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活着，并不以自己无能为耻。乾隆帝认为做人有三耻，即以不务本计、不守本分、全不知悔为耻，可见找不到自我的人，不常反醒自我的人都是可耻的。
没有一支封建的军队，任何封建专制力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旗人，尤其是满洲八旗，是清朝赖以支撑其封建统治的基础力量。然而，历史任务完成之后，这支满洲的队伍衰竭了，遇到了危及生存的吃饭问题。
八旗兵和满洲贵族是清政权的支柱。康熙中期之后，在和平环境中，八旗人口迅速增加。八旗满洲男丁，顺治五年（1648年）为55330丁，康熙六十年（1721年）为154117丁，增加2倍。乾隆年间，八旗人口增加更多。时人魏源说：“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乾隆十年（1745年）仅北京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与此同时，八旗官兵也逐渐丧失原有的尚武精神，日趋腐化。他们谋生无术，奢侈却花样翻新。如清朝规定，士兵不得穿缎靴，有人就用缎作靴里，制成“宁绸靴”。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曾训斥旗人的懒与侈：
“八旗为国家根本……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且生齿日繁，不务本计，但知坐耗财术，罔思节俭。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及至干犯法纪，身罹罪戾，又复贻累亲戚，波及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旗人之贫乏，率由于此”。
旗人谋生路窄。在京旗人，除当兵之外，就是担任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衙门的笔帖式，即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的低级官员。“外省旗人除披甲当差外，无路上进”。不管笔帖式还是当兵，名额都有限，不少人因而游手好闲，生计困难。从康熙朝以来，清廷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采取多种办法。乾隆即位以来，对此问题同样不敢掉以轻心，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清朝入关后，八旗兵丁及子弟大都随着入关居住在北京城里，然而旗人本是过游牧生活的，京城里没有土地牧场，所以只有当兵这一种职业可选择，依靠兵丁俸饷作为惟一来源维持生活。但随着人口不断滋生，兵额又固定不变，愈来愈多的旗人已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境地，连街头的小吃都吃不起。到乾隆执政时期，八旗兵生计问题已到了不容再拖、不可不解决的地步。于是，乾隆帝采取了“改善八旗，令其自生”这一才智。八旗兵生计困难从康熙时已开始出现，当时很多八旗兵丁将旗地偷卖给汉民，以求生计，而一旦没有了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几百万旗人坐困在北京，身为旗人的清朝皇帝无法不深为忧心。旗人生活的窘困，又会直接影响到清朝军队的支柱八旗兵的素质，没有强大的八旗军队，得不到八旗的倾心拥护，清朝的江山便不会稳固了。
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经常性地无偿赏给、贷给八旗子弟以银两和粮食，并多次豁免八旗子弟所贷银两，赐银和免欠银数量达到了一千多万两之多。然而，由于人口仍不断上升，加上部分旗人生活还奢侈腐化，生活上更加入不敷出。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帝也为解决八旗兵生计问题而时常焦虑，也曾大量赏银给八旗人员，并增加了“养育兵”制度，使无谋生之道的旗人可以有所给养，然而虽有收效，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养育兵的增多和老化，新的问题更迫切地体现出来。到了乾隆大帝执政时，八旗兵生计仍在困顿之中。乾隆皇帝深知其祖父以八旗为国家根本的重要性，所以，在他刚登基之初就下谕改善八旗生计。
乾隆元年，为使旗人“家给人足”，乾隆皇帝下令宽免旗人亏空的钱食，赐还部分旗人官员因罪被革去的世职。乾隆皇帝此外还接受臣子的建议，借给八旗兵银饷，帮助他们买地谋生。但令人叹息的是这些贷款往往都是有去无回，因为八旗子弟花费不知节省，根本无力偿还，乾隆皇帝心里再有气，再怒其不争，也往往只能加恩免去这些债，而一时别无良策。
为使八旗人有地可耕，乾隆大帝又拨出大量银两帮助赎回被八旗子弟典卖的田地数千万亩，到了乾隆中期又拨银赎回田地近一万五千顷，给八旗穷苦之人作为“恒产”。
在挽救八旗兵生计的政策中，乾隆大帝效仿其父雍正帝，大批增加旗人“养育兵”名额。乾隆皇帝认为旗人兵丁扩招，则无产业的穷苦旗人就会减少很多。于是，乾隆三年，乾隆大帝下令增加八旗兵丁中的马甲、护军等和养育兵的名额，最后共增加兵额一万五千多人，每年增加的军饷就有四十多万两白银。后来，又曾增加养育兵名额一万多人。
这项措施，几乎改善了一多半在京旗人的生活。
由于在京旗人只有当兵才可谋生，而且在兵额增多的情况下，仍有不小的一部分旗人生活仍得不到维持，所以，乾隆皇帝从乾隆五年就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剩下的这部分旗人的生计问题。当时，大臣舒赫德奏请封禁东北龙兴之地，不准汉人移居搏北垦荒，以便把这些肥沃的土地留给旗人耕种，以保证当地旗人的生计。乾隆皇帝认为这一奏请有利于旗人，于是马上批准了这个奏疏。
到了乾隆六年，乾隆大帝又开始筹划在京旗人迁到东北耕种田地。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乾隆大帝派大学士查郎阿等人到东北考察，寻找适合旗人耕种的地点。在找到地点之后，乾隆帝鉴于旗人不会耕作技术的缘故，又派人先在那里垦熟了一部分土地，并由国家出钱在那里盖好房屋，为旗人迁移做了非常周到的准备工作。
从乾隆九年开始，在京旗人便逐渐向东北转移。到了乾隆十九年，迁往那里的旗人已经生计渐裕。有了成功经验的鼓舞，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在乾隆大帝的支持下，又迁往东北二千余户旗人。
为减轻八旗人口压力，乾隆皇帝在乾隆七年宣布了允许汉军出旗为民的决定。本来，在入关以前清朝八旗军队就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之分，由于在京满旗人口日众，还不能做其他的职业选择，而汉军八旗本就是汉人，谋生手段比满人要多得多。所以乾隆皇帝就作出了减少各省汉军旗人的名额，让他们出旗为民。同时把在京的满旗人派出驻扎各省，以使在京旗人的生计有所缓和的决定。
解决满旗人生计，表面上来看是为了维护满旗人利益，然而，乾隆大帝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力气、花去如此多的银两来赡养满旗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力笼络收买满洲旗人，以赖此延续和支撑自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