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极为艰难的一年。金融海啸的扩散与深化重创了世界经济，各国的反危机措施迅速出击，世界经济触底后显示出缓慢复苏的迹象。金融危机的爆发昭示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上升，使人民币在危机之下越发显示出其稳定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为应对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中国因外贸依存度很高而深受其害。出口增幅下滑的内在压力和国际大宗商品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外部动力，导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增，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金融危机也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使主权财富基金这一新型的机构投资者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
1.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些学者从体制的层面探讨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吴晓求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251王永利认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为全球持有，但其发行量由美国独家掌握，这一方面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也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埋下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不断加大、金融投机盛行的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突破平衡点，必然造成美国经济金融剧烈波动，进而引发全球危机。252张明等人认为，次贷危机形成的根源包括：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就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持续的流动性过剩，监管缺位背景下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而美国基准利率的重新上升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降，最终触发了次贷危机。253彭兴韵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过分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经济体制。过去20年来，美国一方面不断降低利率，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和债务负担率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不断推进金融自由化，结果助长了金融机构的赌博性行为，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一些学者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卫兴华等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但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看，它并没有越超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没有脱离生产相对过剩这一根本原因。旨在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与扩大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和危机的爆发。255张宇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深刻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成灾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这场危机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和新矛盾，它包括了生产危机、金融危机、制度危机和全球性危机等所有的危机形态，集中体现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内在矛盾以及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256吴宣恭认为，被美国信贷消费模式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此次危机根本的深层次原因。美国试图以扩大信贷消费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加速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虽然被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暂时掩盖了，但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酵，泡沫终究会破灭，最终爆发了危机。257简新华等认为，此次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源依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虚拟化下表现出新的特点：危机实质的新特点是新型的生产过剩，即生产过剩已不仅是物质生产、实体经济的过剩，而且是虚拟经济、服务行业特别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行业的过剩；危机原因的新特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2.金融危机的影响
吴念鲁等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和全球金融业；削弱了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推动了新一轮的并购战和财富争夺战以及国际跨国公司的重新组合；造成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悲观预期。259张明等认为，金融危机从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方面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欧洲金融市场率先受到传染，进而冲击到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增速的下降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发展中国家，进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增速下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过去10余年来的国际收支格局将被迫进行调整。260王晓雷认为，金融危机通过对美国进口的抑制作用和对美国出口的刺激作用，改变美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收缩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将会受到削弱。
3.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朱民等认为，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大致可分为十类：降息；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严禁卖空；注资、国有化或接管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直接向实体企业提供融资；对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开展求助；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或提供贷款担保；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IMF向新兴经济体和中小型经济体实行援助。262何帆认为，主要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实施全面的金融救市方案；二是实施减税、扩大公共投资等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三是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通过购买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四是发展新能源和环境保护，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63吴念鲁等认为，随着世界各国加大救市力度，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的信心，有助减缓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但金融机构的信用萎缩状态并没有消除，经济体内在调整也尚未完成，这些措施难以阻挡经济衰退的趋势；一些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大部分停留在金融机构，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不会构成对商品的现实购买力，并会造成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264彭兴韵等认为，危机的救助过程实际上是市场不断退让、政府的作用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对过去30年来过分依赖自由市场竞争的校正过程，也是应对危机国际协调行动逐步加强的过程。265王松奇等认为，美国的反危机政策主要特点有：一是重在帮助金融业解决流动性问题，以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二是实施大范围的经济刺激计划，提振消费者信心；三是短期救急的同时也致力于长期意义的制度性改进；四是力图矫正美国的贪婪文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使用了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但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4.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吴念鲁等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限，但不能低估：直接造成持有美国相关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的损失和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受危机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变现其持有的各类资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导致外需明显减少，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下行压力。金融危机也给我国提供了较多的机遇：减缓了世界供求紧张状况，全球石油、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空间；加快了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的调整，有利于我国提前进行全球布局；可利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保持本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267简新华等认为，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五个挑战：出口增长下降，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减少；FDI的流入受到影响；风险债券投资和持有的美国等国外金融资产贬值亏损；加剧股价和房价下跌，使得预期收入减少和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五个机遇是：提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利时机；加大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能源价格下跌，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储备；有利于合理购买国外优良资产、引进国外人才；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268张宇认为，面对危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严峻的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危机的影响明显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增长方式粗放、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解决问题思路更加明确。26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从政策反应与复苏条件来看，中国具备走出危机的一些优势，但关键在于如何增强经济体的弹性，使政府投资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以及保证其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应全面地反思危机：一方面不能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误读“社会主义拯救华尔街”，否定市场的基本价值。我国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革来应对危机：一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二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三是放松行业管制，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四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着眼于中长期的科学发展。五是提高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成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项卫星等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发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金融动荡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本位制是否可持续，而美元本位制在短期内仍会持续，但在长期内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进而难以为继。271巴曙松等认为，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它既无法促进国际储备多元或者提供一个价值稳定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也不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自动调节机制，更不能保证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与历史上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更大的内在不稳定性。必须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完善。272李建军认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大洗牌正在各国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重构。273王元龙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汇率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些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程实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不可能是金本位和单极体系，而是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体系的演化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的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275巴曙松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的演变路径是：首先出现几个大国主权货币，每个大国主权货币周围会有几个小国货币与之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主权货币带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主权货币。现在的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把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276王元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操作措施主要有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目前仍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阶段目标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建立以美元为主，其他主要货币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277吴晓求认为，缺乏制衡力的单极货币体系，必然使风险内生于其中，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未来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是三元结构：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体系，也可能是四边结构：美元、人民币、欧元、日元所形成的四边货币体系。
3.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性
马荣华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及市场干预工具的过程，也就是人民币由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市场驱动实现的；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惯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会自动放弃其货币国际使用的各种收益。279王元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主要有：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280刘曙光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外部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占全球比重的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贸易结算制度安排和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及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由民间向官方、由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向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由部分国际化向完全国际化不断延伸和发展的渐进过程。首要目标是努力推进人民币亚洲区域化，依次实现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产品计价交易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带来多方面的收益，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风险。281柴青山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在5-10年内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人民币国际化会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易于波动；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还会衍生出必须承担平抑世界经济波动和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及其后果。从基础条件看，国际上实施本币国际化战略的国家人均GDP普遍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经济总量虽居全球第三，但人均还很低，贫富差距大；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和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也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风险控制水平无法与欧美金融机构相比；我国社会体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期望人民币走出国门后受到普遍欢迎，是不现实的。
4.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巴曙松等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重点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中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长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长远规划和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最终目标。283吴晓求认为，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通用或选择性货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货币，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完全可兑换、可交易的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做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良好预期以及经济社会文明、法制的水平。284王元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可从两个层次上用“三步走”来概括：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应把扩大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发挥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微观基础，扩展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赵燕等认为，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国内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薄弱，国内金融市场没有起到促进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286杨扬等认为，一方面FDI的进入挤出了国内的无效资本，导致了就业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面对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被迫做出反应，通过裁员来提高效率，增加了失业人员。287杨长志认为，FDI并没有降低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对外资企业挤出内资企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中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必将利用其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增加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促进我国整体出口竞争能力的提高。288陈继勇等认为，FDI带来的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由于我国FDI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均，即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部门，导致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当前，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整体效果不明显。289王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的出口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出口扩张不仅包括外资企业分支机构的出口增长，还包括由于外资企业分支机构存在的外部性效应所引致的本土企业的出口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力要大于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力，这表明外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
2.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张广胜等认为，应将外资合理地引进到第三产业，以提高就业率。应尽量避免外资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应加强外资投资的产业分布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互补和关联；我国引资政策应侧重于行业层面的引导，避免投资于生产能力闲置、竞争激烈的消费品工业；对国内竞争充分的行业取消外资优惠待遇，着力引进与国内产业结构互补和关联性强的外商投资。291赵燕等认为，我国的外资利用战略已经逐渐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从“重引进”转向“重吸收”。要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建立提供特别的融资支持。292陈继勇等认为，要继续提高引资质量并积极改善自身条件，充分利用FDI带来的国际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加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优化引资结构，使之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标相匹配；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更加有效地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293王博认为，在引导FDI流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应当重视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我国出口结构向高技术产品结构的迁移。同时，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利用FDI，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本土要素的比较优势，注意加强国内相应产业链及配套网络的建设，加快跨国公司技术向本地的转化，努力创造和切实实行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规则，做到对所有的投资者一视同仁。
3.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冯鹏程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一是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目前处于提速的拐点；二是绝对规模较小，与经济大国地位不符；三是投资流出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四是流出地区结构中发达国家比重较低。上述特点是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分不开的：我国仍处于直接投资入大于出的阶段；我国企业还处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总体低下的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高耗能高增长的阶段。295马光明认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重很小，对最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比例更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对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高比例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存在水分，尽管表面上直接投资金额很高，但相当部分的实际资金并没有运用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公司管理体制宽松，注册手续简便，对资本流动限制少，使得无数企业设法在以上地区投资成立公司，造成巨额直接投资假象，而实际生产性资本则转移至别处。另一方面，技术落后使得我国直接投资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296黄静波等认为：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并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297贺书锋等认为，政治因素是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大特色。中国政府虽然努力淡化干预经济的形象，但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政府的控制力仍然存在。这一方面可能增强外国对中国投资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却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东道国在投资博弈中的议价能力，降低企业海外投资成本和风险。
（四）贸易保护主义
1.新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
陈霖等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形式多样，领域广泛。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表现为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二是全球蔓延，手段隐蔽。保护主义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都有体现，各国政府都高调反对保护主义，但一些国家试图钻国际规则的空子，给保护措施披上“合法”外衣。保护主义升温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球市场萎缩促使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失业大增引发经济民族主义；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作用存在很大局限。299梅新育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是：主要贸易大国用以限制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工具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则较多地使用关税壁垒；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保护主义重心从限制外资转向限制内资对外投资；保护主义风潮向劳动力跨国流动领域蔓延。300薛荣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五大危害：经济全球化逆转，已经形成的金融体系、全球性分工体系、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链条断裂；冲击全球贸易，引发贸易战，使世界性的贸易摩擦增多；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将使发展中国家受到重创，又反作用于发达国家；把整个世界拖向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孳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恶果。301刘伟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金融危机的出现更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及资本密集程度的差别，在经济衰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自身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大。
2.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李兵等认为，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频发的渊源深远。对华贸易失衡、能源利益冲突、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危机应对等经济方面的根源，说明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欧盟规制主义思想、民主政治人权差异、社会模式不同、共同决策机制和美国制衡因素等成为政治方面的根源，反映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根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303梁碧波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总体性质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期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变动并不符合实际，美国在其对华贸易政策中体现对其制造业的保护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304刘伟等认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一是要扩大短期内需，抵御世界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二是要要继续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并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经济支持等；三是要实施和加快进口替代，为我国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条件；四是要加快外向型产业的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五是要针对全球化对需求管理政策效果的削弱，可以考虑用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305梅新育认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和防范不应仅局限于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反对贸易保护的具体行动应当统一在我国全球战略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发展未必没有对我国有利的作用，只要这种有利作用存在，就要充分利用；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应着力对此进行调整。
（五）主权财富基金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蓬勃兴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截止2008年底，全球约有40个国家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达3.9万亿美元。
1.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与性质
学术界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谢平等认为，主权财富基金是由一国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以外汇储备和商品出口收入作为主要资金来源，主要面向海外投资，并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专门化的长期投资机构。307宋玉华等认为，主权财富基金与国有跨国公司一样，都是主权国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划拨国有资产而设立的、主要进行战略性投资、缺乏透明度的大型国有投资实体，是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和主要载体。主权财富基金的二重性质决定了它们运作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追求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其投资行为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取向。
2.主权财富基金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
谢平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全球化则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原因和作用主要是：跨期平滑国家收入，减少国家意外收入波动对经济和财政预算的影响；协助央行管理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冲销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跨代平滑国家财富，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预防社会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309宋玉华等认为，主权财富基金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使得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和某些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从而为主权财富基金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其中，稳定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以投资低风险的美国国债为主要目标，在维持美国双赤字和提高世界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投资范围涉及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众多国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之间的资金回流，从而对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做出了贡献。
谢平等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内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更加专业和合理地管理财政盈余和公共资金，起到了稳定财政和保障国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在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协调的情况下，为稳定汇率作出贡献。此外，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311罗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及所产生的收益可能会对一国的公共财政、货币机制、资产负债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影响，设计合理的主权财富基金将对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但如果管理不当，也会带来财政风险。
3.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2007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即中国投资公司。汪洋对中投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中投公司在2007年不仅没有减轻货币当局的流动性压力，反而使之雪上加霜；中投公司三分之二的资产投向国内金融机构，很可能导致“二次结汇”问题，并严重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313罗勇认为，应充分利用储备优势，实行积极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和国家中长期战略部署，主要措施有：根据多元化目标建立多元化结构的主权财富基金，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商业保值增值需求；确保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目标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加强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减少央企境外投资遇到的政治干预。314赵小平认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国际主权财富基金俱乐部的新成员，还缺乏投资经验，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当前国际投资环境：一是积极参与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规则的制定；二是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应通过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对话增进互信和了解，通过良好设计的公关活动树立良好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真正商业化运作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而减少在对外投资中的阻力；四是开展与国外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