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投资调控实践，在调控时机把握、政策工具组合、调控力度和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及时预调，避免经济的全面过热
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加强经济走势的前瞻性研究，可以及时发现并遏制投资过热或投资需求不足的苗头，避免投资过快增长引发经济过热，或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过冷。
如2006年3月份的CPI仅为0.8%，有关部门考虑到部分金融指标（如M1）增长较快，“未雨绸缪”地对利率进行了适度上调。从其后的物价走势和经济运行情况看，这一预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2.针对地方政府行为失范，调控措施上“对症下药”
在履行事权责任的压力下和出于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在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办理用地、规划和环保手续等环节以及项目建设实施阶段（包括建成投产后的生产经营阶段），常常默许、纵容投资项目的违法、违规行为。地方政府在投资管理和相关行政许可中的不到位或不作为，降低了项目建设的应有成本，无形中抬高了投资收益，刺激投资的非正常增长，从而极易引发投资过热。在抑制投资过热的调控中，经济手段即使不受传导机制不完善的制约，也因触及不到地方政府投资管理不到位、无法到位的体制性根源，效力往往有限。有鉴于此，针对性的做法就是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依法治理违法违规项目、规范和限制土地供应、控制信贷规模、强化环保审批等，从而在源头上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动力。
当然，上述调控投资的做法，常常会被指责为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投资和经济运行，干扰企业投资决策。从长期看，这些行政性做法肯定会对市场发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没有人会认为，对地方政府在投资过热中的不规范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管理行为，中央政府可以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针对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失范，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约束，是必要的、合理的和合法的，非如此，过高的投资增速就无法降下来。
3.综合运用调控工具，注意政策间的协调配合
调控的综合性在最近一次抑制投资局部过热的调控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最近一次调控几乎动用了政府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的所有经济手段，特别是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法定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分批次调低部分投资过热行业出口退税率，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缓解能源、资源约束，优化出口结构，抑制这些行业投资盲目扩张。有关部门还结合我国转轨体制时期的特点，运用产业政策这一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同时还采取了项目清理、限制供地、信贷控制、环保流域限批等必要的行政性措施。
投资调控政策协调性的主要体现是，在最近一次投资调控中，产业政策与土地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效配合。尽管从长期看，政府将土地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值得探讨，但这种做法很容易控制新开工项目。同样，政府通过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实施产业政策，似乎与商业银行的改革趋势并不协调，但在微观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尚不十分规范的情况下，运用差别化的信贷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控部分行业投资，也确实起到了抑制投资的明显效果。
4.把握调控力度与节奏，注意调控的审慎性
调控的审慎性体现在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可以进行微调的特点，并优先选用力度较小、操作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如根据投资运行情况多次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和相关利率，充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来调节货币供求等。
审慎性也体现在对行政措施的力度把握和方式选择上。如在项目检查和清理中，对有问题的项目并不是一律要求停、缓建，而是从执法的角度要求项目的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等必须符合国家节能减排要求和相关标准，先由各地对照相关要求和标准自行提出对违规项目的处理意见，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后才对各地的自行处理意见作出评论，并作出进一步处理措施。
根据投资运行情况审慎地操作政策工具，可以避免政策力度过大、调控过度，使投资运行走向反面，人为加剧投资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