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经济学界关注货币政策选择的两个背景——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波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流动性过剩
王国刚认为，资金过剩对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现阶段，不论选择何种路径减少外贸顺差都意味着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扩大居民“吃、穿、用”等方面的消费来拉动内需，不仅难度很大，而且潜力极其有限。因此，要落实扩大内需政策，必须分离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通过加快非生产性投资的发展，提高与居民“住、行、学”消费相关的供给能力，为缓解资金过剩创造实体经济面的条件。
胡志浩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说明，考察流动性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数量指标或单一利率水平的变化，必须从整体金融状况来把握流动性问题。风险状况、货币环境、金融市场环境、金融创新都是影响流动性形成的重要因素。过去我们一直把流动性管理的目光锁定在货币政策上，事实上，风险监管、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结构变化同样也是影响流动性状态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货币政策
2008年理论界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近期通货膨胀的表现、根源，并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2009年由于在金融危机背景条件下，通货膨胀虽表现不很明显，但压力依然存在，学者们为解决通货膨胀压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通货膨胀的成因的新特点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也越趋复杂，这为控制和预防通货膨胀带来了新的挑战。
张五六认为，现阶段通货膨胀的发生从主体上看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流动性过剩的部分资金进入楼市和股市两大市场，引起资本市场泡沫，并传递到食品价格上，加上复杂的国内外（主要是国内）环境，形成了最近一次的一种比较温和的非全面性通货膨胀。
杨继生基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共存的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引入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以反映物价水平在地域上的相互推动作用，引入消费和投资因素以反映产品市场需求因素的冲击，具体分析了我国通胀预期的性质以及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率的具体影响。认为在我国通胀预期中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共存，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准货币的膨胀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
刘弘等通过对政策失误假设理论、供求混合推进型通胀理论和财政赤字型通胀理论模型的评估，认为从通货膨胀成因来看，1985年以来的三次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过度追求高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2007年以来对于通货膨胀成因和性质的分析和诊断是这一轮通胀主要由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等成本推进以及对资产旺盛的需求拉动所致。
王国刚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物价变动的成因不尽相同。要将1998年以来的中国物价变动界定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必须有效证明这些物价变动与货币供应量松紧之间的函数关系，但实际上这种函数关系是无法确立的。以“通胀”和“通缩”来表述物价变动，在理论上、实践上和货币政策层面都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和燃气等）的价格上涨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在于抑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而在于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将货币政策目标界定在“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上是值得重新探讨的，央行的主要工作目标界定为“保持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也许更加稳妥。
张蓓通过改进Carlson-Parkin概率法完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定性调查数据的定量化工作，计算出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城镇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有影响，消费者考虑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况及自己过去的预期偏差来形成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且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
赵文哲等利用1992—2006年间中国省级财政支出的分类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集权弱化了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中央政府支出集权加剧了政府间财政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财政支出竞争导致未来本地区通货膨胀水平下降；由于本地区政府会根据过去价格水平反向调整本地政府支出水平，所以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也具有反向因果关系。
2.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货币政策
魏强等借助于通货膨胀厌恶系数的变化，分析了我国中央银行在1984—2007年间通货膨胀厌恶程度的变化，认为随着央行独立性增强，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也不断增强。这有助于企业和公众形成一致的心理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央行反通胀的难度和成本，对于更加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具有重要意义。
张鸿武应用双变量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1995—2008年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变异性的替代关系。研究表明，研究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变异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并且这种替代关系是双向的。结合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变异性间存在的替代关系与通货膨胀强持久性导致的反通货膨胀的高成本，可以认为：实际GDP在高位运行时，政府应该进行适度宏观调控，避免出现高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存在较长的滞后期，因而在通货膨胀开始加速之前，中央银行就应该采取反通胀的措施。如果央行等到通货膨胀加速后才采取措施，那么在紧缩政策开始收缩真实经济之前，通货膨胀已经加速进行了太长时间。所以中央银行必须提前判断各种比率和标准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性的政策措施对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做出反应。
何光辉运用实证方法，从结构和动态两个视角分别考察了国内CPI与PPI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发现CPI与PPI都由体现不同信息侧面的趋势分量和周期分量构成。虽然总量水平之间关系不稳定、只有CPI引导PPI，但其结构分量之间互为因果、协整一致。不仅如此，结构分量在总量水平和水平变动中解释力不同，而且各自相互作用机制不同：前者作为物价水平的主体，体现的是国内经济发展周期；后者作为物价水平的波动，反映了政府干预过强的现实。灵活把握这种机制既可避免反通缩过度又可避免反通胀过头，还能为经济健康发展赢得更长的平稳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出现，必须根据不同状态灵活运用国内物价之间结构性作用机制。
张蓓认为预期在推动通货膨胀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将立足点移到“事前”，重视对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控制。具体来说：重视通货膨胀预期，将预期管理纳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战略，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消费者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对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提出了要求，中央银行应做好沟通工作来更好地引导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维护央行信誉，保持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应及时有力。
张晓慧认为，鉴于当前全球通胀特征及其机理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由于资产及初级产品价格敏感性强、金融投机因素较多、波动很大，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来保持其稳定运行实际上难度很大，有必要加强对杠杆和金融交易的监管来防止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共同维护经济的基本稳定。
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日、英等主要国家的央行转而求助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经济注入巨量的流动性。潘成夫在对量化宽松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量化宽松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难以忽视的影响：（1）中国将被动跟随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2）中国的海外资产风险将增大，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将使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为此，中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1）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财政赤字，降低贸易顺差；（2）向美国施加压力，通过购买美国的通货膨胀保值债券，获得购买力的保证；（3）对于美元未来贬值，对美元资产的购买还是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海外资产的购买，扩大直接投资；（4）继续依赖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无须加入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合唱。
吴宏等通过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失衡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确实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及时地反映到各国的物价指数水平上，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产生较强的同步效应。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贸易收支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一旦美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采取膨胀性货币政策，缓解其流动性不足，将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进而导致美国逐步将金融危机的危害转嫁给中国，这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当前应当逐步采取相应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及货币政策来减缓中国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但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政府应考虑运用适当的货币政策抵消美国货币政策对自身出口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帮助中国出口企业走出困境，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资产价格波动下的货币政策
2008年以来，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已经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关注资产价格以及如何关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李强通过建立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对资产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反应。检验结果显示，如果用实际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无论是基础货币还是广义货币，货币政策对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似乎并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即资产价格上涨时，货币政策没有进行相应的收缩，在面临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时候货币供应量反而更加宽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际货币供应量对通胀率冲击有着持久的负向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民银行在2000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基本上没有把资产价格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直接依据。尽管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没有直接考虑资产价格波动，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资产价格，将资产价格纳入某种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参考的指标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他采用反映产出缺口、利率、汇率、股价和房价的IS方程来估计相应的权重，得出中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试图更全面地反映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货币和金融环境，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
唐齐鸣等在一个后顾型IS-Phillips模型下，对我国股价和房价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价和房价对产出缺口有较为显著的作用。进而在估计的IS-Phillips模型约束下，求解央行损失函数最小化问题，以推导考虑资产价格和忽视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基于这两种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经济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如果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忽视资产价格，将导致更大的损失。其原因在于忽视资产价格将导致指导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模型出现偏差。随着我国各种资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日益加深。在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日益增强和利率正在逐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主要调节手段的背景下，考虑资产价格的混合通胀盯住制及其内生的利率反应函数，可以为中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赵进文等基于1994—2006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对基准泰勒规则进行扩展，研究了加入资产价格（股价、房价）后的中国IS曲线，构建了加入资产价格后的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反应模型，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当资产价格（股指与房价）均纳入模型时，房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股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其隐含的目标利率能更好地描述实际利率的大趋势。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存在显著性影响，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将资产价格波动作为内生性影响因素，纳入央行前瞻性利率规则之中，以此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衍生品市场、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协调发展。
戴国强等利用VECM模型构建了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并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检验，发现包含资产价格信息的金融状况指数能够在当前金融市场频繁波动、资产价格急剧变化的市场条件下，对通货膨胀做出及时、有效的预测，这表明资产对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然而，当利用金融状况指数对货币政策的资产传递渠道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资产价格对产出的影响不大。因此，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可以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由于资产价格在传导过程反应不足，目前还暂不能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指标。考虑到房地产价格在FCI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指标还没有将房产价格包括在内的现实情况，我国政府在关注通货膨胀目标时，如果设立一个包含资产价格的指标体系作为通货膨胀的辅助指标，那么将有助于通货膨胀的预测和判断。
王松涛等搭建了以住房市场为载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框架，区分了住房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归纳了住房价格和住房投资影响实体经济的六种渠道（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储蓄与租金效应、信心效应、托宾Q效应、拉动效应）。分析表明，住房价格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处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位置。他们构建了7个变量SVAR模型，对住房价格传导货币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果进行了定量研究，证明了住房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载体作用。随着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城市住房自有化率和流动性的不断提高，住房市场在传导货币政策信号方面的载体作用将进一步巩固。
王擎等基于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据此，要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即“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央行没有必要用货币政策去直接盯住资产价格，对房地产价格的控制完全可以借助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福利政策及一些行政手段共同实现。
何问陶、王成进认为，由于股市波动已经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需要在理论上对货币供应的内外生性进行重新认识，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内生的，必须对股市波动这一经济体内的“内生因素”对货币供给带来的影响给予理论上和实践上足够的重视，可能需要将股市波动纳入到货币供求分析的框架中，随着我国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对股市波动这一内生因素进行恰当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