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从16到18世纪，欧洲和北美爆发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政治上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产生了一整套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人性论等理论观点论证了公民的人身独立和自由，论证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催生现代公民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成为公民权利扩大的原动力，公民权利是作为资本主义与平等之间冲突的结果而出现的。19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国家采取富国强兵、扩张领土的政策，于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兴起。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当代西方公民资格观的转型，公民责任的培育成为西方各国教育的共同呼声，公民教育也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品质，即：关注“责任”，注重“责任公民”的培养，不管是新自由主义公民资格观还是现代共和主义公民资格观、社群主义公民资格观、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资格观，来自各种政治立场的观点都一致认为：“增强公民责任”是一个紧迫的目标。
（一）美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美国人普遍认同负责任的公民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根本条件。美国学校的德育，强调培养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和道德推理能力，在塑造国家精神的同时更注重教育青年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责任公民”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要承认他人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各种权利的责任、遵守各种规则的责任和信守诺言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冷漠以及各种消极参与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及各种社团又开始反复强调“公民责任”的重要性，美国社会推出了500余个教育法案，鼓励学校制定系统的德育评估标准，并对“公民责任”做出了一些基本的规定：公民有责任认同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并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以维护这些价值原则；公民有责任认识到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确保社会健康、安全、稳定地发展；公民有责任积极参与到社会中来，促进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承担公民责任，学生必须具备相应的公民知识、技能及品质，这是美国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公民知识包括什么是公民生活、政治及政府、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政府是如何通过体现民主价值原则的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国与其他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关系，公民在美国民主中的地位等。公民技能包括思维方面的技能和参与方面的技能。思维方面技能的核心是批判性思考能力，具体包括了识别、描述、解释、分析信息的能力，在公共问题立场上的评价、接纳和辩护能力。参与方面的技能主要包括与人合作、表达观点及控制冲突的能力，对政治生活的监督和影响能力。公民品质主要指维护和推动宪政民主所需要的公民品德，如自律、尊重他人价值和人类尊严、公共精神、对法治的信仰、批判精神，乐于倾听、懂得商谈与妥协等，最重要的是对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的信仰。1992年，美国行政组织与研究机构共同拟定《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1992年7月，美国约瑟逊学院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Aspen）召开了为期4天的会议，会议的主题为“道德与品格：应当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将要做些什么？”，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的诞生。《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界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六种核心道德价值观，并提出将要付诸行动的品格教育计划。这一宣言的发表，引起了一系列品格教育机构的成立，各级各类学校也开始设立品格教育课程，或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品格教育。主张向学生传授以尊重和责任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1994年公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1994年，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并获得通过，这一为期6年的时限法成为美国90年代后期教育改革的法律依据。该法案对从儿童到成人的各种教育形式提出要求，强调培养儿童的“终身学习能力”，强化教师的“继续教育”，确定了教育与训练在美国未来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并展示了联邦政府完成目标的决心与魄力。该法案的重要宗旨在于为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达到改进成人的技能，拓展其潜力的最终目的。在对公民教育目标进行陈述时规定，到2000年，所有4、8、12年级的毕业生应该能够掌握具有挑战性的内容，以便他们为承担公民责任、进一步学习和有效工作做好准备，所有学生都将参与到那些能促进和提高公民素质、社区服务及个人责任感的活动中。
（二）德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1806年耶拿战争后，德国人民处于法国的专制压迫之下，整个德意志民族在反对法国人的军事占领和民族压迫这一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涨。黑格尔从理念上赋予国家比个人更高的伦理地位。他认为国家体现了更高的善，个人的自由是通过国家才可能实现的，因而他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的真正体现者。个人是否具有政治上的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个人要服从国家，服从集体并积极参加民族生活，把为祖国服务看成是全体德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整体主义以及服从主义的历史传统，德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把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利益作为首要责任。
德国着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认为，国家应该是引导人们进入道德生活的一种人类集团，国家本身应是一种理想的道德组织，教育要为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国家公民服务，要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这种国家公民必须深刻了解国家的本质和任务，以激发学生由于对国家任务的理解而产生公民责任感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教育者的责任在于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必须具备杰出的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以及具备国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如爱国、牺牲、忠诚、勤俭、忍耐等美德。国家的教育制度只有一个目标，即造就国家公民。为了培养这样的国家公民，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有关公民知识的教育，公民常识、法律常识、宪法知识、国民经济理论、有关国家任务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论知识是十分有价值的。其次，加强职业训练，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和训练公民的职业技能，使之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再次，职业道德化和团体生活道德化，对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道德训练，培养他们的爱国之心和忠诚精神，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包括对涉及他人、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行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法律社会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感。总之，公民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其任务是培养国家公民的正义与公平的思想、责任感和道德勇气，服从权威与民族感，从而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
（三）英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英国学校德育具有典型的保守主义倾向，但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重视学校德育的责任教育，重视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要求学生成为学会如何与别人相处、有高雅自由的生活、能够考虑别人的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和高雅情趣的自律者。主要教育内容是以对别人的尊重、公正与合理、诚实和有信用为核心，教育学生处理好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与社区和社会的关系、与人类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非人类的关系和与上帝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是行为主体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1998年英国公民教育与学校民主教育顾问团提交的《科瑞克报告》1997年11月，英国国家教育与就业部部长戴维·布鲁克特（David Blunkett）宣布成立以伯纳德·科瑞克（Bernard Crick）为首的公民教育与学校民主教育顾问团，目的是为学校中的公民教育提供有效的建议。顾问团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咨询和讨论，于1998年提出了他们的最终报告，简称《科瑞克报告》（The Crick Report）。《科瑞克报告》就公民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内容、方法、重点等作了阐述。2000年，政府将专门的公民课程引入中小学，公民课成为国家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从2002年9月起在中学正式实施。指出，公民教育的目标是：确保并增进学生有关参与型民主的性质与实践的知识、技能以及价值观，提高为把学生培养成为积极公民所需要的权责意识和责任感，以此确立参与本地或更广泛社区活动对个人、学校和社会的价值；必须让学生理解地方和国家的民主机构、实践和目的，包括议会、审议会、政党和志愿者团体的工作，让学生知道英国和欧洲正式的政治活动与公民社会是如何联系的，并培养他们对世界事务和全球议题的意识和关注；必须让学生对包括税收与公共支出如何平衡在内的经济生活中的现实有一定的理解。2000年，英国确立新的中小学国家课程，要求公民教育课程发展学生的德性和自主性，帮助他们成为公平社会中有责任心和爱心的公民。公民学科要教给学生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理解力，让他们在本地、本国和国际上担当起有效的角色；帮助他们成为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有知识、有思想、有责任的公民，促进其精神、道德和文化的发展，使之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更加自信和富有责任感；激励学生在学校、邻里、社区和更广泛的世界起有益的作用，了解经济和民主体制及价值，尊重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培养思考问题和参与讨论问题的能力。
（四）法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在近代史上，法兰西民族素以“政治民族”着称，是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和政治积极性的民族，马克思曾说法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们不是那种只关心生活中的非政治性事务、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的狭隘观念者，也不是那种消极被动地接受政府行动影响的顺从者，而是那种把国家政治事务看作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对其施加影响的参与者。法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和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学校的公民教育，影响了法国公民责任意识培养的侧重点。早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击退国内外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扑，保卫革命果实，革命领导人就意识到在全体公民，首先是军人和学生中灌输共和主义精神的必要性。在向士兵宣传共和主义政治理想的同时，革命者在学校做了不少工作，积极地向青少年学生传授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观念，努力培养他们进入资产阶级的行列。179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和宪法，被列为中小学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1881～1882年期间颁布的实施教育改革的《费里法案》1881～1882年间，法国教育部长费里颁布了两个关于初等教育的法案，被称为《费里法案》。第一个法案规定了国民教育发展的义务、免费和世俗化原则，后一个法案是使三个原则具体化。这些法案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的年龄；免除幼儿园、小学及师范学校的学费；废除《法卢法案》（1850年通过）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等。《费里法案》为这一时期法国初等教育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促进了法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规定，在公立学校里废除宗教课，开设公民教育课，开启了法国中小学注重公民教育的传统。法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酝酿的对普通高中的教育改革中，公民教育课的教学得到了进一步重视，课时数也有所增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青年学生增强公民责任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民主并不取决于支配国家的人有多少；民主的本质及其特征，是人们与整个社会的沟通方式。”以多元文化价值为基础、以民主和法治原则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其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大量负责任的公民作为其社会基础。民主政治愈发展，公民的主体价值愈凸显，公民责任也愈突出。
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不同，因而公民责任意识培养的内容和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公民责任意识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公民责任实现的方式也不同。社会对儿童教育的关注，是他们作为未来公民的角色，所以，社会关切诸如他们获得理解公共文化并参与公共文化的各种制度的能力，关切他们终身成为经济上独立和自我支撑的社会成员，关切他们发展各种政治美德，而所有这些关切都是从一种政治观点内部出发的。无论西方抑或东方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把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作为建立社会新秩序和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重要手段，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段很长的强调个人自由的路之后，要重新强调集体责任、参与、服务等社会价值观，强调公民责任。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影响了全球范围内教育主题的改变，即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关心”，从“学会关心”到“学会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的《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0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当时的总干事勒内
·马厄成立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世界教育形势和改革，并要求提供一份研究报告，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会员国在制定教育策略时参考。以埃德加
·富尔为首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72年5月完成了题为《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终身教育变成了由一切形式、一切表达方式和一切阶段的教学行动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关系时所使用的工具和表现方法。教育的功能不再局限于按照某些预定的组织规划、需要和见解去训练未来社会的领袖，或想一劳永逸地培养一定规格的青年，而是要面向整个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时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年龄，而是向着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报告中就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使每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1989年该组织将“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学会关心”，呼吁一种道德关怀与道德责任。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
二、公民政治文化与公民责任的实现
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各民主理论家，都曾强调要保持民主就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需要具有关于公共事务的高水平的知识。公民政治文化作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与行为取向模式，直接规定和影响着公民责任的实现。
公民政治文化是对民主的政治文化以及维持这一文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这是一种参与式的政治文化。公民政治文化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文化，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公民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在村民、臣民和参与者三种角色之间的平衡，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公民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的参与性。
公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层面，它是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层，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是最易发生变革的层面；②公民政治文化的情感、认识层面，它通过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好恶感情流露出来，较典型的是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反映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既表示了公民对政治体系合理性的认可，又表明公民对政治环境的适应；③公民政治文化的行为层面，它处在公民政治行为的外围层面，主要由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行为能力所组成，前者是潜在的行为能力，后者则是现实的行为能力。公民政治文化通过公民的政治观念、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和政治信仰对公民的政治行为发生作用，只有通过公民的政治行为，才能使公民政治文化发挥实际的社会功效，从而进入政治过程。
公民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反映了公民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有效性认同和服从。这种有效性认同建立在公民对社会基本结构价值合理性的普遍认同之上。一种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社会安排得以确立和运行，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其制度价值合理性的普遍认同。有学者分析了当代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现象后认为，“财产占有状况的差异所造成的鸿沟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经济根源；政治权力的归属与运作状况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阶级基础；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制度肇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价值体系是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文化成因”。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的美国公民政治责任感的丧失。公民对处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公民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反映了公民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同时也离不开公民对自我角色的认同。这实际上反映了公民对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和公民与个人关系的评价，即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公民对“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的一个心理上的角色定位，即“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国家成员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公民意识直接影响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可以维持和改变公民的现在行为，也可以指导公民的将来行为。现代公民意识应该是自主与服从、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公民责任意识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
三、政治社会化与公民责任的实现
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要经过某种过程，公民政治取向的形成要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即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了解并掌握。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之所以采取某种行为并对这一行为负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通过同样的过程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化是公民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政治取向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和继承过程。政治社会化的含义有以下几个层次：①政治社会化是个人学习和建立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以及政治人格特征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建立个人在一定政治系统内扮演政治角色所必需的价值、信仰、态度、知识和情感。②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政治的教育训练过程，是把认同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传授给所有成员的社会过程。③政治社会化是把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代际相传的过程，是政治文化持续相传的方式和过程。政治社会化也就是一代人把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这个过程叫做文化的传递。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政治系统内各种角色的态度的形成，“对公民来说，这可能包括对他自己作为选民、权威人物的接触者、示威者或作为纳税人、守法者等的态度的形成”。每个政治系统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任何政治结构，甚至任何活动形式，都可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动因而起作用，为公民提供信息，暗示的也好，明示的也好，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倾向”。
实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结构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和大众传媒。家庭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起点，发生在家庭中的政治社会化往往不是有意的、正式的，而是潜在的、暗示性的。学校是正式的、有效的和系统的公民政治社会化渠道。学校教育巩固和拓展青少年在家庭早期教育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态度，确立其某种政治价值体系以及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和认同，培养其较为清晰和完整的政治取向。社会共同体是由社会地位、利益和信仰大致相同，且具有某种志趣的人组成的团体，如政党、工会、学会、协会、俱乐部和其他非正式的团体等。这些社会共同体组织形式或松散或紧密，但作为个人自愿参加的组织，具有相同的意识，往往在公民政治文化的确立上起着强化作用，同时，通过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化过程也可能改变个人的政治取向。大众传播媒介一般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互联网等在社会中大量传播信息的载体，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政治倾向性和政治价值判断标准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态度。
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对公民意识的影响来影响公民责任的实现，其中学校教育是公民意识培养的主渠道，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儿童青少年一代，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公民意识形成的关键和最佳时期，公民教育的重点在学校教育阶段。其次，学校教育是一种专门的教育活动，有专门的场所、专职的教师以及相应的教学形式与集体活动形式，与其他系统相比，学校教育活动具有更强的系统性、计划性和目的性。现代公民教育的实质是一种使社会成员成为合格公民的价值观教育，它以要求公民对本国的社会制度、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的认同为核心，尊重公民个人的权利，引导公民处理好个人与社会、政府、国家、他人的关系，成为社会的好公民，即自主与服从、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自律与他律辩证统一，具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社会成员。
公民意识的培养不能仅靠学校教育，还需要长期、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培养公民对民主政治体系的信仰和信心，强化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公民参政的功效感，即公民对实际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大小，是影响公民参政责任感的一个主要因素。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或事件，可能导致人们政治观点及态度的根本转变。这种重大的政治运动或事件本身的性质可能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责任感的形成产生正激励或负激励，并深刻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