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结束了，蒋介石被迫修改了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所放松。但对其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压制与迫害却丝毫没有减少。张学良表面上恢复了公权，实际继续被关押。在东北军大举东调离开陕甘的同时，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迫害接踵而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伪装宽厚，人事上将杨部的一些人员安置在陕西省政府。让孙蔚如担任省主席，杜斌丞任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任财政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长，李志刚蝉联省政府委员，民、建两厅长则原封未动，并让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除对抗情绪。
军事上，将十七路军编为一个军辖两个师。干部安排上又尊重杨虎城的意见，由孙蔚如任军长，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师长。
3月间，蒋通过一些人对杨屡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表示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而不提是他要见面，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通过他人传给杨，没有引起杨虎城的注意。后来顾祝同告诉杨同样的话，杨才觉得这就是“命令”，便提出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
3月29日，中午12时，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李志刚等由宋子文、吴铁城陪同，抵达杭州。下午，宋、吴陪同杨、于等晋谒蒋介石。晚，蒋宴请杨、于等，贺国光、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作陪。
陪同杨虎城去见蒋介石的李志刚回忆当时情景道：
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和我共八个人，坐定后，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又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蹋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愈说声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梨和苹果削皮送到蒋口边打诨，蒋的语调才渐渐缓和了下去，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人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就又换了一副面孔，说：“孝侯只知听从长官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环境，对个人说来，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的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那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如，唐孟潇（生智），也曾一次背叛我，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
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蒋介石自吹自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会面。我们出来以后，杨对自己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杨出来后对我们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的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语。
杨对我们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