某一价格下，个人或厂商愿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市场供给则是指在供给价格（或工资）下，各个厂商（所有家庭）愿意提供的总数量（劳动总量）。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亦将供给定义为厂商出售商品或劳务的能力与意愿。
此外，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供给进行了定义。比如，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总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家才能）供给的总和，它可以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工资、利润、利息来表示。从经济资源的角度看，总供给是指经济社会的基本资源用于生产的可能有的产量。而从生产能力的利用角度看，总供给则是指在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和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可能实现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
概括起来，西方学者从产品或劳务供给、要素供给、能力供给三个角度，从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两个条件出发，对有效供给进行了定义。
2.国内学者的定义。国内学者在对有效供给的定义界定上也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1）有效供给的实质内涵是指经济发展中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持续扩张以及与收益递增趋势并存的供给机制，它是一个动态的、广义性的、多层次的范畴（华桂宏，2000）。（2）有效供给是指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恰当满足的供给（张耀辉，2000）。（3）有效供给是指在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和一定经济体制中，生产力合成的实际能力（马庆泉，1989）。类似的观点还有周建明的供给效率论，即有效供给是指供给是不是有效率，生产要素所利用的结果，产出是达到还是小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周建明，1992）。（4）有效供给是指经济增长的幅度既要保证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又要保证商品为当时的市场全部容纳。它是生产条件与市场条件的统一，它既取决于生产有效，又决定于市场有效（张建，1999）。（5）有效供给是指由各个微观主体生产和提供的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各类购买者需求的总供给和供给结构，它包括产品总量、类别结构、各类产品的数量（刘诗白，2001）。有的学者主张有效供给还应包括供给效率（张中华，1998）。（6）有效供给是指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相等时的总供给，就是消费者有实现能力的需求获得最大满足时的总供给（王世勤，2001）。
3.理论界对有效供给已有定义的不足之处。纵观国内外理论对有效供给的种种定义，可以发现，其大都是从某一侧面，如生产者角度、消费者角度、内部结构、外部条件、微观、宏观等角度，对有效供给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其中虽然都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但却都是片面的，不能对有效供给概念做出一个科学的、辩证的、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界定。概括起来，国内外理论界关于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存在以下诸多局限性：（1）大多未反映出资源配置的效率，换言之，依据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已有定义，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或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2）大多数定义是从生产者角度来定义、说明供给，而未考虑需求因素，未考察市场的有效性，实也非真正的有效供给；（3）未考虑到供给的可持续性，即未考虑供给中的环境可承载能力的限制；（4）未考虑到供给还受政府的政策法规的限制，从而未能严格区分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供给、无效供给与非法供给之间的区别，因此，有效供给的产品除其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均要符合市场需求外，还应该符合政府的政策法律规定等限制。
（二）有效供给概念的新界定
笔者认为，我们在定义有效供给这一概念时，一定应以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理论界对有效供给的已有定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有效供给定义为：所谓“有效供给”，就是指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恰当满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能够得以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法规能够得到很好贯彻的包括产品与劳务供给、要素供给及供给效率在内的三位一体式全方位互动的可持续型供给。
我们在对有效供给的概念进行界定时，还应重视对“无效供给”与假冒伪劣进行科学界定。
所谓“无效供给”，是指抑制需求并与之相背的效用很低或无效用的供给。它具体又可区分为两类：一类为超过有效需求的过剩供给；一类是不符合有效需求的不良供给。它与有效供给、供给的相互关系。
而“假冒伪劣”的基本含义有二：一为假，二为劣，其共同的特点是不真。“假冒伪劣商品”就是指不真或质量低劣的商品。“假冒伪劣现象”则是指制造不真或质量低劣的商品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三、有效供给的生成机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需要条件的，任何问题的解决也往往在条件成熟之时。通过对上述有效供给概念的本质规定性的分析，不难看出，有效供给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尊奉消费者为上帝的供给理念。即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供给方都要真正牢固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市场供给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它是有效供给生成的前提条件。
（2）要素供给的保证，即生产条件的有效性。有效供给的生成首先应有生产要素供给（量）的保证，而不应受要素供给（量）的制约。为此，生产要素供给的总量、质量与结构必须适应有效供给所需生产条件的需要。要素供给主要包括物资资源投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水平、生产组织的管理水平及体制、制度因素等等。满足该条件的供给是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待的供给，它没有联系到需求，是从企业生产的角度对生产结果提出的需求，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有效供给的生成条件。
（3）供给主动。一方面供给的品种、质量与类别结构必须与现实的市场需求相适应，即供给是考虑了需求、让需求可以接受的供给；另一方面，供给还须不断创新，既包括已有产品的更新换代，又包括不断开发从无到有的新产品，从而使供给不仅能够适应需求，而且还能够创造需求和拉动需求。
（4）供给的数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价格能够被消费者所接受，从而保证供给为当时市场所容纳。这样，一方面，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能获得最大满足；另一方面，供给者在均衡物价水平上可以使供给全部售出，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为此，同类产品的价值量必须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并由此价值量或经过竞争形成的生产价格决定市场价格。各部门提供的产品总量必须符合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一句话，有效供给必须是使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恰当满足的供给。
（5）供给效率的保证。有效供给不仅包括产品或劳务供给的有效性，而且包括供给效率的有效性即供给的高效率。为此，在有效供给的生成过程中，应重视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优化供给要素的组合；改进供给要素的配置；发挥供给要素的潜能等等。
（6）走可持续型供给之路。即有效供给的生成，必须以保护自然为基础，适应或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从而超越资源与环保约束。因为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性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一句话，只有可持续型供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有效供给。
此外，有效供给的生成还受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
最后值得注意的，以上有效供给的形成条件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且只有同时满足，有效供给才能形成。
第二节 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规律
纵观人类经济思想史，“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即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的争论一直是经济理论史中的一条主线或争论焦点。倘若从纯逻辑的角度看，或从长期动态分析的角度看，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的争论无异于玩文字游戏，或者说是在讨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从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角度给予供给与需求以现实规定性时，以上问题的讨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以上争议的不同回答既影响着对经济运行的判断，也影响着宏观经济调控的确定。作者赞同供给创造需求，但其前提是：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一句话，作者的观点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规律。
一、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基础
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即供给决定论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最早由配第提出，此后，依次得到坎梯隆、杜尔阁、斯密、李嘉图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尤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构建的，它既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供给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两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其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具体劳动一方面生产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转移旧价值，即将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商品价值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即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则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 劳动本身的量由劳动时间来计量，为此，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的个人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的。不言而喻，劳动价值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研究价值，强调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强调生产，强调供给的理论，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承认供给决定论。
这里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一是斯密在说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时，还混杂着“三种收入决定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它一方面说明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不彻底性或相互矛盾性，另一方面也是由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重性）决定的。二是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与供给决定论的悖论或例外。从表象上看，一方面萨伊定律将供给决定论强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萨伊的价值论又是效用价值论，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悖论。但倘若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似乎并不矛盾。即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不同于其他西方学者的效用价值论，他并没有明确强调主观效用。萨伊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而“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 而效用或价值的创造不仅有劳动，还有资本（生产工具）和自然（土地）。萨伊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只承认生产的自然方面，而抛开或忽视生产的社会方面，从而将价值与使用价值即效用混为一谈，将创造价值的要素同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混淆在一起。换言之，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的实质是使用价值论。
与劳动价值论、供给决定论相对应的是主观效用价值论、需求决定论。主观效用价值论不同于劳动价值论，它不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来分析价值是如何决定的，而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价值决定的问题；它不是采取客观的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是从主观的心理因素来解释包括价值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认为人的欲望及其变动规律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显然，主观效用价值论是一种强调消费，强调需求的理论。承认主观效用价值论，就必然承认需求决定论。主观效用价值论是需求决定论的理论基础。
二、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依据
概括起来，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或者说供给决定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决定消费
“生产决定消费”是马克思有效供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详见第二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一科学论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它强调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尽管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但我们只能说消费（需求）一般只是对生产（供给）构成影响，哪怕这种影响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由此可见，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是这种互动关系并不是对称的。其中，生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才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
（二）供给衍生需求
所谓供给衍生需求，是指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创造、诱发、引导及拓展机制。
首先，供给是需求的物质基础。没有可供消费的物品，就谈不上消费本身，因此，供给是“起点”，这是一个“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其次，构成消费需求的购买欲望因素是由供给决定、引起或者说创造的。换言之，供给将潜在需求显化，形成现实的需求。从理论上讲，构成消费需求的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购买能力，一个是购买欲望。在购买欲望一定的前提下，能否激起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关键是看供给者能否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即在市场上“做得正确”。而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识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体现的是欲望和情绪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和情绪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式，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的最基本需求的临界线一旦被突破，或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人们的需求就日益变得盲目和不知所措，人们的消费支出就越来越没有确定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就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只有供给才能对需求形成启示，才能接受需求的引导使需求具体化，从而为潜在需求现实化开辟出道路。
再次，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本来就是一种“派生性需求”，是一种为了向市场供给产品与劳务而派生的、被动的需求。一国有效（产品）供给的一定规模与水平决定了该国的要素需求数量与结构，同时，要素需求能否满足，还主要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
此外，产业结构的变迁也隐含着供给对需求的衍生机制。比如，根据罗斯托的分析，产业结构的变迁就是主导产业的成长与更迭。主导产业的出现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三种影响：主导产业对某些供给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影响———回顾影响；主导产业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出现的诱导作用———前瞻影响；主导产业对所在地区的影响———旁侧影响。可以发现，不论何种影响，都表明了主导产业的存在使其有效产品供给或其实现供给的努力过程对市场需求存在着强烈的诱导与创新作用。
（三）供给为需求提供收入支持
经济学研究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需求是收入的支出，而且是以收入为基础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最终都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一年的国民收入，实质上就是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即供给。可以说，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首先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然后才有产出；有出售这一产品的投入，才有购买其他产品的需求。从根本上讲，没有供给也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无法实现需求。一句话，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需求的量是由供给的量决定的，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学定理。
（四）“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在其作为供给学派的经典之作《财富与贫困》一书中，对供给创造需求作了独到的解释。吉尔德认为，资本主义是从给予开始的，此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里的给予，当然不是出于资本家的仁慈。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吉尔德的意思是说，在以商品交换为特征之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要“给予”消费者以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目的。这种给予，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你给予别人，也就会得到别人的给予，供应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生产是一切需求的源泉，当可供销售的产品的供应下降时，华而不实的就业契约的价值和公共部门不太可靠的年金的价值也将下降。” 总之，吉尔德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一俗语所寓示的简单“真理”，是所有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相反，忽视供给，或者“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
（五）需求依赖供给
1.需求对供给的“依赖性效应（果）”（dependenc e effect）。加尔布雷思在描述当今“丰裕社会”时，提出并分析了需求对于供给的“依赖性效应（果）”，即社会越来越富裕，需要也由需要所赖以满足的那个过程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或者，生产者可以通过广告加推销手段，继续积极地创造需要，需要因而开始依赖于产出。因此，生产者（无论是巨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要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的作用，投资决策在决定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和基本类型方面是关键性的因素。由此可见，加尔布雷思正确地揭示了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需求对供给所产生的“依赖性效应（果）”。但是，他将这一效应推至极端，从而完全否认需求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又是错误的。
2.需求对供给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据考证，“路径依赖”问题最早由保罗·大卫在 1985年提出，而 W·巴兰·阿瑟则对其内在性质最先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认为技术创新存在四种自我增强机制，即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这些自我增强机制将带来外部经济收益，使供给效率提高，同时，它们也使得新技术供给不断地增强其对新技术需求的支配性，换言之，广泛的技术需要对既有的新技术供给存在依赖性。而道格拉斯·C·诺思则沿着既有的“路径”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引入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他认为，在制度供给与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特别是“在存在收益递增时，制度是重要的，它确立了经济的长期路线。”
（其中，“长期路线”具有与“有效”一词同等的含义。）此外，诺思还指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今天对制度的需求依赖于昨天对制度供给的创新，而明天对制度的一般需求又将会沿着今天所形成的现实制度供给及其框架所开辟的路径持续下去。
（六）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实质上与供给决定论分流合一
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虽然批判并否定了萨伊定律，肯定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但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手段与途径上，凯恩斯除主张降低利率，实行通胀政策及鼓励消费，甚至主张浪费等办法拉动需求外，在扩大需求的根本途径上却与供给决定论殊途同归，即都主张以发展供给来解决供需矛盾。只不过说法和角度不同。凯恩斯称发展供给为增加投资，称激励生产为扩大生产需求，称供给创造需求为投资可以扩大就业。这正如凯恩斯所说的，“就实际政策而论，我和这些学派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不免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现在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对于社会还有许多好处。就理论而论，他们可批评之处乃在于他们忽视：增加产量之道不止一个，而有两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放开目光，把别种办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此决定。？？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之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事实上，有效需求不足看起来是需求的问题，但若不刺激新一轮生产的复苏，增加投资，有效需求也不可能真正被拉动。从而使需求问题的解决又不能不涉及到或转化为对供给的刺激和调整。
笔者认为，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与供给决定论之所以会出现思路相左，但手段共用，即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上与供给决定论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症结或根本原因在于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投资具有需求效应，投资需求不仅包括对投资品的需求，而且也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还具有供给效应，投资创造供给，可以增加未来时期的国民收入。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规模及效率对社会总供给能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符合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产出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因而投资作为增加供给的手段，又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投资的双重效应成了沟通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的“桥梁”。
（七）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重视增加有效供给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是缓解这一矛盾的中心措施。这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并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尤其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尤应重视增加有效供给。
（八）其他说明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角度看，人总是倾向于更多的物质消费，人决不会有了钱却不去消费，因而惟一制约消费的就是收入，而在市场经济中收入来自要素市场对要素的供给，因此归根到底消费是供给的一部分；从微观层次看，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秘诀就在于它创造了新市场（需求），而不是仅仅单纯满足市场需要；从宏观层次看，伴随经济的全球化，一国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其供给能力（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而非主要取决于世界市场规模，换言之，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国际内涵”；从经济政策角度看，强调需求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对短期总量平衡具有独到的功效，但不可能根本改变经济的趋势，因而只是一种治标之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管理政策时效更长、影响力更大，是一种治本之策等等。
三、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实践依据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无论生活在何种历史条件和无论生活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供给理论与供给政策，就能促进和推动经济长足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句话，供给兴则百业兴，供给兴则国家兴。里根的经济实验与美国的第二、三次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经济曾出现三次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扩张阶段，即三次非常长的繁荣期。（1）20 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1961年2月~1969年11月），共105个月；（2）20世纪80 年代的经济繁荣（1982年11月~1990年9月），共95个月；（3）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1991 年 3 月~2001 年 3 月），共120个月，整整十年之久。其中，第二次、第三次经济繁荣都与供给学派在美国的运用即里根的经济实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首先，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是里根的经济实验的产物。面对“滞胀”及凯恩斯主义的失灵，1981 年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并制定、实施了一个以供给学派减税主张为核心的“经济复兴计划”（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里根经济学”）。具体包括四个基本方面：（1）减税，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减免企业税；（2）削减预算支出（主要是社会计划支出）；（3）撤消、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规章；（4）控制货币供给量 等。实践证明，里根的经济实验的主要措施是比较成功的。正如当时的美国报刊所报道的：“求助供给经济学来摆脱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困境已经变得时髦起来了。”资料表明，1981年里根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1964年规定的77%降至50%，最低税率则降至11%左右。1986年，按照新的税制改革规定，个人所得税由以前的11%~50%的 14个级次简化为15%和28%的两个级次。减税计划，仅1983年~1985年，美国企业和个人就从减税中得益3 500亿美元。这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投资，刺激了经济发展，从而促成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其次，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与80年代里根的供给经济学实验密不可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正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美国经济学者甚至认为是里根栽树，克林顿乘凉。“克林顿得感谢里根，而里根要感谢供给学派和曼德尔”。里根及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都信奉供给学派，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技术、结构、体制的优化调整，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带来了美国二战后的第三次经济繁荣。反之，倘若忽视供给对需求的创造作用，则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比如，供给学派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不稳定性导致的，相反地，而是当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促进了经济下降并阻碍了复苏。这些行动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惩罚性的抬高税率；货币供给量大幅度缩减；以及诸如故意地销毁农产品等反供给措施。
此外，供给学派还对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滞胀”的成因和解决方法也给予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供给学派认为，由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致使供给相对萎缩，使供给水平由 S0 下降到 S1，在新的均衡中，P1&；；gt；P0，价格上涨，表示通货膨胀；Q1&；；lt；Q0，产量减少，表示经济的停滞和失业的增加。为此，供给学派认为，“滞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朝同一方向变动是由于供给不足，供给水平下降而造成的。而要解决滞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要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当S1 移至S2 时，就可以既增加产量以增加就业，又降低物价而降低了通货膨胀。显然，供给学派的以上解释是具有说服力的。
中国54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4年来的供给变迁也充分验证了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客观必然性。（详见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