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股份制改造能彻底解决新东方的问题，但在股份制改造完成之后，新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原来是分封制，大家之间职责分明，利润的分配也很清晰，而股份制改造完成之后，由于所有的业务统一在一起了，股东们不知道该去干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看不到实际的利润，股东们怀疑是上了俞敏洪的当，开始联合起来对抗他。
坎里那些事儿
在新东方股份制改造完成后的第二天，股东们向俞敏洪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一次性购买十一辆轿车，每个股东一辆。当时俞敏洪是有一辆小轿车的，此前为了迎接徐小平从美国归来，俞敏洪觉得不能开一辆面包车去机场迎接他，于是就买了一辆帕萨特。在俞敏洪有车开的时候，新东方的其他股东都还在骑着自行车上班，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提议。
虽然觉得很意外，俞敏洪还是同意了这一提议。新东方一次买回了十一辆车，这些车是在同一天提回来的，那场面很是壮观。可是，有了车之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股份制意味着大家的业务都合在一起了，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干活了。而且，干活后也不知道钱装到谁的口袋去了。
俞敏洪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但实际上还有更大的问题。
新东方以前的结构是“包产到户”，扣除经营成本和要上交给新东方的管理费用，“承包者”可以把剩余利润全部拿走，一年干到底，通常能拿到三五十万。但现在实行了股份制以后，虽然分到了股份，却看不到实惠。股东们只能每个月领一些工资，至于能不能分红，能分多少，要到年底才能知道。以至于有些人觉得是上了俞敏洪的当，表面上是推动改革，实际上是把他们给架空了。
同时，头衔的划分也让这群人很不舒服。原来这些人之间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甚至觉得俞敏洪是他们的下属，专门为他们服务的。但是现在，俞敏洪是公司的董事长，还兼总裁，他们都成为了俞敏洪的下属。而且，这些股东们的职位也有高低之分，比如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毕竟是知识分子，都要面子，所以职务的划分也很麻烦。
最终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些小股东联合起来，跟俞敏洪不断抗争。比较可笑的是，这些人并不清楚自己抗争的目的，他们只是觉得事情应该有所改变，但到底改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俞敏洪也不知道该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个时候的新东方，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手创办了新东方的俞敏洪内心无比焦急和无奈。
俞敏洪的战术
面对当时的局面，大家都意识到有问题，但又不知道该怎样解决，有的只是不断的争吵。事情演变到最后，由最初的不信任上升到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俞敏洪很希望新东方能够平稳发展下去，所以做出了以下决策：
离开新东方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沟通之后，俞敏洪深感道理是讲不通的，在极度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提议说，“把我的股份统统送给你们，我不做了，我也不要钱了，我离开新东方”。他说他可以到广州或者上海，去重新创办一所学校，和新东方斩断一切联系，从零开始。
股东们对俞敏洪的这一提议颇感意外，一番商议后，他们谢绝了俞敏洪的“好意”。他们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即使拿到了新东方的全部股份，他们还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限时购买其他股东的股份
俞敏洪分析后认为，股东们之所以对自己的股份心存疑虑，主要是担心股份不值钱，于是他决定让这些人的股份和现金挂上钩。俞敏洪对这群人说：“这样吧，你们把股份都卖给我，我按1%兑现100万元现金的价格收购你们的股份。”
俞敏洪说出这番话，是在某日上午9点的会议上提出的，而他给这些人限定的时间是下午5点。这就是说，5点之前愿意卖出股份的，俞敏洪会用现金兑现，5点之后就不再受理了。当时俞敏洪手里并没有那么多现金，就向周围几个有钱的朋友借，这些朋友都愿意帮助他周转资金。
结果，到了当天下午约定的时间，这些股东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卖掉自己的股份。他们说，既然股份有一个可靠的定价了，还是慢慢商议一下以后怎么做吧。不过他们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说通过这件事情发现俞敏洪领导能力欠缺，觉得应该由另外的某个股东来担任领导。经商议，王强取代俞敏洪坐到了董事长的位置上。就这样，股份风波算是过去了。
坎外真经
有不满就说出来，而且要当面说
当时新东方的股东们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但新东方的老师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实情。俞敏洪说，他们吵架的时候都会关上门，不管是砸桌子、摔东西，都是在内部，一旦走出办公室，他们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最亲密的哥们儿关系。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俞敏洪说是因为当面都把不满说尽了，就没必要再在背后说谁的坏话。
可以说，有利益关系的人之间，纷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有人提出来，如果大家心有不满却不言说，问题只会越积越多，随着矛盾的加深，解决起来也会更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