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来的电报译不出来，但从《真理报》两次的评论中也可悟出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于是中共中央于19日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讨论中，与会者一致同意，事变发生后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以及地方实力派“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以致形成一个拥蒋潮流，使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空前严重。鉴于此，张闻天明确认为此前的方针有问题，指出：“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而毛泽东敢于批评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他说：“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杀。”张闻天则认为：“对苏联的舆论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
在这次会上取得了两项共识，一是否定了任何反蒋的可能性，承认对蒋生命安全的任何明显的威胁都只能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二是否定了原先在西安成立政府的设想，承认否定南京政府的做法也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关于如何避免内战危险问题，会议上尚未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毛泽东总结说，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有两种方法，一是文章调停；一是武装调停，内中是很复杂的，要转很多弯子的。特别是在南京和西安两方面，我们固然应当争取南京，但更要争取西安。”
会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停止讨伐、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建议。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注：《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的。（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毛泽东删去了一段让张学良、杨虎城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转告了周恩来：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这时的中共中央在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和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表面上态度没有变化，但实际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共中央在18日给国民党中央的通电中，没有再提审判蒋介石，但仍站在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说话，通电中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可以保蒋安全，恢复其自由，但前提仍然是必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且不愿承认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介石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而在12月20日之后，中共中央的通电便完全以第三者立场说话，向西安和南京双方提出建议了。而且建议也不再为保证蒋安全问题设置前提条件了，甚至张、杨所提议的改组南京政府、召集救国会议、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条件也不再提了。建议的主旨只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同意停止进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抗日救亡及蒋先生的处置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