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从德语系毕业后曾从教。1930年到德国留学，1935年获文学博士回国从教。冯至写诗集中在三个时期。二十年代出版《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他》（1929）是第一时期，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30年代赴德求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10年间写诗较少。直到40年代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才写了具有深广影响的《十四行集》及其他作品，这是第二时期。50年代出版了《西郊集》（1958）和《十年诗抄》（1959），由于政治原因促使诗人对前期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这是第三个时期。由于被固定的政治理念所束缚，诗的内涵受到极大的拘谨。
在40年代著名诗人和作家李广田就称冯至的诗是“沉思的诗”。而《十四行集》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汉语诗歌的经典之作。这是因为他在吸收西文诗歌的艺术经验，在扩大新诗的艺术借鉴，建立新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手段上做了有益的认真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如张同道所说：“《十四行集》以体验为支点思考人生宇宙契合之玄机，饱满感情意象与深邃的哲学含蕴互为表里。诗语素材丰润，诗风沉蕴内敛，他的表述方式常常令人想起《论语》的仁者之风，融会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所有这些使冯至诗歌具有时代的严谨性和优雅性。
“十四行”诗是欧洲抒情诗的一种形式，又称“商籁体”，是Sonntt的音译。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后传入英、法等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变体。欧洲许多著名诗人都留下十四行体杰作。这种诗体格律：一是每首必有十四行，意体可分四段（4 4 3 3），两段（8 6）、三段（4 4 6）或一段；法国体模仿意体。英国体一般分两段；二是每行的音节数或音步数是整齐的，法国体多用十音节；三是韵脚整齐有规律，正体前八行是两个抱韵（甲乙乙甲、甲乙乙甲），后两节六行变化较多（甲乙甲、丙丁丙）。我国很多著名诗人都写过十四行诗，如闻一多、梁宗岱、孙大雨、卞之琳等，标志着这种诗体在我国走向成熟。冯至的《十四行集》共收27首诗，体现了诗人对现代新诗的历史性贡献。
《〈十四行集〉之十六》一开始说：“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就把“我们”融入大自然中，接着连同三个“化身为”、“化成”、“化成”的句式，所要表述的“我们”向自然的“转化”——成无边的远景，广漠的平原，交错的蹊径。第二节用两个双重否定句来表达肯定的意思：“路”、“水”、“风”、“云”都在“关联”、“呼应”着“我们”、“城市、山川”“化成了我们的生命”。这就自然向人的“转化”——这可能有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物我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影子。但诗人用意并不在此。在第三、四节看出，所表达的就是一切都要“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这意味着所“关联”、“转化”的不仅仅是自然，也包括了“行人”。对象的扩大化，这就是诗人对现实“生命的体验”而发出的喟叹：“个人必须与他人共在才能使自身达到真实的存在。”
《〈十四行集〉之二十六》是写另一种生命的体验。全篇设置了一种“熟悉”和“生疏”的对比，看我们如何看待自以为已经熟知的外部与自我世界。第一节是“熟悉”中蕴含着“生疏”，天天走着一条熟路，回到熟知的家；但树林里还有许多深邃而生疏的小路，第二节则由“生疏”回到“熟悉”。走生疏的路心慌，怕走入迷途，但从树林稀疏处却看到了所住的地方。这是在表达诗人对生存处境的认知：由于人对独立生存的强调，现实必然是一幅“熟悉”和“生疏”交错的生存境况。那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如何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呢？诗的三、四节发出探索的质问：“像座新的岛屿呈现在天边”，“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作为一个生存者，如何达到真实的存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执着的对待。要保持一种新鲜的紧张感，不断有“新的发现”至于“生疏”到“这是谁”都疑问的地步。这又回归到哲学史的经典命运：“我是谁？”意味着个体对于自身的价值探索是无穷尽的。
朱自清在评价《十四行集》说：冯至是“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而这些诗是情意形象化、诗意哲理化，严谨而纯熟，视野更开阔。他虽然没有写抗日的战争，但是“他的诗有利于建筑中华民族思想上的抗日长城”。他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他的诗对新诗运动发生了积极影响，这就确立了他现代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书（篇）目：
1.解志熙：《诗与思——冯至三首十四行诗解读》，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2.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1925——194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