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拐点，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其中，资产阶级就是新出现的社会阶层。
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在中国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即：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此相应，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追溯历史可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在洋务派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商办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是少数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兴办；二是个别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厂采用机器生产转变而来。在这两种途径中，前者是主要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发展中基础极为薄弱，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的痕迹，并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特征。先天不足是指在经济技术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市场竞争力。在阶级来源上，民族资产阶级不少是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而形成的。后天畸形是指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分布严重失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工业门类主要在轻纺工业，极度缺乏重工业基础，明显反映出近代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虽然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从经济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从政治上看，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资产阶级），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无产阶级产生）。从思想上看，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冲击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并最终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来说，在当时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虽表现出某些妥协性，但总体来说，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它还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的。因此，中国革命不仅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并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的产物。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中国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通过超经济的手段，依靠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借助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之所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相结合，具有垄断性、封建性和买办性，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阻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因而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
（陈发水）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