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总有一些人将生肖与人生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故弄玄虚。生肖只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形式,人的命运并不能由生肖来决定。
五行中,十二生肖会被冠以五种不同的名目:讲牛,可分为金牛、木牛、水牛、火牛、土牛;花甲六十年,每种生肖都被描述为五种不同的名堂,如言虎,戊寅年“上山之虎”、丙寅年“山林之虎”、庚寅年“出山之虎”、壬寅年“过林之虎”、甲寅年“立定之虎”;一年十二月,每种生肖被附以十二种不同的说法;一天十二个时辰,每种生肖又被缀以十二种不同的讲究……那么多的名堂,其各自所代表的命运也就千差万别了。于是,很多人会疑惑:虎王威风,骄龙至欠,泼猴精灵……到底是属虎好呢,还是属龙好;金鼠前途无量,木鼠独立自尊,火鼠精明能干,土鼠知足常乐,那到底是金鼠好呢,还是木鼠好……如此,以生肖来算命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唐朝时李虚中留下《命书》一部,以年、月、日干支推算人的命理。五代宋初的徐子平把推算年、月、日干支增为推算年、月、日、时干支,是谓“四柱”。既然都与干支有关,生肖属相就难免要被扯人其中。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保留了研究古代生肖算命术的珍贵材料:“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桑三石五十一代。宜著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丑生牛,相人命属北方黄帝。子日:料粟三石七十一代。宜著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丑未年生人同财交通……”条文中不仅地支生肖相对,还引用了五行学说中的五帝、五方、五色等概念,连穿衣、用药也要遵循“命属”。这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中十二生肖各有条文,算命先生只要熟记于心,便可应付前来算命的人了。
事实上,以生肖来算命的迷惑性就在于依靠多如牛毛的各种名堂来故弄玄虚。不管怎么算、怎么解,都在于那模棱两可的解语。对于似是而非的解语,深谙算命术的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淳安郑明暹占六壬,然时时失之,去其乡人方石卿远甚,而所为水仙术,则颇奇。水仙者,人来稽疑,条举件系,自书黄纸为笺,复自缄讫,明暹乃为押缄上,并书符,火之。洁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顷之,水上有字隐起,叩无不答者,多作韵语。明暹诵之,授其人,或旁人代录之。然水上字独明暹见之,余人不省也。过后多验。雍正癸卯,方药房锐意试三场,卜之水仙,水仙书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龙亦飞,七九之间数不违。’药房得之大喜,谓岁且卯兔也。时世宗初改元,故曰飞龙。辰亦龙祥也,而药房以丙辰生,脱兔不距,飞龙在天,千里当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日:‘走且飞,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间,为八,以卒之月告也。益七九而计之,其数十六,则并以日告也,故日数不违。’”同一卜辞,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释:“飞且走,言不久居此也。”这正是算命先生们的高明处,几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东可通,说西也行,随人去想。
属相论命,生肖算命,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妄言、诳语,用来蒙蔽虔信生肖命运的愚人、愚弄蒙昧无知的世人罢了。这些都是生肖文化中名副其实的糟粕,是我们应当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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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 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写西门庆之李瓶儿病亡,算命先生的一套把戏:“徐先生一面打开阴阳秘书观看,说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时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按照这位算命先生的说法,属相不仅决定人今生今世的命运,还连着前生和来世,可谓荒谬至极。张竹坡在“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句后批道:“可笑之极,然则十二肖中皆必前世打死一个也,写尽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