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在政治上，也能高瞻远瞩。
明成祖对那些与他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朱元璋的态度。他对功臣们说：“君臣之间不能善始善终，原因是互不信任。如果彼此不相信，就是父子也会闹翻的，何况君臣呢？”而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用人不疑。永乐年间，御史弹劾西宁侯宋晟越权，办事先斩后奏。明成祖对这位御史说：“任人不专能办成事情吗？况且一个大将远在边关，怎么能要求他事事都根据朝廷的旨谕呢！”随即颁下一道敕令，叫宋晟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一切事宜。
同时，明成祖也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开明君主，他主张奖惩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究，公私分明决不姑息养奸。有次一个有功的武臣犯罪，刑部官员因其有功于身便想网开一面，但明成祖却坚持将他依法定罪。
明成祖很讨厌阿谀奉承。一次贵州布政司上奏说，成祖的恩诏到达贵州时，山间有呼万岁之声，且回荡不散，说这是成祖皇恩浩荡，威名远播。大臣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来向明成祖祝贺。明成祖对他们说：“山谷之间产生回音这是常理，利用这来讨好我可不是贤臣所为啊！”那些大臣碰了一鼻子灰。
明成祖认为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实际经验总胜于纸上谈兵。因此，他经常派太子到各地去了解民风民情。一次，他的儿子朱高炽视察河南，看到百姓生活困苦，衣不蔽体，回来就把这事情禀告了他父皇。明成祖叫来户部大臣，训斥说：“河南民饥，有司不据实报告，竟然虚报丰收，如此欺罔！”下令处治了当地官吏，而且还通令各个衙门：“自今以后，凡民间水旱灾不上报者，一律治罪，决不宽容。”
明成祖还顾念“靖难”期间，黎民百姓遭战乱生活艰难，便下令减轻赋税，补查人口，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并且由政府发给种子、耕牛、农具。他叫地方官在每年农闲的时候，关心农业耕作，疏浚河渠，修筑圩岸陂塘，便利灌溉，捕捉蝗虫。遇有饥荒，及时赈济。
为了治理好天下，提倡让人民休养生息。一次通政司（管章奏的机构）的官员报告说，山西有人上报介休县（今山西介休）出五色石，做器皿极为好看。明成祖说：“这些年来打仗、灾荒，百姓够苦了，还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吗？要知道官府求一物，百姓要受多少害吗？”
一天，外国人送来一对玉碗，很是漂亮。明成祖担心自己收了这礼物，以后送礼之风会盛行，便吩咐退还给了来使。他身为一国之君，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常常以其母马皇后缝补旧衣穿的事情勉励自己，不要骄奢，要爱惜人民。
明成祖在位期间，除了早朝之外还有晚朝。他觉得早朝奏报的事情较多，没时间深入交谈，因此在百官奏事退朝后，他把六部尚书等近臣留下来，再商量一些事情。晚朝事情少，君臣之间可以深入讨论，畅所欲言。
明成祖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喜欢那些能够直言进谏的臣子。他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不仅要任人唯贤，还要用人有法，即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因此，他告诫吏部的官员，选人才时不能循私情，并且要注重人才的德行。他说：“君子为了国家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敢直言，不怕丢官丧命；小人为了个人不考虑国家，所以溜须拍马，只想升官发财！”
明成祖鼓励臣下敢说话，说真话，他不止一次地要求大臣指出他的过错。永乐初年，浙江义乌县教谕上表，陈说了几件地方上当办的事情，希望皇帝能“虚心纳言”。明成祖通令嘉奖了他，并把奏折拿给六部大臣们看，他说：“远在下面的官员都能心存国事，你们在我左右，更应该如此。”有一年，他叫吏部把州县考满（九年任满考核）到京的官吏，挑些能力强、知道爱护百姓的人留在各部办事，让他们上言如何治理州县的事。可是过了好久，都没有人进言。后来他感慨地对大臣说：“敢言之臣实在难得啊！所以魏徵的作风世不多见。假若臣子进谏时能够无所畏惧，天子纳谏时能够做到不愠不怒，还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吗？”接着又恳切地说：“我一个人的才智，管这么多的事情，怎能一一记忆不忘，怎能一一处理不误？拾遗补过，是你们的责任！以后我忘了的就提醒我。”
在明成祖励精图治之下，国家经济不断好转，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呈现安居乐业的状态。并且在1403年，集中了将近三千人修了一部两万二千多卷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大型类书把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各类言说，按字、句、篇名、书名分韵收录。其中有许多元代以前的珍贵文献。明成祖开“四夷馆”，选年少生员学习外文，开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又设置了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乌斯藏（今西藏）等都指挥使司，建置哈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等三百多个卫所。全国幅员广大，疆域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