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希望现今的草根学士们能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开出一片新天地，如王通的讲学河汾之间，以草根的力量自我舒展，承流而宣化，则善莫大焉。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向“贤良方正”之士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对策，极论养士之重要，千年後读来，依然可鉴，直叫我拍案，要不是智齿发炎（本周吾已第二次智齿发炎矣），当要满饮一大白，以快吾心。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养士二建议：
一是兴办太学。这次的应策对，让董仲舒很紧张，并非怕考不了高分，而是深深忧虑一种现象。因为当时除了已在朝廷的“贤良方正”百余人，天下所有郡县及诸侯国竟无一人应声，可见人才希缺之程度，董仲舒的口气很吓人，“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而“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因此，建议刘彻兴办太学，延请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二是举荐人才。董仲舒认为，当时官场有两种现象很不好，一是郡守、县令多草包，不学无术，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中央的精神，却胡乱作为一气，致使“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暴虐百姓，与奸为市”、“群生寡遂，黎民未济”，这六十四个字，文字很美，情况很糟。二是地方官吏多出自达官富人之家，这些人吃饭有余，办事不足。而且官场讲究“十年媳妇熬成婆”，摆资格讲关系成风，造成占茅坑的不拉屎，想拉屎的没茅坑，上下一团死气。因此建议说，诸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举荐“吏民之贤者”二人，到中央来作“郎”（皇帝的侍从，“郎”有点象现在的后备干部，是当时培养官员的主要途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择其贤者放任地方。对那些举荐不力，或者举荐关系户的，严加惩办，还怕地方官吏不尽力不成。
董仲舒此一番议论，原文比我的白话要气势横生而一泄千里，这就是古文章的妙处。尤以写官场“占茅坑不拉屎”一节，更是笔意兼致，张施有度，想学实在是学不来啊。
而董仲舒以一人之力，致兴化之功，亦以伟矣。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此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得以确立。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了太学。尽管这两项政策拖了较长时间，或者说其间有很多事情要准备，但武帝时期出现的人才济济局面，与这两项政策所关甚巨。自此以后，丞相多是读书人出身，开启了平民书生的时代。要知道，武帝之前，朝中丞相都是功臣或者功臣之子来当任，先封侯，再拜相，这成了定例。武帝不这样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他任命公孙弘为相，而公孙弘是布衣出身，当上丞相后，才被封为平津侯，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
南朝时，齐武帝以国学既立，亲自视察“总明观”，以张支持。“总明观”，宋太宗时设置，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当时，王俭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祭酒），诏于王俭家开学士馆，把总明观的四部藏书也搬他家里去。又诏王俭以家为府，家就是府，府即是家，省得来回跑。
南朝仕林之风气，自宋世祖喜好文学，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王俭一改成法，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王俭亦以一人之力，将南朝重文轻儒之风气扭了过来，你说他配不配吃冷猪肉！王俭还亲自撰写朝仪、国典，对晋、宋以来故事，熟谙于心，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所以说官员为什么要读书啊，董仲舒为什么骂那些地方官不学无术啊，原因就在这里了。1960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昌，与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同志闲谈，梅白同志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毛泽东教他怎么当县委书记，要他学习朱熹。朱熹去南康府（属江西省，故治即今星子县）赴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南康志》。“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现在的县委书记，多少人摸过当地县志，不敢说。
王俭，东晋名相王导五世孙，其父王僧绰、其叔王僧虔，俱以才情见长。王俭仕宋、齐两朝3个皇帝，一生清心寡欲，无所嗜好，“唯以经国为务”。其身边令史、咨事，常数十人，宾客满席，而王俭应接辨析，傍无留滞，发言下笔，皆有音彩。王夫之称赞其《春诗》说，“二十字如一片云，因日成彩”，王俭的《春诗》一共二首，余读过后，却感觉评论比原作要写得好，这是题外话。王俭个人能力确是了得，口才也好，每博议引证，没人能辨得过他。“每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对人才的培养不遗余力。而其死之日，“家无遗财”，只余“手笔典笺”（即文章、表册）在人间。
斯世应当亦有如斯之人，只是余困囿一寓，不得负笈相从，此诚憾事。
注：春诗二首，其一：“兰生已匝苑， 萍开欲尖池。轻风摇杂花，细雨乱业枝。”其二“风光承露照，雾色点兰晖。青荑结翠藻，黄鸟弄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