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就犹如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所形容的如同“一场精彩的好戏”。随着国际间各种力量的不断介入，剧情更加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使得主要“演员们”不得不变换和不时地调整自己的表演角度。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实现了扣蒋、控制西安、阻止对红军展开大围剿的第一预定目标，但是整个国内形势并不能由他们控制，而且愈来愈复杂。蒋介石拒绝谈判；南京政府仍然尊蒋对西安实行讨伐；东西方列强（包括苏联）都反对事变；各地敢于公开支持事变的甚少；内部发生了冯钦哉、黄永安叛变，东路防线大开，士气受挫，等等，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相继出现。但张、杨二人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和外界巨大的压力所吓倒，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撑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力量的支持下，为争取“八项主张”的实现，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改变当时西安在政治上被封锁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发表了多次讲话，阐明事变真相与目的，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挫败各界对西安的“讨伐”。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在电台先发表了广播讲话，接着12月15日，杨虎城发表广播讲话。为了加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他们还邀请了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国际友人参加，用外语进行广播。贝特兰后来写道：“……但XGO电台（当时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电台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
张、杨还说服被扣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了一番表示理解张、杨行动，希望南京方面进行协商的广播讲话。曾也因此得罪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蒋关押了相当长时间。
12月14日下午，宋美龄的特使端纳带着宋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来到了西安。宋美龄致张学良的信是：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惊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自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
蒋宋美龄叩。元。
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有这样一句：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
这封信当时先被张学良看过并由秘书抄录后仍还给了端纳，后由端纳交给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令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信的抄件在后来也遗失了。现在在台湾“国史馆”中保存着一封“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与文风，完全与当时宋美龄的心境和习惯违背。应该是蒋介石事后安排重写的。
张在会见端纳时，首先对他在非常时期来西安表示了欢迎，接着介绍了蒋的安全状况，说明他对蒋绝无恶意，只要蒋能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做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尽力去说服蒋。张还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事情告诉了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都答应了。
当晚，端纳由张学良陪同去见蒋介石，由张学良担任翻译。端纳递上宋美龄给蒋的信件，蒋看完信后突然咧开嘴当着他们的面哭泣起来。这可能是被蒋夫人温馨的劝慰和亲情所打动，也可能被“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所刺激，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蒋止住抽泣后，端纳开始对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委托而来的，我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示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伟大的伟人（说着将手高高举起比画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变为小小的人（说时还俯下身子用手往地面比画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了。”
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又听了端纳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外国势力的一番劝说，更经过事变的刺激与几天的思考，脸上露出笑意，嘴里接连发出了几个“啊！啊！”似乎已被端纳所感动，态度有所变化。端纳见蒋介石的态度已有变化，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见有外国人保驾也就欣然同意。张学良便马上与端纳一起陪同蒋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当晚，端纳也住在此处。
12月15日，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去洛阳，准备第二天一早飞南京向宋美龄汇报，不料天气条件太差不能起飞，只好在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详细报告了在西安会晤张、蒋的经过，并强调了西安方面的善意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宋美龄听了端纳的报告“惊喜欲狂”。她后来回忆说：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
端纳于12月16日飞返西安，向张、杨讲了宋希望通过蒋来制止“军事长官”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第二次见到了蒋介石，向蒋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请蒋下手令停战。张学良当时也用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对蒋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蒋介石表示下停战令可以考虑。第二天，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关于暂时停战的信，全文是：
敬之吾兄：
闻昨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12月17日
这就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他个人虽丧失了人身自由，但却不轻易就范；运用固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努力恢复失去的权力。他一方面以西安的张、杨作为制约南京“戏中有戏”的一张牌，下达了停战令，同时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进攻作为压迫张、杨，保证自己安全的一张王牌，所以停战令只限三天。当时张学良认为三天太短，还与蒋理论，但蒋坚持不肯让步，在蒋百里的建议下由被扣的大员蒋鼎文亲自送信去南京。
12月17日中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分致何应钦、宋美龄的信件，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晚宿洛阳，18日上午抵南京。在此前后，端纳也回到南京。蒋介石的停战令在南京产生了效果，对西安的轰炸暂时停了下来。但是何应钦并未罢休，他公开扬言：“如果张逆以此缓兵，不送委员长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订计划，彻底扫荡。”内战仍有爆发的危险。与此同时，在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推举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赴西安进行所谓宣慰活动。行前，于右任给杨虎城发过电报。17日于右任到潼关后，即电杨虎城派车接他，杨接电交张学良看，并说：“于右任要来西安宣慰咱们了。”张问杨打算怎么办？杨说：“不理他，让他住在潼关去。”张赞同杨的办法，并说：“给他吃个闭门羹。”于见杨不复电，又打长途电话给杨虎城，说明来陕的目的和愿望。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西北六千万军民，也不答应你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于右任不听杨的劝告，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起初，杨还是“嗯，嗯，嗯”地敷衍着，后来有些厌烦了，干脆把电话挂了。
12月18日杨虎城致电已到达潼关的于右任说：
巧电奉悉。此次西安事件，自有其客观环境决定之因素，绝非偶然，亦非弟等个人行动，实系应全国民意要求，不得已之最后办法。先生高明，谅能洞悉无遗。城追随先生多年，服膺信仰，始终如一。惟据昨晚中央广播消息，先生此次西来，系负宣慰使使命而来，致此间同人满怀热望尽为“宣慰”二字而消失。尚希将宣慰之命辞却，以私人名义前来指导，决当竭诚欢迎。至城前所谓中央政策，系指为国为民之中央政策，非目下之退让屈辱亡国灭种政策也。至奉先生速将宣慰使设法辞却，以释群疑，无任盼祷。
在电报中表示婉拒的意思。
后宋子文来到西安，受到张、杨热烈欢迎。此事被于右任得知，他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质问为什么迎宋而拒他？杨说：“宋子文来西安，是以私人资格来探视蒋介石的，他没有担负任何使命。你是奉命来西安进行宣慰的，所以我们就要劝你回南京，不要前来西安。假如你这次来陕是想去三原扫墓和探亲，或者赞同我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想参加我们的这一爱国行动，共同起而抗日，那么，我们还是竭诚欢迎的。”没等于右任回答，杨就把电话挂了。
为了营救蒋介石，宋子文以私人身份于12月20日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了谈判条件，准备与南京方面展开谈判。宋子文在张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在西安期间，宋子文曾两次单独见蒋，向蒋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给蒋的信，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
宋子文日记披露：“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宋子文在西安没有久留，21日又匆忙飞返南京。在飞机上，他把蒋介石让他带回南京的手令拿出来一看，上面竟是“主张继续用武力威胁”。宋子文看后很气愤，将手令撕碎，一边撕一边说：“我们当做他（指蒋）是病人。”说着就把纸屑从飞机上抛了下去。
见过蒋介石后，宋子文了解到蒋的矛盾心态：既怕死，又好面子；想与张、杨谈判妥协，又不愿直接出面；想用武力来压西安放他，又怕压急了危及自己的性命。同时他也了解到，张、杨和中共都希望通过谈判来处理西安事变。这增强了他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于是才有了敢把手令撕毁的举动。
宋子文回到南京即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了西安的情况，这坚定了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尽快与西安方面谈判的决心。宋美龄回忆称：“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她决心立即飞陕。在宋子文回南京第二天，宋氏兄妹力排非议，率领端纳、蒋鼎文、戴笠、郭增恺等飞往西安，准备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
在与宋家兄妹谈判前，杨虎城与张学良在12月20日晚再次统一思想。王菊人后来说两人在分析了形势后认为：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放蒋，和平解决乃大定。但杨在考虑这个问题上，是有保证有条件的放蒋办法。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的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人民真诚公开表示（当前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是杨和张商量得到的统一意见。记得这大约在1936年12月20日，在杨的官邸中商量定的。临别时，张问杨：“十七路会不会再出个冯钦哉？”杨说：“再出个冯钦哉也得干到底。”杨问张东北军内部情形，张答：“老的离了我没饭吃，青年军官是服我的。”
王菊人的这段回忆充分说明，在宋美龄到达西安前，尽管“兵谏”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杨虎城与张学良在思想和行动上还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