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主编 刘国新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在2012年9月正式出版。作为一名作者，欣喜之余不免掩卷长思，回想撰写《国史稿》的日日夜夜，检索修改《国史稿》的点点滴滴。
一、国史的撰写和定位
《国史稿》的写作整整经历了20年时间，虽谈不上步履坎坷，也称得上一路磕磕绊绊。《国史稿》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所的命运。
1992年11月3日，成立了近两年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第12次所办公会，决定编写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个五卷本不同于后来出版的五卷本，它们分别是：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6）；第四卷（1976—1991）；第五卷（1991—1994）。对应这五卷本的是五个分时期设立的研究室，各研究室主任为各卷“主笔”。
1995年5月，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机构调整，五个研究室合并为两个编研室，第一编研室研究对象为1949—1976年历史，第二编研室研究对象为1976—当时（1995年）。同时，国史写作的各卷主持人由“主笔”改称“主编”。
最初在设计国史体例时，多数人的意见是多卷本国史要有一个绪论，安排在第一卷中的第一章。从鸦片战争写起，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建设的艰难历程，用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来，说明自1840年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千百万民族英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与生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的脚印，铺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之路。同时，近代以来的事实也告诉人们一条真理：在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和其他道路都没有走通，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但在编写实践中感到要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一章当中，确有难度。经过再三酝酿，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调整结构，在第一卷之前设独立的一卷，称为“序卷”。
1996年6月，国史稿序卷单独成册出版。同年12月30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向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报送《关于国史多卷本编纂工作的报告》，提出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6），第四卷（1976—1984）已经完成最后一轮征求意见以及修订、送审和出版的具体计划，并有了做好相关工作的设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次正式对外公布国史稿的框架体系。这套序卷及一至四卷国史就是2009年正式向中办报送的《国史稿》，也就是2012年经中央批准出版的五卷本《国史稿》。
国史写作从一开始就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邓力群要求《国史稿》“务必要超过以前出版的所有国史著作”。李力安提出，《国史稿》应该是权威版本，国家水平。那么，《国史稿》有没有达到当初所设想的要求呢？2012年1月中宣部在给中办的报告中给出这样的评价：“总的认为，修改后的《国史稿》导向正确、结构清晰、重点突出、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行文规范，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权威性和可读性，已经比较成熟。”这个评价至少可以说，《国史稿》没有辜负老一辈当初的期望。
在简单回顾了国史写作的大背景后再谈第一卷就顺当多了。第一卷的主笔开始是田居俭，后来改为主编制，他仍是主编，我是副主编。2007年以后，根据需要，田居俭转而负责序卷的修改，我负责第一卷。
第一卷所反映的1949—1956年的七年，既是新国家新政府艰难起步的初创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到成为全国执政党后治国理政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困难前所未有，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前所未有，是历史叙述中比较难以驾驭的一段。
当代中国研究所对第一卷的要求超出这一卷本身。邓力群提出：总的要求是五卷国史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第一卷就是个开头。这一卷搞好了，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就可以顺流而下，高屋建瓴；就可以按照这个规格，照着这个模样，一卷一卷地搞下去。如果这一卷搞不好，不但是这个第一卷本身的问题，而且要影响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卷。第一卷的撰写自始至终以此自律。
第一卷的写作呈现三个特点和方式都十分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2年至2000年。1992年开始起步，至当年7月完成两轮大纲的讨论，之后开始分章写作。1993年8月20日至31日，在辽宁兴城，邓力群主持第一卷初稿的讨论。这次讨论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一是它正式揭开了国史修改讨论的序幕。以后的四五年一卷接着一卷，一轮紧似一轮的修改讨论。二是阵容庞大。邓力群自始至终坐镇主持，马洪、安平生、郑慧、丁伟志、詹武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三是讨论热烈，思想活跃，培育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建所初期学术民主的风气。与会人员年长者已逾80岁，年轻的才二三十岁，但在会上均能畅所欲言，可滔滔不绝，也可三言两语。不仅对第一卷的修改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同时也大大深化了如何撰写不同于党史的国史认知。四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读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文件，即李力安任所长，有林任副所长。在此之前，是邓力群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直接指导当代所各项工作，自此以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机构健全了。
1995年5月8日至26日和7月4日至10日，邓力群主持了第一卷第二稿讨论，这是第二轮讨论。从这轮开始，参加讨论的人员，不只是本卷的撰写人员，所里其他研究室的人员均可参加。这种改变，是为了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业务人员更完整地了解整个国史，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所熟悉的那十年八年。
2000年5月10日至31日，邓力群主持第一卷第三次审稿会，这是第三轮讨论，这轮讨论邀请了所外专家。
总起来看，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邓力群亲自抓写作，写国史是全所的唯一的重点工作。方式是集中所内外专家大讨论。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至2007年。方式是主编负责制。田居俭和我每人6章，分工阅改。
第三个阶段是2007至2012年。特点是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有序推进。方式依然是主编负责制。正式向中央送审是2009年，在此之前为稳妥起见，又突击修改一次，所以，这个阶段是经历了从2008年新一轮审改，准备给报送中央的送审稿开始，到2010年和2011年根据30个部委两次送审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到2012年根据18个部委的意见再次修改、补充、完善，再到2012年4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审核《国史稿》的大部分数据核实、修改，直到2012年4月和8月，中央正式批准出版前的核对全部注释和通读全部书稿这样五个具体阶段。
二、第一卷的撰写特点
第一，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
当代中国研究所从成立起就不断地探讨国史与党史的区别。说到底国史学体系就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即国家为主体的客观活动和我们对于它认识归纳的主观的统一，直接的体现就是篇章结构。
第一卷对此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经济制度、国家制度、文化制度形成的时间顺序和前后衔接问题，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是连在一起写，还是分开写？不分开就写到三年经济恢复了，结果把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隔得很远，放到后边去了。如果只写财经统一、平抑物价，而把工商业的调整和恢复经济分开来，结果就成了两章。还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巩固新中国的斗争，是分开写好还是和在一起写好。关于宪法的写法，曾考虑“从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成一章，借以体现出共同纲领到宪法的历史进步。再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工业化起步以及第一部宪法的衔接和内在逻辑问题等等，都曾在起步阶段进行过多次争论、讨论。
最后定稿的第一卷大纲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同时，又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为经济基础创造发展的条件。
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原来是放在序卷里面写，第一卷是从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讲起，但读下来总让人觉得开篇就讲困难，缺乏一种新的喜庆的气氛，也显得不够有气势，新中国的成立毕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所以，最终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第一章。这一章专门辟出一个目讲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以此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理论基础。其中涵盖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统一战线、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等政策和策略思想。这部分内容是告诉读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党从理论到政策，从实践到经验，都已经有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解放区政权是新社会的雏形，当时制定的各项政策，符合当时的情况，也为后来的胜利探索出了一套施政纲领，是《共同纲领》之前的一种理论储备。这一章所叙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就是讲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接下来第二章“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无论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还是从逻辑关系看都是应该放在这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中《向全国进军》内容上是讲几次战役，实质上是一个军事统一的问题。有了政治上的统一、军事上的统一，才会有经济上的统一。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工作”就是讲经济上的统一。
经济统一以后应该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了，但是第四章还不能写，因为新政权的巩固还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些考验不是我们预设的，而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其次是因境外战争而气焰嚣张起来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不得不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接着就是为支援前线战争，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发现一些干部铺张浪费，进而发现资产阶级腐蚀拉拢少数干部，行贿受贿、偷工减料、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问题严重，于是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旨在巩固人民政权，但它在铲除毒瘤的同时也为新风打开了通途，建国初期的良好社会风气与共和国头七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分不开。这一章的第四节“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就是按照这种认识安排的。
第五章“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和第六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间的逻辑是，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作为一五计划制定的前提来写。接下来的第七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奠基”和第八章“基本完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体现了一化和三改的顺序和地位：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是“主体”，改造是“两翼”。
第九章是“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乍一看这一章应该再往前一点，因为众所周知，一届人大会议是1954年召开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1956年。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和完成在1956年，它的实践活动则早于此。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而言，1951年就开始了，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扩展公私合营发生在1954年。这是从时间、从当时历史的发展、从推进历史的进程来看。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经济是基础，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开辟，才会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第九章安排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既考虑到历史逻辑，也照顾了理论逻辑。
后边三章分别是教育文化科技、军事和外交，带有专题性质。最初有些内容是按时间排在各章之中的，随着一遍遍的修改，逐渐的越来越集中，就成了现在这种格局。每一章内部分门别类，每类依时间为序。
此外，在突出国史特点上，第一卷也下了功夫。除不过多反映党的会议，更侧重于治国理政的国务活动外，在谋章布局时，注意增写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军队与国防建设、卫生、体育、民族宗教、社会风尚、气候灾害等方面的国家大事。
比如，“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一章中设有“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一节。城乡交流活跃经济生活，内外交流突破封锁禁运。不再只是讲党的经济政策，而是侧重于分析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工业化的初步成就”一节中设“工业化带动城市建设”一目，实际上是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虽然20世纪50年代还谈不上城市化，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不能不成为后来城市化的起点。在“改革旧教育制度”一节中专门设“建立各级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一目，阐述了新中国的教育把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作为教育工作总的指导方针，各级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青年团、学生会、工会等群众团体发挥助手作用，初步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日常思想品德教育组成的政治思想教育架构。在“科技文化事业的新生”一节中加写“体育事业的崭新局面”，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迅速攀登世界体育运动高峰的初创历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国史的题中之意。
在照顾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的同时，为做到脉络线索清晰，取舍标准统一，不同分量事件的安排，参照《史记》的做法，凡大事件均放在本纪中，列专章专节来写，次要一点的而又不能不涉及的事件，分别插入各列传中，也就是节以下或者在有关段落中加以叙述，便于读者看出这段历史的轮廓和历史变化。
第一卷的篇章结构是否做到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尚待读者评说，不过2009年30个部委第一次送审意见对第一卷的评价多多少少使我们感到欣慰。他们认为“本卷撰写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文字简练。特别是有关章节的结构布局和内容取舍，处理得比较好。”
第二，“提炼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只有客观地反映历史，才能使人信服。但是，把历史材料不加分析地堆在一起是否就是客观地反映了历史，那样的东西又能给人以多少启发，是值得思考的。其实，科学意义的写史，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历史性的东西。什么是历史性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对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重大决策过程的研究，有一个相对准确和稳定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指关注和梳理决策的历史根据。具体讲，首先是一项决策是否适应了历史的变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决策以后付诸实践，又使历史和社会有了什么进步，使国务活动和国家生活有了什么变化。提炼和挖掘这些发展变化，更能体现历史整体面貌。
比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粮食紧张，解决粮食紧张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粮食产量，而粮食增产，靠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必须依靠合作化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因此，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大战略措施。同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就要限制私营粮商，不允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粮食加工厂只能接受国家粮食部门的委托加工，不得自购粮食、自销成品，这就构成对粮食行业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的改造。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这些都成为推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步骤。这里所说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作用，是学术界的共识，也在众多的国史党史书籍中得到反映。但是，当初党和政府在实行这一政策时是怎么评估的，有没有把握成功呢？第一卷没有满足于只是把结论摆出来，而是加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涉及城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共中央作出统购统销的决定后，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当时党和国家决策者相信，依靠党同农民从土改以来建立的密切联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阐明社会主义前途的总路线教育，加上统购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合理利益的政策，这项决定是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把决策者制定政策时的考量和为什么对这项政策实施有信心表述出来了。
再比如，写国史必然要写《宪法》，但写法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多数国史书都着重介绍《宪法》的制定和《宪法》的内容，鲜有分析《宪法》特点的，第一卷辟出一个目谈《宪法》的特点。在阐述《宪法》是如何体现灵活性的，第一卷写到：“灵活性表现在，这场深刻的变革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而用‘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加以规范。如明确劳动群众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是‘走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国家鼓励和指导它们转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同样，关于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宪法》要求，‘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其中卫生事业的设施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第一卷的结论是：“《宪法》的这些灵活性就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至于忽视现实生产力水平而提出过高的福利标准，又不会囿于现有条件而忘记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
第一卷还注意联系《共同纲领》分析《宪法》的特点。第一卷指出，《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宪法，很多内容带有政策性，有的甚至直接称为政策，如“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而《宪法》在文本上则相当规范，不仅从形式上完成从临时宪法到正式宪法的过渡，而且在内容上也较《共同纲领》有所前进。《宪法》在“序言”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这是对《共同纲领》的重大发展。《共同纲领》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是通过具体政策保证实际上向社会主义发展，让人民群众通过实践认识和选择这个前途。在阐述国家政体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改变了《共同纲领》“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宪法》还制定了比较完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每届任期、会议制度、职权以及机构设置等，这些都是《共同纲领》所不曾有的。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宪法》的规定更全面、更具体，而且《宪法》一概使用“公民”一词，不像《共同纲领》那样分为“人民”和“国民”。这样的叙述就把《宪法》对《共同纲领》的发展烘托出来，足以说明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步伐。
还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的历史条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这部分内容理应成为国史的重头戏，要浓墨重彩加以书写才对。但在一些著作中只讲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开幕，通过了什么决议，选举了哪些国家领导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此产生，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产生”和“怎样产生”的缘由，缺乏历史感。第一卷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在这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先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历史条件”。
首先，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地方政权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的普遍组织形式。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肇始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政权，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发出通知，要求乡级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后，各解放区普遍建立人民代表会议，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在农村，建立人民代表会议是与土地改革密切联系的。各地先是把以贫农团为骨干组织的农会作为临时性基层政权，开展土改运动。当群众普遍发动起来，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以后，便出现了民主建政的良好氛围。在此基础上，召开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区、村（乡）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区、村（乡）两级权力机关，并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在城市，尤其是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人民代表会议很难立即召开，因而一般是先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政权机构。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先召集各行业各界座谈会或组织各种群众团体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及时转发华北各城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即每次会议抓紧解决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一般都是以当前生产中最重要的）问题。决定后年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加以解释，以取信于民。会前的筹备工作一定要充分，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性。会议期间要虚心征询各方面意见，解答问题，使每一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有关负责人要向会议代表认真报告政府工作。毛泽东对这个经验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其中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其重要的工具。”
其次，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个组织通则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的法理依据。这三个文件给予人民代表会议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听取和审议地方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难看出，三个组织通则不仅赋予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行使的各项职权，而且已经明确规定人民代表会议部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了。
最后，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和全国普选，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的重要的民主实践。《共同纲领》之所以规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就是因为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因此，普选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步骤。有了这一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条件也就具备了。
此外，第一卷还就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科学的概括，即“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由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机关体系的核心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并指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同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根本不同，也有别于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它的特点和优势表现在：第一，便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有利于联系群众和接受群众监督。因而是最能吸引和调动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创造能力的政治制度。第二，便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在国家事务中，凡属全国性的，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决定的重大问题，都要由中央决定，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在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地方再因地制宜和因事制宜地解决地方性的事物。第三，便于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这一点，除了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外，更体现在人民代表的构成上。人民代表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和生产岗位，开会时他们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闭会时，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岗位，及时向选民或原选单位传达大会制定的法律及各项决议的基本精神，并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认真贯彻执行。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第四，便于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首先表现在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行使国家权力。其次表现在保障民族平等的基本政治制度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多民族杂居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以保证各民族人民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力，从而实现各民族大团结。
以上的简单列举，旨在说明第一卷在“形成一些历史性认识”方面所作的初步尝试。
第三，心中有数，有的说有的不说。
从来书写历史，都会有明写，有暗写，有甚至不写的。哪些写或哪些不写，为什么不写，不是随意的，自有其根据或者章法可循，不写不等于不知道，不了解，不懂得。有的时候，作者对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比写出来的更加心中有数，更能把握其全过程，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在新中国头七年历史的时候，分歧争论较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是否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二是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着的一个大问题，即对建国初期社会性质的认识。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建国初期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仅仅经过三年就开始，显然是过早了。有的虽然不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早了，但仍然认为建国初期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第一卷认为，建国初期的社会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的过渡的社会。这个判断是在准确把握这七年社会发展的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就是说当时我们确实真心实意地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众所周知，《共同纲领》就是这么规定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政策把握的主动性上国家也有意识地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比如，1951年12月下达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是在土改还没有完成时作出的，这个决议对后来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文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土改后的农村、土改后的农民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承认土改后的农民既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合作经济的积极性。如果不照顾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就脱离了当时农村的一部分现实，整个农村工作无法前进，因为有部分农民确实愿意个体单干。反之，如果只停留在满足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层面，就落后于农村的另一部分现实，因为有部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是生产的需要，是摆脱贫困的需要。文件从已经展开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中找到了三种互助合作形式，整个互助合作运动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各得其所，各有所长。现在回过头去看，后来的成就，后来的毛病，都与正确理解和不正确理解，以及如何执行这个决议有重大的关系。农村中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开展，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比如，建国伊始，国家就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唯物史观学习运动，通过讲五种社会形态，使劳动群众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的社会，最后再到没有阶级的社会；通过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大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两个革命是相互衔接的、不可割裂的，前途是共产主义；通过讲国家，使大家认识到新旧中国国家本质的不同，三大敌人统治下的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后来结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高潮。这些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这同时，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围绕《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都是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清除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这些都在实际上增加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因素，等于说，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再加上三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调整工商业帮助民族资本主义渡过困难时期，使其中一些企业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五反”运动提高了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推动了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合法经营，向工人阶级靠拢才是出路，为后来的以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做了重要的铺垫。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在三年当中发生的超出预期的变化。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每天都在变化，怎么巩固呢？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毛泽东提出不是十五年、二十年以后再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他形象地掰着手指说，就像过桥，一年一步，两年两步，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完成。用周恩来的话说，叫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当然，这里面是有变化的。第一卷没有回避这些变化，而是从正面叙述了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和后来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根据，重点在阐述清楚变化的根据。
这条主线在书中是清晰的，但没有在明处单摆浮搁，是散在各个环节的点上，这些点有暗线串起来。这种安排一来是因为史书不是论文，不应用论战式体裁；二来是觉得以事实为依据，有些话不必说的那么直白，事实讲清楚了，读者自然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即是此谓也。另外，限于是头七年的历史，我们也没有用当下的语言去修饰，具体的表述说新中国选择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从总体上来看，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要求的，也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一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始终放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审视衡量。这样说话，更接近于文件语言，是强烈的宣传体味道，可是作为旁观者的一个评价，我们还是坚持平实、可信。
第四，利用吸收新史料、新成果。
史料的权威性和写作的规范性是全书的要求，第一卷也不例外。以原始材料为本，以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确保史料翔实可靠，但也防止不作分析的史料堆砌。叙述上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分析评价恰如其分。行文上运用正史史笔，精确严谨。注解注释力求规范得当。
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及时补充吸收国史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经统计，第一卷中旁征博引的文献档案材料，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占9.89%；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为30.21%；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的为54.94%；2000年以后的为6.59%。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文献档案材料居一半以上，这符合我们国家档案文献出版和研究状况的实际。那十年，关于共和国头七年历史的文献档案和研究成果是集中涌现的时期，为第一卷提供了厚实的学术基础，成为第一卷征引的主要来源。
第五，充分地合理地吸收30个部委的意见和建议。
30个部委参加审读的同志们以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对书稿的观点、结构、史实、文字提出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和有益的补充建议，使改稿工作获得很大的收益。国家统计局还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审核了《国史稿》的大部分数据。《国史稿》编委会非常重视各部委的意见，及时作出安排。统稿小组分别汇同各卷主编从内容的充实到理论的提升，从史料的运用到行文的章法，都进行了认真修改。使全书成为一部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都非常强的国史力作。
第一卷积极吸收部委的意见。比如，有的部委提出，对195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发生变化的原因应做些分析，否则从文中看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发生变化。我们感到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加上一段话，更有利于全面把握毛泽东的思想。至于加什么话，颇费了一番思量，最后决定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比较贴切，在书中第194页加上如下一段：
“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认为这不是快与慢的速度之争，他指出‘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又比如，有的部委指出陈云在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财政经济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陈云文集》时将题目定为《目前的财政金融状况》。这两个题目，究竟哪个更贴切？考虑到《陈云文集》是晚近出版的，一般来说，注释采用最新版本，我们便采用《陈云文集》的标题：《目前的财政金融状况》。
《国史稿》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集体著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就包括30个部委的领导和专家的智慧。可以说，这部书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自身历史的基本认识，同时也反映了国史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因此它才能成为权威性的、有公信力的当代中国史著作。
三、第一卷的编写经验
第一，从史观看，一开始就立足于写共和国通史，治史的视野是开阔的。当代所建所伊始，老一辈领导就要求研究人员，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写国史，就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和宏伟业绩反映出来，把社会主义历史潮流在中国冲决种种艰难险阻而奔腾前进的必然趋势反映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反映出来，把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这就要求在史观上是通达的，防止视野过窄，涉及面过窄的倾向。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要取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方法。列宁提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好‘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全面性的要求”成为我们研究编撰国史的根本要求。从一切必要的方面研究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写出来的国史才会是真实的、准确的、丰满的。除了在思想上树立这样的观念，在实践中，从第二轮开始，要求不分研究室不分时期，讨论任何一卷，研究人员都要全体参加，以便大家了解共和国的整个轮廓和脉络，有了大的背景知识，才能更恰如其分地写好具体历史阶段。
当时也曾规划，一旦国史通史写完，立即分门别类的写各专门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等等，甚至还有人物的专史，比如前十年的毛泽东至少可以写两本，周恩来也可以写两本，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在“博”的基础上“专”，符合学术规律，避免了新人一入行就陷入狭窄的巷道而打不开眼界的弊病。
第二，从理论储备看，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掌握理论武器。除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外，特别要求重点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等。值的一提到是，读书不是死读，也不是采取读书小组的形式，而是有重点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读。比如，要求大家认真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不太长的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著作”的文章对国史研究者来说，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因为这篇文章写了国共两党、两个战场，既有历史，也有理论，用历史来论证现实，证明现实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历史发展过来的。在一万多字的篇幅中，把1924年至1945年这21年总的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写得清清楚楚，对国史写作很有帮助。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掌握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标准和政策界限，另一方面，按《历史决议》写，也要做一些新的补充和发挥。
这样的理论学习，就是学有用的、学管用的，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书目列了一大堆，没有针对性，最后没取得效果。
具体到第一卷，要求我们还要系统地阅读三大战役以后直到1956年毛泽东的言论和文章，全面地、准确地把毛泽东在这七年的思路和活动搞清楚，然后再来看章节的安排和次序的安排，以求把中央领导集体前七年的理论和实践都如实地反映出来。
鉴于初期来当代所的，大多数是搞理论研究的，从理论研究转到历史研究，是一个学科的转移，谈何容易。因此要求他们读一点历史书。《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是必读的。
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要求全体研究人员通读，读的同时思索，这本书已经写过的有哪些内容、提法、论断、事实在我们的国史中必须写，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语言、结构，把那些必须移植过来的东西写好。然后再考虑哪些内容和事件是这本书中没有写或者写的简单的，我们国史中应该详细写、展开写。每个重要问题都从这三方面考虑，最终为总体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稿做准备。
由此可见，经过对经典理论的学习，对历史学著作和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打好了运用这个方法解决国史写作的基础，理论准备充分了，后来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可以少走弯路。
第三，从理论联系实际看，老一辈领导用他们的亲身经历给年轻学者讲了许多历史背景，历史感受，有助于国史学者加深对历史以及政策的理解。这实际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由于相隔久远，历史研究的理论联系实际常常停留在对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搜集整理上，调查研究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相比之下，当代史研究要便利一些，可以做访谈、口述史。当代所更便利一些，因为许多指导我们工作的老同志是共和国史上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的娓娓道来，对于写作者真是一笔丰厚的财富。我印象深刻的有，关于土改时农村土地状况。东北和内地不一样，内地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集中占有土地，分散租给农民耕种。东北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也很集中。地主大量占有土地，不是分散出租，是集中出租。租地主土地的，不是雇农，是佃农。佃农分佃富农，佃中农。佃富农多的可以租上百亩地，佃中农也租种地主几十亩土地，他们能有五六头牲口，两套大车，两套犁杖，雇佣大批劳动力，长工十个八个，农忙时雇大批零工。知道了这样的土地关系，就不难理解1950年东北局率先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缘由了，单干的农民对大片的土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大牲口不可能家家都有，所以，要生产，就必须合作，几户或十几户的互助合作。
还有，说新疆土地改革，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土改一搞，农民起来了，领导头脑就有点热，想同时搞牧区土改。新疆牧区搞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怎么办？不能搞单打独斗。更主要的是，农村土改，地主反抗、破坏，但土地没法拿走，破坏起来很困难。而牧区就不同了，如果采取不适当的政策，一声号令，牧主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他的牲口全部杀掉，造成整个牧区经济的破坏。所以，牧区改革和农村改革不仅仅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是不能等同于农村改革的问题。党中央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后来在实际中是采取赎买和公私合营的政策。
掌握了这些背景知识，对土改这一节的表述底气就足了，对不同政策的解读也更有据了。
四、一点感想
回到题目上来，破一下题。“成功源自坚守”，坚守什么？
一是坚守国史的性质，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书写大历史。从国史研究起步开始，老一代领导就谆谆教诲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和撰写共和国史，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持了社会主义，这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是举世公认的。撰写国史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光荣任务”，这句话深深根植于当代所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知道，尽管国史同属于历史学科，但如果把它等同于其他二十六史，作一般意义的学术考量，就是降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党中央赋予当代所这项任务，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担起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我们的书不仅要给人以理论上的启发，而且要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所有参与者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抱着敬畏的心情，始终抱定一个目标，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写好一个“可爱的中国”。
二是坚守这份职责，任何时候都矢志不渝。当初我被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推荐来当代所，才40岁，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又躬逢国史写作盛事，好不春风得意。谁能想到，一部国史，20年风雨写就，待它出版之时，我已经62岁了，哪里是两鬓斑白，简直就是鬓发皆染霜！岁月蹉跎，不能不感慨系之。不仅是白驹过隙，时光的消磨，还有事业的顿挫。最困难的时候，第一卷只有我一个人在战斗，其他各卷还能有几名助手。《国史稿》又不能在正常的工作中排上位置，一切都只能是在业余时间自己挑灯夜战。常常是窗外终日喧闹的三环路都沉静下来了，我仍在掩卷沉思。那个时光，《国史稿》能不能出版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我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我不想奢谈自己有多么高的觉悟，也不想用“无私奉献”这种时髦的词语装饰自己。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我坚持下来？就是对事业的一份守望，对职责的一种坚持。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国史稿》的编写者、特别是后期改稿的同志们，认定为国家写史，为共和国立传是神圣的事业，能亲身参加这一事业是光荣的，也是幸运的。对党中央交办的任务，我们一定克服各种困难，集中精力，排除干扰，克勤克俭，竭力虔心地去完成。这么多年来，我们写《国史稿》没有报销过一分钱课题费，没有领过一分钱补助。这表现了国史研究者的良知，也表现了国史研究者的素质。《国史稿》经中央批准出版，对我们是大的奖励，一切困苦和辛酸都化为乌有！
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第一卷由我来写这份总结，却也再合适不过了。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参加了第一卷写作与修改的全过程的人。
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国史稿》的疏漏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同行不吝赐教。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国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国史稿》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随着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这就为今后的增补修订留下空间。我们一定会虚心地进行修正，使《国史稿》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传世之作。另一方面，在这里和读者见面的《国史稿》仅仅记录了共和国35年的历史，今后还要续写她以后的辉煌。事业待来人，《国史稿》第五、第六卷乃至第七、第八卷要靠年轻人去完成了。
我们相信，国史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会很好地惠泽后人，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意气风发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向前进；必将不断地激励人们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续写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