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至12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制定抗战战略方针，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战略”。8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宣布了“持久消耗”为战略方针。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以等待国际形势改观、依赖外力取胜作为持久抗战的理论基础；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作为持久抗战战略的核心内容；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抗战大后方是“持久抗战”的具体策略；“二期抗战”是“持久抗战”战略的阶段构想。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全面分析了抗日持久战的依据、特点和规律，把“持久战”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与中共的持久战思想相比，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存在许多不足，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不同。蒋介石的持久战理论根基并不牢固，依赖外力取胜是它的基本依据，“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存在着侥幸心理，把抗战命运寄托在英、美、法、苏各国与中国“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之上。1939年秋，蒋介石导出了所谓“抗战到底”的真义：“就是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心以至外交的总体战，争取外援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外因，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主要是指人民战争之伟力。与蒋介石立足外援不同，毛泽东抗日持久战奠基于发动民众起来抗日，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赖外援还是发动民众，这是国共两党关于持久战理论的不同支点，反映了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的本质差异。
（2）战略战术原则的差异。蒋介石关于抗日持久战战略战术原则，过多重视阵地防御作用，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蒋介石提出把“坚守阵地，凭借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的进攻”当作“抗倭胜利的唯一要道”。为实施阵地战，蒋介石还制定了有进无退的“连坐法”，命令部队“誓死拼命，坚强抵抗”，“持久死守”，不许后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惨痛教训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战略战术原则有所改变，“由被动的防御姿态，改变为主动的积极进攻的姿态”，但并未改变以阵地战为主的局面。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要旨，但实际作战方针依然把阵地战置于首要地位。
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预测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的前进和迅速的后退，迅速的集中和迅速的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主要实行运动战，辅之以阵地战。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又系统地提出“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尤其是把敌后游击战提到了战略高度，这是一大发明，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开辟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与毛泽东这一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密不可分。
（3）战略阶段划分上的区别。蒋介石把持久战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称抗战第一期为战略防御时期，把抗战第二期称为转败为胜的反攻阶段，否认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这是基于“等待国际局势改观”的指导思想而制定的战略计划，自然难于认识把握抗战进程和规律。事实上，相持阶段恰恰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关键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蒋介石“二期抗战”阶段说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抗战的真实进程和发展规律，反映出其理论的偏颇与战略短视，缺乏对抗战的指导价值。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不同的特点进行科学考察，预测中国抗日战争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事实证明，这是富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见。
总之，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持久抗战方面达成了共识，对取得抗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两者在持久战战略思想上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差异。前者是零碎的、偏颇的、消极的；后者是系统的、科学的、积极的，富有理论预见和战略指导价值；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路线。从根本上说，这种区别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性不同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