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一般史书上指责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向以中共1926年对国民党的“三大让步”为首要标志。
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让步：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选举问题上的让步，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大让步。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国民党二大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7名。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而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是军事上的让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令中外震惊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和监禁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等。对此，陈独秀再次让步。结果，蒋介石夺取了很大一部分军权，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国民党左派被孤立。
第三次是组织上的让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步步紧逼。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条文。在鲍罗廷的促进下，陈独秀又一次让步，使蒋介石的这个提案得以顺利通过。从此以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毫无地位。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全面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陈独秀不但不予以反击，反而在1926年12月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制定了限制工农运动，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的政策。此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发展到极端，引起中央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的极端混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把握住方向，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都遭受到重大损失。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近代工业的落后，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少，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要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资产阶级应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革命胜利后应由资产阶级掌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等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所以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病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极大，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
第一，在统一战线中，没有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的反动势力，就必须同各阶级、阶层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只有对资产阶级实现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才能使统一战线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独秀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对资产阶级只知退让，不知进攻；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
第二，忽视军事斗争，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不可能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可以通过民主的形式，争得局部的利益。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在大革命时期，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第三，忽视和限制农民运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同中国工人阶级一样，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成功地组织农民，引导农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是推动其发展而是采取种种限制措施，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紧要关头没有取得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援。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是由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和资产阶级集团叛变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在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即使领导正确，也很难保证革命一定取胜。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又缺少革命斗争实践，一开始就投入了激烈的大革命斗争，犯错误乃至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核心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错误。为了保持国共联合战线的不破裂，他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对国民党采取全面退让的右倾策略，甚至最后发展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幻想以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让步政策来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结果适得其反。陈独秀和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罪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莫斯科始终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实际权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要求中共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谁要是不服从它的领导，不遵从它的指示和决议，便一概斥为破坏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所以，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事实上又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应该说，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中国代表也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雪）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