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以实施该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支配地位。这次“左”倾错误使党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然而，不久之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左”倾错误。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因从事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此时，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控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者因其错误路线的贯彻实施而无法立足于上海，临时中央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而党在上海则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9月底，蒋介石调集100万国民党军队，亲任总司令，向各地红军进攻，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以5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进攻。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19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平息福建事变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极致。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左”倾冒险主义者拒不接受。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这时，“左”倾冒险主义又变为逃跑主义，仓促向西突围，被迫进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