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告诫人们，机会稍纵即逝，一定要牢牢把握。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机遇的社会。但是，能否把握机遇往往成为一个团体或个人成败的关键。
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期，梁晓声曾经在团宣传股做报道员。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梁晓声并不甘于与身边的人一样的平淡生活，他开始试着写一些小文章寄到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这些文章虽然幼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但是它们的发表却使梁晓声深受鼓舞，而正是它们给梁晓声带来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机遇。
机遇到来之前，正是梁晓声人生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他失去了报道员的工作，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去抬大木。这种重体力劳动使梁晓声吃尽了苦头。极度的疲劳使他吃不下饭，浑身无力，有一次险些被压趴下。当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已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他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时，连长把他叫过去，说有一名复旦的老师要见见他，叫他立即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当时的梁晓声尚不知“复旦”为何物。
到了招待所才知道，来人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一位姓陈的老师。他热情地询问了梁晓声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最喜欢哪些……能有一位大学老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这使梁晓声很高兴。他谈了许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说了出来。陈老师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隔了三天，陈老师又把梁晓声找到招待所，对他说：“你的档案我已经寄到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梁晓声惊呆了。
原来，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一个分在了梁晓声所在的团，而另一个分在了一师一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时，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梁晓声的一篇小散文，觉得他很有文学天赋，便到宣传股，把梁晓声几年来发表的小诗、小散文、小小说统统找到，认真读了。然后他又亲自到招生办去交涉。就这样，梁晓声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连在了一起。
梁晓声回忆起这段经历，禁不住叹道：“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可是，当时兵团里的知青那么多，为什么幸运之神就降落到梁晓声的头上了呢？这得归功于他所做的积累和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兵团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梁晓声始终坚持写作，默默地锤炼自己。尽管他发表在《兵团战士报》的还都只是些不成熟的小文章，但正是这些小文章，使梁晓声佩戴上了复旦大学的校徽。
如果梁晓声不做这样的准备呢？如果他没有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那些小文章呢？那么也许这些机遇就不会光顾梁晓声了。
可见，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只有在有准备的人那里，机遇才成其为机遇。
当机遇出现了，就应该去把握，就像紧握手中的笔、桌上的茶杯一样抓住它。一旦它显得模糊不清、游离不定，让人不知所措时，就需要人主动地上前争取，最终把机遇掌握在自己手里。
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
站在北京站广场，梁晓声想起自己从哈尔滨到北大荒再到上海最后又到了北京的经历，就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梦。
初到北京的梁晓声并非一切顺心，他很快又遇到了工作分配问题上无法解决的麻烦。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一年，很多机关还没有恢复元气。他到文化部要求解决分配问题，人家回答说：“你来得太早了，分配办公室还没有成立呢！”
梁晓声在北京无亲无故，只好到火车站过夜。拖了好几天，梁晓声又到文化部去。负责人让他在几个文艺单位中挑选一个。梁晓声选中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
谁知，北影以职工定额超编为由，继续把他的分配问题悬置起来。到手的机遇一下子又模糊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等，梁晓声终于忍无可忍。他气冲冲地冲进北影，一脚踢开会议室的门，冲着正在开会的北影厂领导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
然后就是一番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即兴演说，特别强调他“曾经和‘四人帮’做过斗争”的光辉历史。
这一番演说颇有效果。北影的政治部主任拿着他的档案看了看，然后对党委书记说：“他确实是同‘四人帮’做过斗争……那就把他分到编辑部吧。”
党委书记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原来，当时开的正是敦促党委书记“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这位书记如此的没精打采，唯唯诺诺。梁晓声多少有些莽撞的举动正赶在鼓点儿上。这次批判会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不得不让人叹服命运的神奇。就这样，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弄得他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他成了北影的正式编辑。
梁晓声的例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看来，当机遇来到眼前，还带着那么一些不确定因素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先把它抓住，以防其转瞬即逝，或是事久生变。掌握机遇，还真需要一点儿勇气。
机会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不懂得把握机会，哪怕是已到手的东西，也会轻易地溜走。牢牢把握住机会，就是把握住了成功的方向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