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光
对很多人而言，黄昏总是最温暖的时刻，一家人坐在炉火旁拉拉呱，或吃着糖果看着电视。于我而言，黄昏并没有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在黄昏后的风雨夜里给我借学费的情景。
我出生在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山村里，父母都是本份的庄稼人，而我家又是村里唯一让四个小仔都上学的人家。这样，家里的劳动力减少了，而开支却大大增加了，我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村里的贫困人家。
两年前，我考取了江城一所热门的大学，高额的学杂费及生活费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家庭一贫如洗了。今天，大弟又被武汉的一所高校录取。并轨后的高校学杂费激增，大弟要入学估计至少要6元，加上我2多元的费用，8多元对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筹集我们的学杂费，母亲已经奔波了好些时候了。但一个贫穷的小村落又能有多少盈余的资金呢？到我们开学的前一天，即1997年8月31日，家里才东挪西挪借到4多元。
这段时间，母亲明显地苍老了许多，整天焦碌碌的。
那天黄昏，刚刚干完农活的母亲兴冲冲地回到家，对我说：“听说河那边家xxx在外打工的儿子寄回来了好几千块钱，我去找他们试试”。
我知道xxx家是不大好说话的。更何况我家跟他们又不很热络，借钱谈何容易。天快黑了，乌云摧城样的，风也渐渐大起来了，一场暴雨即将到来。我拉住母亲，叫了声“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母亲笑了笑，拍拍我的手：“妈去去就回，你照看好弟弟妹妹。”然后，母亲就拿起一只斗笠，驮起两片木桨，向河里走去。
现在，两个较小的弟妹已经睡熟了，母亲还没有回来。
夜，已经很深了。墙上那只斑斑驳驳的旧挂钟以它苍老的嗓音证实了这一点：北京时间二十二点整。
屋外风雨正紧。风呼噜噜呼噜噜，一阵追咬着另一阵的尾巴，前面一阵引起的余悸还未平息，后面一阵又怒吼着扑了过来。雨恰似风的帮凶，哒哒地锤打着屋顶的青瓦，这响鼓似的雨声让人不敢想象雨滴究竟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急。
母亲摇一只小木船到河对岸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母亲是为了筹借我们兄弟俩的学费而过河去的。
墙上的钟又一次敲响了：现在已是二十三点。风和雨却更加猛了。
我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起身点燃了一盏马灯。转过身时，大弟已拿着两只斗笠站在我面前了。两人都没说话，一人戴上一只斗笠，就出了门。
暴风雨洗掠过的黄泥路已经变成了一滩曲长的烂泥塘。我一手提着马灯，一手牵着大弟，两人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向前蠕行。好不容易才捱到河边，向河对岸看去，眼睛触及的除了漆黑还是漆黑。仔细听，耳朵里除了兄弟俩的喘气声，就是风吼雨滴声了。
风一阵接一阵地扑面而来，好似要把我们摔倒，雨线则像鞭子似的，抽在脸上、手上，火辣辣的痛。我与大弟相拥着，谁也不作声。想起台湾应修人的诗《小小人儿的请求》，我不禁暗自祈祷：暴风雨，你作都冲我来吧！再后来，我真索性将斗笠拂到身后，一只手高举着马灯，任风吹雨打，似乎这样就能让落在母亲身上的风雨少一点儿。马灯微弱的穿透力在这样的风雨交加的黑夜无异于萤火虫的微光，但我们心里仍然虔诚地希望它能给不知在何处的小木船一点光明和力量。
我们就这般雕像样地站着，眼睛死死盯住浓黑的夜的河面。也不知过了多久，小木船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起先是一个飘荡在波峰浪谷上的黑点，渐渐地近了，我们愈加真切地体会到小木船在风雨中的柔弱，那简直就是一片单薄的小叶子哟！船近在咫尺，却又像远在天涯，船与岸之间是一种怎样的距离啊，看着母亲拼命晃动桨片的艰难，我与大弟都没有出声，泪水与雨水混和在一起，流成一条条汹涌的河。
船在风的阻挠下进进退退，始终无法靠岸。我扔掉马灯，与大弟一起扑进水中，抓住小木船，死命往岸边拖。船终于靠岸了。母亲坐在船梢大口大口地喘气，欣慰地对我们说：“钱借到了。”看着母亲苍白苍白的脸，我与大弟抱住母亲，嚎啕大哭。母亲拥紧我们：“傻崽子，快回去会淋坏的。”
母子三人相拥着在风雨之夜艰难地走着，我一边流泪，一边却有了放声高歌的冲动，我真庆幸上苍赐给我这样一位母亲。
有了这样的经历，黄昏于我已不再重要，毕竟风雨对人的冲击会比黄昏来得更加直接和强烈；有了这样的记忆，再大的风雨都不能使我畏惧，再遥远的地方我的心灵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