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我国面临着保增长、调结构等诸多难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节能减排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学界在内外均衡、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宏观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
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并且往往成为宏观经济内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2005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之后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49个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2.01和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1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进一步导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罗长远等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二者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也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密切相关。
朱玲等借助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响，高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强化社会紧急救助，为农村进城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和创业，以及消除个人所得税中的累退性，对于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强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樊纲等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均指出，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是导致我国储蓄-投资长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长期的储蓄-投资失衡又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往往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陈享光认为，收入分配失衡不仅会造成经济内部失衡，而且会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消费率的下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而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值过低引起的劳动性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费增长，加之国内投资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资的竞争性挤压，结果造成国内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出口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在开放条件下，相对劳动力价值过低和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从而使本国极易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侵害。
张连城等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上的诸多观点，指出我国内外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外需和内需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以及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因此，短期政策安排应着力于积蓄复苏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购买力等，而中长期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应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二）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
随着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董直庆等利用互谱和CF滤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和决定因素，并且发现，短周期CPI波动源于食品类消费品供给变化而非流动性过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标；中长周期CPI和PPI呈现同步波动特征，且中长周期PPI波动由投资驱动，而CPI变动则源于货币供应量而非消费需求。
肖争艳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国际价格因素对国内价格影响存在滞后性，国际石油价格、国际粮食价格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的CPI产生影响，而国际工业原材料价格在中短期内都会对我国CPI产生显著影响。
陈彦斌等通过VAR和B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M0、M1、M2均对我国通货膨胀没有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不能单纯采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
杨继生考察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有短期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的典型特征，即同时存在着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对零售商品价格而言，理性预期的影响略强于适应性预期；对消费性服务价格而言，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要强于理性预期。通货膨胀率对于流动性过剩近似具有单位弹性，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确公布并切实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张鹏等则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为了稳定汇率，就要求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频繁地使用冲销工具。中央银行的冲销政策导致了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些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进入经济体系，并且通过乘数效应进行放大，从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增加超过了经济系统所需的货币数量，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
戴国强等运用ARDL模型对我国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但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差异较大，具体来说，房地产价格和汇率两个指标作用显著，股票作用则较弱。
杨子晖通过采用“有向无环图”等技术方法发现，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无论是在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还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的冲击均十分微小，也就是说，中国并非引致全球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物价传递中，中国既没有输出通货紧缩，也没有输出通货膨胀。
（三）宏观经济增长及其路径
结构转变是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因之一。干春晖等分析了我国1978-1992年、1992-2001年及2001-2007年三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并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他们发现：（1）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2）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3）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则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
吕冰洋等利用空间计量技术，对区域间经济效率提高的路径、源泉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效率的提高有三种方式：知识积累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带来的微观技术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环境改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场封锁等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结构改善、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大和以产品市场发育、非国有经济发展为代表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而投资过快增长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则会抑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场发育对经济效率提高的影响不显著。
郭庆旺等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说明，公共教育政策通过影响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和相对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产生影响。基于我国省份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显著。
刘飞等改进了巴罗具有扩大产品种类的技术扩散模型，将FDI国际R＆D溢出、加工贸易国际R＆D溢出、国内R＆D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运用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国内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较为显著性，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FDI和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外溢效应。
王定祥等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金融资本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其适度形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且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弹性，偏离适度的金融资本就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进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952年以来，外生金融深化和内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外生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林毅夫等认为，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非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边际影响，其促进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有关。具体来说，全球化水平存在一个界限，当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小于这个限度时，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反之，开放度的提高则会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
黄赜琳运用1978-2005年的经济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波动性、协动性、稳定性以及冲击的持久性特征，并总结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即在考察的21个经济指标中，除就业、城镇居民消费以外的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的波动性，投资、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与产出呈较强的正向协同变化，出口、政府消费、货币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强，就业、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较差，并且产出具有较强的冲击持久性，居民消费等经济变量具有比产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产业就业可能存在伪周期信息。
陈师等将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引入到一个具有内生资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劳动RBC模型，考察了这种技术变迁及其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一模型能够解释76%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并能较准确地解释包括就业在内的主要实际变量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也就是说，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影响。
王少平等运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趋势周期分解技术，将1992-2008年GDP总量的季度数据分解为确定性趋势、随机趋势与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GDP中存在稳健的确定性趋势，随机冲击效应在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我国经济共经历八轮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进入第九轮周期的下行期；（3）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波动产生的持久性效应为20%，瞬间效应高达80%。
瞿强在批判主流理论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基础上，借鉴奥地利周期理论对资本异质性和资源跨期配置的强调，并结合费雪-托宾的“债务-紧缩”理论，构建了一个附加信用的结构性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货币和信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扰动作用。
（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走势
裴平等选取2007-2008年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主要出口对象的出口总额与这些国家人均GDP、股市总市值、失业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这些国家人均GDP下降和失业率增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很大；（2）这些国家股市总市值的变化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小。这表明，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恶化，是我国出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失衡、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在各经济体相互锁定、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一国走出危机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和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他们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指出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高汇率弹性。
赵彦云等强调，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走出危机阴影的重要动力，他们结合我国自主创新的目标和过程，以及非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依据知识生产函数理论，编制了中国区域创新指数，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仍在持续发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陈雨露等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通过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并对开放进程进行适当把握，不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实现，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六）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2008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非线性效应的结论，即在1952-1982、1987-1990和1994-1995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1986和1991-1993年，特别是在1996-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强等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产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产出效应还是通货膨胀效应，我国财政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也就是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明显大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可从公众预期、政府政策实践和消费者信用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寻找原因，后者可从价格和工资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释。
刘凤良等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国目前阶段的最优宏观税负为16.47%的结论，这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因此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他们根据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通过核算行业TFP，提出为了促进长期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降低营业税上。
龚六堂等在一个具有内生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储蓄-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影响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基于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面板模型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度范围，或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
吕炜等认为，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面临着如何权衡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单纯的反周期调节可以拉动经济走出低迷，却无力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眼点不仅在于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次契机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长期内部失衡更需要财政政策着眼于整个改革过程和整个经济结构。
（七）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
周光友发现，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支付方式，而且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加大了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通过计量模型，他检验了电子货币与货币供给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电子货币模糊了各种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也改变了货币的供给结构，从而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范从来等结合1996-2008年的数据，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货币数量与外汇储备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外部冲击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来考察利率变动是否导致货币数量同向变动、货币数量是否是内生变量，从内部作用机制系统性地来判断货币政策是否丧失了自主性。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对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则性成分和相机抉择性成分进行分离的基础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术手段，发现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以相机抉择性成分为主。通过动态模拟，他们指出，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大大减少我国开放经济下真实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因此，开放经济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尽快向规则型转变。
钟伟等评价了近十几年来宏观货币理论的“新共识”在宏观框架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手段不应以短期利率为唯一工具，而应回归到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传统。
李稻葵等利用扩展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一个综合考虑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的货币政策模型，分析表明，市场情绪和货币政策两者的结合会影响资产价格，因此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并对冲市场情绪。在资产价格过分波动的情况下，以保持产出稳定为部分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起到对冲市场不理性情绪的作用。
欧阳志刚等以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其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而有显著的非线性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96%-3.32%，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52%-8.83%。因此，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时，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则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卢盛荣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双重非对称性，结果发现，货币政策不仅存在方向上的效应非对称性，而且存在区域间的效应非对称性。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于同一货币政策的反应弹性不同，具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对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东部地区对紧缩政策的反应弹性小于扩张政策的反应弹性。
陈璋等运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并且发现，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区域，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越大。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都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其中，区域金融结构对削弱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更具实际意义。
（八）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
韩玉军等在对“环境库兹涅兹假说”暗含的同质假设前提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对165个国家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高工业、高收入”国家出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趋势，“低工业、低收入”国家出现微弱“倒U”型趋势，“低工业、高收入”国家表现出了“～”型趋势，而“高工业、低收入”国家环境污染与收入增长同步。
陈诗一构造了中国工业38个二位数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进行了绿色增长核算，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甚至为负。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业仍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
杨俊等引入考虑了“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1998-2007年地区工业考虑了环境因素情况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1）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东部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向“又好又快”方向发展；（3）人均GDP、资本劳动比、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率增长水平有显著影响。
吴军也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研究了1998-2007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TFP增长及其成分，并检验了它们的收敛性。结果显示：（1）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工业TFP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增长最慢且较为平稳，东部地区则均介于二者之间；（2）各地区工业TFP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东部地区是推动环境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3）东部和西部地区工业TFP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而中部地区仅存在条件收敛。
袁晓玲等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包含非合意性产出环境污染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检验了中国和分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情况，同时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和分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同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资源禀赋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与能源价格因素呈弱正相关。
吴利学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能源效率的机制决定模型，以探讨不同冲击对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的作用差异，分析表明：（1）内生的资本利用率变化是决定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的关键机制；（2）暂时性生产率冲击在短期内对产出有较大的刺激作用，但产出能效只有小幅提升；（3）提高能源价格能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且对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意味着政府要更为准确细致地把握经济形势、及时相机做出恰当的反应，更多地采用政策组合方式，以最小福利代价取得最大经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