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态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和没落，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特别是经过与马克思主义论战后，逐步趋向没落。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以“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面目被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影响也不大。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散布。此时，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政治秩序倾覆了。官僚帝国的等级体系在种种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变成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些急于要摆脱现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苦闷和彷徨，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一时又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们需要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既为外在的社会奠定秩序的思想基础，也为内在的心灵寻觅安身立命之地。这是一个需要乌托邦并且产生乌托邦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它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流派一道，自1910年左右起，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现代化舞台上的主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又以新思潮的面目，继续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在新思潮中占有一定优势。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一回事。于是，无政府主义者自恃在中国有较长的历史，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夺去阵地，于是便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力反击，这便是五四时期政治思想战线上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社会主义”论战后的第三次论战。这场论战从1920年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到1922年底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从1924年起，无政府主义便走向破产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包括：（1）反对一切强权，不要一切国家政权。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强权是所谓个人绝对自由的严重障碍，主张反对一切国家强权和国家政权。（2）主张绝对自由，反对组织纪律。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把个人自由、个性发展以及所谓个人奋斗夸大到极端的程度，宣扬“个人万能”论，主张绝对自由主义，不要组织纪律。（3）反对有领导的社会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无政府主义者从永久地维持自由涣散的小生产的观点出发，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一切生产机构委托自由人自由联合管理，反对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社会大生产。关于分配，他们也以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观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无条件地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4）主张个人恐怖，反对阶级斗争。在实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和手段上，主张采取个人恐怖，实行工团主义等，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无政府主义勾画的乌托邦蓝图中，一切美好的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理性、非利他主义等统一在一起。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眼里，无政府主义不啻是大同理想的现代翻版。
为了实现其理想，无政府主义几乎不排除一切手段。然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特色恰恰使其实现理想的手段高度贫乏。手段的无所不包性与美好价值的一元统一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己的不妥协性，他们拒绝一切过渡性的选择。可是，短短几年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便在中国销声匿迹了。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号召推翻现有政府，建立新的社会。同时，他们还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作过一定程度的揭露，对启发中国人民的反帝觉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不仅体现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激进主义提供了关注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语言以及普遍的价值取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了一种强烈的乌托邦意识，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乌托邦的梦想充斥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为使梦想成真，他们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可见，无政府主义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发生过一定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桥梁。
尽管无政府主义在一定时期起到过一定进步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绊脚石，起到了破坏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通过论战，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