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声的叫喊刺痛了我的耳膜，引起了我神经高度的紧张，仿佛是将我扔到多年都未开启过的地窖里，一氧化碳像潮水一般向我涌来，令我窒息；又仿佛是将我毫不留情地推到烧红的铁板之上，浑身被烫得发黑。意识以道德的名义以感觉的形式向我实施惩罚，把我的心掏出来，放在天平秤上测量良知的重量。
在悍妇式的医生粗暴地说出了狠话后，我选择了沉默。其实，我本可以有所为的，只要我据理力争，她们一定会让步。然而，我在患得患失间，选择了袖手旁观。直到我背着昏迷不醒的冯碧落出了这家黑医院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软弱给冯碧落带来不可抹杀的伤痕。她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胖胖的女医生施舍性地扔给我消炎药与止痛药，盛气凌人地像赶走两只狗一样赶走我们，说：“走走走！走得越远越好。”她很不耐烦地将我们打发出去后，轻轻地关上门。哐当一声，我听见锁落下的重重声音，觉得我与我背上的女子都是被世界遗弃的角色，就像路边的野草，墙边的野猫，无人关心，自生自灭。
直到后来，我回忆起发生在阴暗潮湿的雨里的这一幕时，我才回想到女医生话音中难以掩饰的害怕，她的声音在发颤，她的手臂在发抖，还有她关门时那一声轻微而放松的长吁。她心里在打鼓，她怕我们反抗，那可是一起不小的医疗事故呀！然而，等我想到要去为冯碧落讨回应得的赔偿时，一切都太晚了。我没有证据。我根本没办法证明那天在那家医院里，一个苦命的女子悲惨的遭遇。
即使是事情过去很久了的今天，我一听到有女生叫喊，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震颤，想到我一贯而来的怯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没有帮到冯碧落，反而领着她走进那个惨痛的境地，由着她像毫无知觉的东西一样被人屠宰。
我记得那天出去时，我腾不出手打伞。雨从高处的枝杈间连续不断地掉下来，在我们的身上碎成一片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