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选中的惨烈拼杀
总统大选是鹿死谁手的“生死”大战：是候选人综合素质的大比拼，是候选人之间登峰造极的宣传战，是选举集团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是竞争对手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搏杀。
赢得党内初选为攀登权力高峰迈出十分重要的一步，紧接着就要面对鹿死谁手的“生死”大战——入主白宫的大选之战。总统大选不是简单地号召选民去投票，而是候选人个人综合素质的大比拼，是候选人之间登峰造极的宣传战，是选举集团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是竞争对手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搏杀。
首先，大选涉及候选人的品质、能力、业绩、声望、意志、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健康状况，是候选人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比拼。没有超群的品质、能力、业绩和声望，就无法赢得选民的支持；没有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就难以适应漫长而艰苦的宣传大战；没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就无法抵御对手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就无法获得大批宗教选民的认同。大选无小事，缺了哪个环节，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其次，大选是候选人之间登峰造极的宣传战。大选中的普选是让选民自由选出自己心中的领袖，然而，绝大多数选民起初并不了解候选人，这就要求候选人根据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自我介绍，宣传因此在大选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在美国早期，由于民众的影响相对较弱，宣传的功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1824年民众开始直接投票选择总统以来，民众对选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候选人面向民众的宣传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优秀的宣传团队，没有制定合理的宣传方案，没有采取有效的宣传策略，大选之战将不战而败，因为选民不可能将手中的选票投给自己并不怎么了解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宣传战始于小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之间的总统争夺战。1828年，立志向小亚当斯复仇的杰克逊发明了宣传战。在公开场合，他极力摆出远离竞选的姿态；但在私下却鼓足干劲，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拼命拉票。他拉起了一个支持自己的组织，起初自称“杰克逊之友”，后来改称“民主共和党”，最终定名为“民主党”。在杰克逊的直接授意下，反对亚当斯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大量产生；这些报纸同时宣传杰克逊是“新奥尔良的英雄”、“人民的候选人”和“田纳西的农民”。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让广大不太了解杰克逊的选民认为，杰克逊代表普通人民的利益，是美利坚人民的希望。杰克逊一边筹集基金，编辑选民名单、草拟口号、传唱政治性的歌曲、分发小册子和印刷品，组织游行、野餐、宴会和群众性集会；一边向选民分发核桃把扫帚、核桃树棍子和手杖，并在各地插核桃旗杆。尽管小亚当斯在施政方面有着更强的政治能力，但别出心裁、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使杰克逊以绝对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宣传战就按照杰克逊奠定的模式不断向前发展。
随着民意测验、电视、电脑等新技术的发展，宣传方式也在日益发生变化。各州间的巡回演讲、会见选民、举办聚会等已经不是宣传的主要方式了，电视竞选走上了宣传的前台。1960年，在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竞选中，电视竞选这一新的宣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整个选举的进程。两位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直接面对全国数百万群众进行竞选辩论。代表东部传统政治文化的肯尼迪和来自西部新兴经济地区的尼克松在电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在竞选顾问的指导下，对电视辩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充分的准备，辩论期间，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而尼克松对电视辩论却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他看来，他对国家事务有着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在电视亮相时，由于化妆欠佳，眼圈周围阴影密布，很象一个不爱刮胡须和却爱出汗的人，并在整体上显得神情紧张。结果，电视辩论不是治国方略的高低比较，而是气质形象的竞技场；连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是电视竞选引致他的失败。
再次，大选是选举集团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从筹备选举到竞选结束，要经过漫长、复杂而艰苦的过程，从组织竞选团队到制定竞选策略，从筹集竞选经费到协调各方力量，从开展规模宣传到应付突发事件……，无一不是选举集团综合实力的全面考量，稍有疏忽和遗漏，都有可能招致功亏一篑。事实上，自从政党政治产生以后，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就早已突破候选人个人和家族之间的实力范围。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美国总统选举日渐向集团化、商业化方向发展。
第四，大选是竞争对手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搏杀。虽然美国总统大选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范，但对竞选策略、竞选团队、宣传方式和助选目的却没有也无法进行严格的限制，这就使单纯的总统大选充满了浓重的商业色彩。在“一锤定音”的利益驱动下，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严肃的竞选道德显得暗淡而苍白。在选举团队日益集团化、商业化的未来，大选之中的惨烈和残酷将有增无减。
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构成不同阶段的大选背景。存在决定意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特定的现实社会逻辑地向前发展。
二、拿到白宫钥匙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并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候选人选民投票数高，并不意味着选举获胜，关键在各州的选举人票。
经过漫长的竞选活动，投票在选举年11月第一个星期二如期进行。竞选结果在随后的几天中公布。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第一次公布的结果只是普选结果；只有在接下去的选举人选举中获得多数票才能当选总统。
选举人团制度是1787年制宪会议确立的。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体现美国的联邦制度特色，无论大州小州，在总统选举中一律拥有平等权利；这一权利与每州拥有的参议员数字挂钩，即每州都有2名参议员，每州就都相应分配2名总统选举人。二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以各州人口为基础分配总统选举人人数；这一人数与以各州人口为基础分配的众议员人数挂钩，即每州有几名众议员，每州就相应分配几名总统选举人。总统选举人总数与国会议员总数相等。这两方面考虑既承认各州人口的差异，也保证小州有机会表达声音。以美国当前的版图计算，50个州共有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人；全国50个州加哥伦比亚特区（3人）共有总统选举人538人（由于今天的美国版图是在领土扩张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总统选举人总数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才维持在538这个数字上）。
按照制宪会议的设想，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有完全的独立性，即完全根据个人的判断和立场投票。在前三届总统选举时，选举人团的投票实现了制宪会议的意图。但由于两党制度的发展，各州总统选举人由政党提名产生，两党都将最支持本党候选人的人选入本党的选举人团；根据本州的选举人总数，两党都通过提名形成本党在本州的选举人团。选举人实际上只是执行政党的意愿，根据个人立场投票的现象十分罕见。选举人必须遵照政党立场投票的原则后来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如1952年亚拉巴马州的一项法律就规定，拒绝宣誓支持本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将丧失选举人资格。
参加总统竞选的政党，通过它的州委员会于大选年的9月或10月，提出本党选举人团名单，该党总统候选人名字列在该党选举人团名单上方，使选民一目了然。选民在大选中投票，虽然只投一次票，却有两重效果。首先，从法律上说，选民投票选举的不是总统，而是选举人；但选民对选举人侯选名单毫无兴趣，感兴趣的是列在选举人团上方的总统候选人，选民是根据他们对总统候选人的好恶来投票的，选民决定选举哪位总统候选人，就选择这位总统候选人所对应的选举人。同时，选民选举总统选举人时，也不是投票选举某一具体的选举人，而是选举总统候选人下方的选举人团。根据“胜者全得”原则，获得一州多数票的选举人团在本州统一当选，也就是说，选民在根据他们对总统候选人的好恶进行选举时，客观上选择了总统候选人所对应的选举人团。其次，虽然选民选举的法律效果是选举选举人团，但选民的主观意愿却是投票选举总统，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所对应的选票有两个作用：一是说明总统候选人在获胜州所对应的选举人团当选，然后由这些选举人直接选举总统；二是直接反映总统候选人在本州的选民支持率。
各州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分别在各州府选举正、副总统，获得超过半数选举人票者当选。若无一名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由国会按宪法程序复选。
由于选举人由两党提出，并保证投票支持各自政党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选民形式上和法律上是对选举人投票，但主观上和实际上则是对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投票，因此，在选举人团制度下，美国的总统选举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是间接选举，但实际上又具有直接选举的效果。
但这种“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存在一些弊端：有些时候，尽管总统候选人的选民投票数高于对手，却未能获胜，因为法律只支持各州的选举人票。类似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1824年的约翰·昆西·亚当斯，1876年当选总统的海斯，1888年当选总统的哈里森和2001年当选总统的布什，他们获得的选民票数均少于对手。很多时候，候选人虽然没有获得过半数选民支持，却依靠选举人支持而当选总统。
比较历次总统选举得票比率，可以对美国发明的选举人团制有更清晰的认识。
1、The American Presidents，written By David C Whitney，revisedby Robin Vaughn Whitney，published by the Prentice Hall Press。
2、《我主白宫——美国总统排行榜》，詹姆斯·特兰托、里奥纳多·里奥著，王升才、张耘、张爱东译。
3、《问鼎白宫——美国总统大选写真》，王寅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表2-6表明，选举人团制度造成普选得票比例（代表人民）和选举人票得票比例（代表选举人）的巨大差异：自1824年实行民众普选以来，在已故总统中进行了40次大选，除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虽然选民得票率（30.6%）和选举人得票率（32.2%）均未达到50%，通过国会投票裁定当选总统外，还有14次（占40次大选的35%），当选总统的选民支持率都没有达到50%，却依靠过半数的选举人支持而当选总统。
自1824年实行民众普选以来，约翰·昆西·亚当斯是选民得票率和选举人得票率都最低的已故美国总统（分别为30.6%、32.2%）；林肯和威尔逊的选民得票率紧随其后，分别为39.8%、41.9%，位列选民得票率的倒数第二、三位；海斯和威尔逊的选举人得票率紧随约翰· 昆西·亚当斯之后，分别为50.1%、52.2%，位列选举人得票率的倒数第二、三位；威尔逊的选民得票率和选举人得票率恰好都是倒数第三。而选民支持率最高的总统是林登·约翰逊（61.6%），位列第二、三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分别获得了60.8%和60.7%的选民支持；选举人得票率最高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98.5%），位列第二、三位的里根和尼克松，分别获得了97.6%和96.8%的选举人支持；尼克松的选民得票率和选举人得票率恰好都排在顺数第三（因华盛顿等前五任总统没有实行普选，故在比较选民得票数和选举人得票数时，都没有将他们统计在内）。
多少英雄志士为问鼎白宫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对于那些未能实现人生夙愿的总统候选人来说，哪怕寿终正寝，坟头上依然萦绕着总统就职仪式醉人的梦想。猩红的地毯、明亮的灯光、荷枪实弹的警卫、响彻云霄的礼炮、“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艳羡的微笑……，都让他们心醉而神往。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幸运儿，拿到白宫钥匙的胜利喜悦是复杂而短暂的。杜鲁门总统在投票结果统计完毕的时候正躲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旅馆“补觉”；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前，却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遭到枪击，险些丧命；威尔逊总统在获知当选的喜讯后，在普林斯顿对向他欢呼的学生说：“今天晚上我本人没有胜利的感觉。我有的只是庄严的责任感。”威尔逊的忧患和责任意识在当选总统中非常普遍。当选总统毕竟不是百姓中奖，兴奋与喜悦背后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名望和利益，更意味着责任、奉献和义务，他们即将担当组织、管理政府的重任。大选胜利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宣誓就职，组织内阁。
1933年前，新任总统一般在三月宣誓就职。但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日执政，将新总统的就职日期提前到了1月20日，从此成为惯例。这就使总统候选人在得知喜讯到宣誓就职之间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新总统面临调试心理、组织政府和完善政纲等若干重大事宜，时间显然是异常仓促的。庞大的选举团队中的一部分人将延伸进入新政府，总统也需要从学术界、商业界乃至军界广泛寻求有用之才。但政党轮替将造成大面积的高层职务变动，而施政纲领的完善又建立在执政团队的组建基础之上，这就是后来的新政府在就职年4、5月份才陆续提出完善的政纲的原因。美国法律在华盛顿为当选总统免费提供了一幢建筑作为准备场所；每隔四年或八年的一个月是这幢建筑物最忙的时候。
三、晋位的副总统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对最高领导人的意外出缺设置了补救措施，美国有八位已故总统因此而免于大选的惨烈搏杀。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对最高领导人的意外出缺设置了补救措施，封建世袭政治下的储君制，贵族体制中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副职制度都属于这一范畴。美国宪法设置了副总统职位，当总统因健康、生命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务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副总统职务在美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次要地位。副总统名义上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尽管宪法规定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但只有在参议院表决出现票数僵持的时候副总统才有投票权。除此之外，宪法没有授予副总统任何其它职责和权力。正因为如此，副总统由总统候选人指定，由政党大会批准。选择副总统历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或者是出于竞选策略的需要，而不是着眼于候选人的才能。
但副总统职位也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一方面，副总统职位是登上总统宝座的重要阶梯。根据宪法，副总统有直接继任总统的可能，这是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一旦总统不谋求连任或两届任期期满，副总统在党内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居于更有利的地位。
资料来源：
1、《美国历届总统传》，（美）戴维·C·惠特尼、罗宾·沃恩·惠特尼著，刘国明、杨志渊译，河南文艺出版社。
2、《我主白宫——美国总统排行榜》，詹姆斯·特兰托、里奥纳多·里奥著，王升才、张耘、张爱东译。
随着美国历史的推进和民主政治的完善，现在的美国总统选举远不是候选人个人、家族和普通的利益集团所能左右的；只有以党派为载体组成的强大竞选团队才能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这既是美国政治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是因为政党的支持，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当选总统综合条件不如对手，却凭借强大的政党集团实力，最后战胜对手的例子。与威尔逊同台参加1912年总统大选的另外两位候选人分别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当任总统塔夫脱；这两名候选人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并都拥有总统或前总统的头衔，这正是威尔逊作为一个学者最缺乏的。但共和党内部在支持西奥多·罗斯福还是塔夫脱的问题上起了内讧：忠于当任领导的成员坚决团结在塔夫脱周围；而另一部分中坚力量则跟随老罗斯福突然组建进步党参加大选，使共和党实力大为分散。而民主党则坚决拥护威尔逊，誓言夺回白宫。最后，连塔夫脱都对竞选失去了信心。获得政党全面支持的威尔逊成功当选美利坚第二十八任总统。
三、经济支援功不可没
金钱是政治的乳汁，没有经济支持，问鼎白宫就成为一句空话。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金钱在大选中的作用日渐增强。
“金钱是政治的乳汁”，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的论断被广为引用。美国总统竞选需要大量的金钱花费，聘请竞选高参、组织竞选团队、推行选举策略、开展全面宣传、协调各方力量……，没有金钱寸步难行。美国总统选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来自公民直接捐款；二是来自竞选人所属的政党；三是来自利益集团；四是候选人自己及其家族的资产；五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府公共经费。
美国法律规定，在每一个大选年的1月，即竞选者向美国竞选机关提出参选申请时，无论现任总统、议员还是政界高官，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拿出表格，非常客气地询问参选者是否有把握筹集到最基本的竞选基金。目前的基金数额是2200万美元。
对于大多数普通美国家庭而言，2200万美元都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不管是自己拥有、别人赞助还是社会募捐，都是竞选者必须迈过的门槛。如果连筹款的能力都没有，竞选总统就多此一举了。事实上，目前2200万美元的基础基金数目对于成功当选而言不过九牛一毛，连初选都嫌不够。但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防止出现太多的好事之徒，并证明候选人拥有起码的能力、人脉和社会声望。
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只花了数百美元，乘火车在全国参加巡回竞选。此后，在“利益”的扭曲下，竞选经费开始疯狂地增长。
到1860年时，亚伯拉罕·林肯的竞选经费已经达到10万美元（约相当于里根时期的500万美元）。
1896年，威廉·麦金利总统的大手笔或许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拐点，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总统选举经费才开始出现无节制的膨胀。麦金利的竞选班子为他筹集经费1000万美元，这是美国竞选史上一个破天荒的数字。
到1972年尼克松选举时，开支升到6000万美元，而两党竞选经费的总和则达到1亿美元以上。但“水门事件”大大增加了美国社会对政治献金的关注。就在这次选举之后，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向企业财团索取政治资金。
1980年，竞选费用创造了更高的记录，民主、共和两党为竞选总统共耗去的经费在8亿美元以上。
金钱的重要性使组建筹款班子成为已故总统参加大选时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筹款班子几乎是纯商业运作的经济组织：包括营销与服务专家在内的清一色的经济界人才，明确的筹款目标和考核激励标准。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经费极其有限，且只有在政治家成为正式候选人之后才会发放，因此，筹款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选的政治前途。杜鲁门总统就曾因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经费而不得不亲自出面在白宫门前喊喇叭募捐。
竞选经费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导致选举政治的腐败和扭曲。为规范大选资金的募集和管理，美国政府制定了三个原则：第一、将财务运作公开。联邦机构定期公布报告，显示捐款总额以及200美元以上捐款的详细分类。实物（工业品、服务、媒体提供的宣传等）也必须如实登记。第二、禁止某些经费来源。财团公司、全国银行和工会经费长期被禁止募集；为防止他国势力干涉，严禁国外资金流入总统选举进程。第三、限制经费来源。在一次选举中，个人为一个候选人的最高捐款为20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一位候选人的最高捐款为5000美元。这些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黑金”政治的出现。候选人必须明了这些规则，以免因为技术原因导致满盘失败。
事实上，利益集团总是不失血本地推进竞选。候选人当选后，为偿还竞选投资，不可避免地影响执政的公正性。美国在欧洲主要国家和一些旅游胜地的使节、领事官员多数并非职业外交官出身，而是在大选中为总统候选人摇旗呐喊和募集资金的功臣；而枪械在美国的泛滥更是利益集团影响总统执政广为人知的例子。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随着利益驱动愈演愈烈，金钱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将日渐增强。
四、个人条件无可挑剔
选民要求异常苛刻：既要业绩突出，又要声望良好；既要品质完美，又要道德高尚；既要家庭责任，又要信仰坚定。美国文化深层涌动着保守的潜流。
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对政治人物进行批评、指点和评论。从宣布参选之日起，候选人的言行举止便处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难逃新闻记者的跟踪追击。
从前面的研究中可知，候选人必须具备优良的品质、突出的业绩和良好的声望才能经受住选举政治的考验；不仅如此，候选人的道德情操、家庭责任和宗教信仰也成为广大选民不肯放过的考核指标。
首先，美国是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政教分离制度，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一方面，宪法规定，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必须手按圣经。另一方面，美国选民对信仰问题的看重，迫使每一位总统候选人必须准确表明自己的宗教观。信仰问题早已成为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统既是美国政府的最高首脑，也是民族道德观的代表和美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已故美国总统绝大多数是基督徒。在已故37位总统中，除杰斐逊、林肯、安德鲁·约翰逊和海斯4位总统有“教会倾向”，约翰·肯尼迪是天主教教徒外，其余32位总统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占已故总统的86.5%。总统候选人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也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情感来求得信教选民的认同。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三位候选人卡特、里根及约翰·安德森都争先恐后地说自己是“再生者”。即将离任的卡特总统声称，他的“内光”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使他认识到如何做一个“纯正的基督徒”；曾做过福音派传教士的国会议员约翰·安德森重弹老调，宣布自己再生了；里根则参加了基督教新右派牧师的宗教集会，并信誓旦旦地称自己是再生者。因为宗教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出现一位非欧裔的总统。犹太人尽管控制了美国经济，却没有一位总统有犹太血统。
其次，美国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和家庭私生活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在竞选中，如果爆出候选人存在道德品质问题或不良家庭生活问题，又没有合理的解释，大选前途将十分渺茫。美国人认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能妥善处理好家庭事务的人才能担当起治理美利坚的重任。肯尼迪可以以单身汉的身份进入众议院、参议院，但如果还想竞选总统，就必须尽快结婚生子。在已故37位美国总统中，仅有布坎南总统终身未娶。但当他向人们讲述他和未婚妻凄美的爱情和自己对她的终生思念时，选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一位伟丈夫。
在已故总统中，里根的爱情与婚姻最为复杂。1939年，里根在拍摄《二贼兄弟》期间，对女主角演员简·怀曼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于1940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生下一女。后因感情原因，于1948年2月离婚。1952年，里根与另一位影星南希·戴维斯结婚。里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离过婚的总统，但里根的个人生活是严肃的，重视道德力量，反对婚前性行为，始终没有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他用实际行动树立了积极健康的政治形象，并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家庭责任感可以胜任总统职务。
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但在美国文化深层却涌动着保守的潜流。
五、时世与英雄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状况不同，其政治人物的成长规律也不完全一样。但时世造就英雄却是古今各国普遍存在的真理。
上述四部分分别从竞选策略、政党支持、经济支援和个人条件四个方面对成功当选总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归纳；这些原因是已故总统走向成功的普遍规律。但也有一些已故总统，无论他们的成长道路如何千差万别，但在当选总统这一环节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特殊的时世是造就他们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凤毛麟角的幸运儿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国内国际形势所迫，要求某一特定的人物执政，这种人自然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是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以后，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时世需要一个英雄来拯救酝酿之中的美利坚。华盛顿不负重望，把一支组织松散、训练不足、装备落后、给养匮乏的军民队伍整编并训练成一支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通过特巴顿、普林斯顿和约克得战役，彻底击败英军，取得了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尽管他主动递交辞呈，解甲归田，但最终还是众望所归，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美国建立以后，由于在蓄奴和废奴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美国长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危险；国家急需特殊人物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主张国家统一的林肯走上前台。他凭借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不仅顺利当选并连任总统，也因为废除奴隶制度，确保美国南北统一而成为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齐名的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时世造英雄的第二类情形主要发生在党内初选之中。这种情形往往与国内国际形势没有特别的关系，是因为党内候选人各方力量相近、争执不下，处于焦灼状态才突然杀出一个意外人物，获得党内初选，并最后赢得大选。这种由于偶然因素而造就的英雄通常被人们称为“黑马”，其代表人物是波尔克。
詹姆斯·波尔克出生于种植园主家庭，名校毕业后开业做律师，是人们眼中的有为青年；但没有人认为他是将来的总统。波尔克家族好友中包括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杰克逊的帮助下，波尔克进入美国众议院任众议员14年，并两次担任议长；1839年任田纳西州州长。
18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异常激烈。几位强力竞争者争斗不休，最终陷入僵局。在焦灼状态下，拥有巨大幕后权力的前总统杰克逊力荐并非候选人的波尔克。波尔克承诺只做一次候选人，绝不参加下一届竞选。波尔克的意外出现打破了僵局，作为妥协的产物，波尔克轻松赢得党内初选。他在大选中的竞争对手是声名远在他之上的辉格党人亨利·克莱，没有人认为波尔克会取胜。辉格党还打出了“谁是詹姆斯·波尔克？”的竞选口号。竞选中，波尔克凭借务实的政策方略，最终取得大选的胜利。
在民主党的大力支持下，波尔克使美国成为横跨北美的合众国。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状况不同，其政治人物的成长规律也不完全一样。但时世造就英雄却是古今各国普遍存在的真理。
美国总统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入主白宫的兴奋非常短暂。紧接着是长达四年或八年的艰苦执政生涯。内政外交决策、司法机关质询、党内纠纷协调、遗留问题处理……，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总统在短时间里做出批示。即使是最积极主动、精力最充沛的总统也会逐渐厌倦，因为他们发现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文山案牍从来就不可能消退。
入主白宫的42位主人，已有37位离世而去。从华盛顿到布坎南，是美国的草创和初级发展阶段。开国元勋们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制度，为这个全新的国家奠定了制度和发展基础；之后的总统开疆扩国土，在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取得了在美洲的霸主地位。从林肯到威尔逊，美国取得了飞速发展。南北战争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形成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主导权。从哈定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四任总统巩固了一战的胜利成果，创造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确立了市场作用和宏观调控并重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成为了主导大半个地球的超级大国，并为美国赢得了世界性的政治地位和全球性的声望。从杜鲁门到里根，美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两极对抗的风口浪尖中，艰难地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仍保持了世界的霸主地位。这些已故总统，有的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有的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有的亦张亦弛，运筹帷幄；有的主动放权，呈现一个高速运转的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不同的执政风格，不同的利益取舍，在白宫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为适应美国浓厚的民主、自由、创新气氛和复杂的现实发展需要，历届美国总统都自觉尊重和维护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并根据执政时期的内外形势变化，主动采取了基本相近的执政方略，承前启后，将美国建成了制度健全、实力雄厚、地位崇高和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