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阅读阎纲先生的散文,是在多年前的夏末。记得那天天气晴好,我专程前往武昌图书出版城。在偌大的崇文书城,我一共看中了好几本著名作家的文集,除了张炜的散文集《书院的思与在》、张晓风的《张晓风经典作品集》、周同宾散文集《豆的系念》,还有一本就是阎纲先生的散文集《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纲散文的饱满情怀和见情见性的行文颇有特点,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便记住了作家阎纲的名字,不仅知道他是文学评论家,还知道他是一个用情写作的散文家。他提倡并践行的创作观“文学者,情学也;散文者,情之裸美也”被我奉为自己创作散文的圭臬。我曾一度萌发念头:请一位书法家将他的这段话写成条幅,悬挂于我的书房。
阎纲散文的情感坦率真诚、平易近人。很早就具备文艺天赋的少年阎纲“自诩有舞台风骨、替古人担忧,牢骚满腹、长吁短叹”,被父亲视为“情绪化”的少年,父亲一方面担忧其成人化的心态,另一方面赞叹其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评论家李建军说,阎纲“善于实话巧说,长话短说……能于平朴中见文采,于淡泊中寄至味”也就是说,阎纲表达情感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曲直和张弛的,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的。
阎纲强调散文要有“感情”,要含纳沉郁的人生体验和情感。虽然坎坷的人生经历让阎纲散文有“悲剧色彩”,但三十四岁前的阎纲是幸运的。生于文化人家是阎纲人生之大幸,爷爷是资深私塾教师,父亲是国民党官员,精通戏曲,叔父阎景翰是学养深湛的教授,一个堂弟阎琦是唐代文学研究家,另一个堂弟阎庆生是鲁迅、孙犁研究专家,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是,叔父和两个堂弟三个人皆心境淡定,均不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受父亲的影响,少年阎纲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戏曲,还购置了价值不菲的留声机,多年的戏剧说唱艺术的熏陶,使得阎纲著文追求语言大众化、反对洋腔洋调,十分注重群众的喜闻乐见。
阎纲是幸运的。年仅十八岁的阎纲被伯乐看中,受命筹建县文化馆、组建县文联,组织开展各种文艺创作活动,为他以后从事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二十四岁起,阎纲先后参编《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和《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权威文艺报刊。阎纲一边做编辑,一边当批评家,他胆识过人,乐于为文坛作嫁衣,一干就是半个世纪。于是,便有了《文网·世情·人心》的前身:《五十年评坛人渐瘦》,这部十万字的评论家自传分两期在在《芳草》连载,荣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头等奖。
阎纲又是不幸的。正在他风华正茂、人到中年的黄金年段,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坛名士一时人人自危,成千上万的文坛健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身心的煎熬与折磨。随后,从1969年到1975年,阎纲下放到向阳湖达七年之久。在这“十年动乱”的特殊时期,阎纲亲眼目睹了中国当代社会荒唐无稽之怪状,见证了许多文人墨客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摧残致死,被迫与亲人划分“敌我”界限。例如文艺青年朱学逵因在《毛主席诗词》和《毛泽东选集》上面注了旁批和眉批,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堪承受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跳楼身亡,临死前还不忘说“我没有反毛主席”。
如果说,阎纲写文革的那段文字是“满纸荒唐言”,那么阎纲写亲人朋友伤逝的文字就是“一把辛酸泪。”在荒唐的年代,虽然更多的是悲伤与生离,可是毕竟尚有温情和希望;而在面对死别的时候,人是多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啊。如果说,文革期间的荒唐悲剧是阎纲对“文革”的血泪控诉,那么该书第十二辑“伤逝”则是作者对生命的痛惜和敬畏。这是散文集《文网·世情·人心》的两大重要主题。在“文革”期间,阎纲也深受其害,因为“革委会”封锁消息,导致他连母亲临死前也不能回去送终,这件事让他对伟大领袖气愤填膺,以至于在听到毛逝世的消息时,阎纲反倒哭不出来,他想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摊子怎么收拾?残破的家园怎么重整?”阎纲“心绪烦乱,什么也不想干,只想回礼泉探望望眼欲穿的老母。”阎纲当时正在西安,准备动身回家看望母亲,却被组织上紧急召回北京,错过了为老母送终的绝好时机。
倘若说,1976年9月初,母亲逝世而不能送终是阎纲的第一大悲恸;那么,阎纲的第二大悲恸,便是人到老年痛失爱女。阎纲六十八岁时,年仅三十六岁的女儿阎荷身患肝硬化腹水,阎纲的散文《女儿教我这样面对死亡》这篇文字字字见血,句句锥心,读来让人落泪。
在该书中,阎纲也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思无主,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文革’疯不起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许多没有被“文革”击倒的文人墨客的心声吧!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在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阎纲不断地与著名作家进行交流与探讨,成功借鉴并运用这些著名作家的创作心得,建立了一套得天独厚的文学写作理论系统,并以此贯穿到散文随笔写作中去,形成了独创的写作风格。
阎纲散文行文自由洒脱,轻快而又凝重,俏皮而又沉郁,落笔如行云流水,风格自成一体。阎纲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用他的文字延续了巴金“敢说真话,敢吐真情”的遗风,通过散文集《文网·世情·人心》的写作,达到他“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写作旨趣,完成了他“真情和就血泪文”的写作构想。阎纲不遗余力扶持文坛新人的崇高人格魅力,以及他在文学评论和散文创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无疑应该获得广大编辑家、作家和读者的尊敬与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