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代替计划经济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公开提了出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被视为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标志。其实，在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业整体大滑坡之后参见陈昕、罗靖、杨龙：《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政府有关部门就日渐强调对期刊实行自负盈亏的策略。早在198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中就已规定，除少数指导性、科技性刊物和少数民族、外文刊物外，其余一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保证期刊能够实现这一目的，1988年3月16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通知，允许文学期刊刊登广告，以完成“体内造血”，增加资金收入。1992年文学体制的改革被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实施。1998年前后，取消国家财政补贴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在此后的三年之内彻底“断奶”。这样，各地文联、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纷纷遭遇到严峻的生存问题。这一潮流几乎将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卷入其中在实际执行中，也并非整齐划一。如广东省政府全额拨款支持《广州文艺》《作品》《特区文学》等。由出版社主办的刊物一开始就没有政府拨款，依靠的是出版社的资金支持，如《当代》《十月》等。这些刊物因为很早就在出版社经营性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本身也能赢利。到1999年，连《人民文学》都传出领取最后一笔补贴10万元的消息。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市场经济为文学、文学期刊带来了新的变化：1.文学期刊由以往以作家为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倾斜。2.适应大众文化的要求，文学由雅向俗。3.商业经营成为文学期刊必须考虑的问题。
相对于众多刊物在1998年前后的“改版潮”，《人民文学》在口头上坚持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在文学质量上下工夫。不过，《人民文学》与“改版潮”以及此一潮流的重要动因——生存问题——并没有绝缘。2000年“断奶”后的《人民文学》，从第10期起改版，打破多年来苏联文学期刊影响下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标榜“跨文体写作”；同时压缩小说篇幅，大量增设各类散文栏目。这一改变，与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有莫大关系。2002年，“散文热”有所回潮，《人民文学》相应地将散文、随笔合称为“天下”栏目，篇幅也受到压缩。
《人民文学》应对生存问题的现实措施，表现为对经营的倚重。《人民文学》成立了专门从事出版、发行，以商业性经营为目的的“事业发展部”；实行类似苏联早年的通讯员制度，在全国各地发展驻外工作人员，《人民文学》在2002年成立“事业发展部”，在全国各地发展驻外工作人员。《人民文学》2003年第9期曾登载这些人的名单。主要工作是通过扩大刊物的发行量、与企业联姻来为《人民文学》积聚资金。与其他刊物的做法相似，《人民文学》成立了主要由企业领导组成的董事会，《人民文学》在2003年的董事会员单位有贵州茅台酒厂、上海宝钢公司、云南红塔集团、山东司法厅、浙江义乌农贸城、孚日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苗木基地、深圳市新基地物业顾问公司，甚至包括山东寿光中学。也经常与企业联手搞一些征文活动。《人民文学》又设立“泰山杯”、“萧山杯”散文评奖；还由事业发展部策划“我与德州扒鸡”征文活动（2003年4月～8月31日），收到应征文章300篇。这次征文中的获奖作品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2003年，贵州茅台酒厂与《人民文学》签约，双方将长期合作。签约地点设在富有象征意义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签约会议的中国作协领导将此次行动视为文学界的“盛会”，茅台酒厂一方则称这是“国刊”与“国酒”的品牌合作。2003年2月，与《人民文学》合作一段时间的贵州茅台集团与《人民文学》签署了长久合作协议。此次签约设在人民大会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王巨才称双方的合作是新世纪初叶的一次盛会。茅台董事长则称双方的合作是“国刊”和“国酒”的品牌合作。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企业择取的与其说是《人民文学》的文学性，不如说是《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以来所形成的权威声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体制的因素，在市场所选择的另一种形式即品牌经营中得以复活。
尽管赞助者对《人民文学》具体的发表取向不直接干预，但维护品牌的内在要求则暗示着《人民文学》的选择。《人民文学》的选择，将在市场覆盖率的最大化和体制认可的权威性这二元结构中取值。就前者来说，《人民文学》强调刊物的发行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关注读者的阅读欲求和趣味。就后者来说，《人民文学》则强调以80年代纯文学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直面现实主义范畴的社会问题。
现实主义作品是《人民文学》一直以来的选择重点。这一选择在新时期以来也一直在延续。80年代初期“改革”文学和纪实报告文学的风行，基本上是由《人民文学》发起。即使在参与推行追求形式探索的“寻根”、“先锋”文学的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引起极大轰动的也是《5·19长镜头》（刘心武）、《倾斜的足球场》（理由）等等。1987年为推动发展反映社会改革潮流的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学》联合发起，与100多家文学期刊共同举办“中国潮”征文。1995年《人民文学》对社会热点的表现，除了纪实报告文学，还深入到小说领域。何申、谈歌等“三驾马车”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促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由这些作品构成的现实主义传统，为《人民文学》所形成的特色，主要为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其文学叙事也常流于宏大叙事。
自2003年起，在刊物与企业联姻呈现出稳定性，商业经营为《人民文学》带来较为宽裕的生存资金的情况下，《人民文学》的品牌塑造转为文学性和现实性并重的方式。从版面上来看，栏目设置为“天下”（发表散文、随笔）、“圆桌”（发表富有思想性的评论或杂文）；诗歌依然发表，但栏目名称则为“汉诗”，意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显示出诗歌的民族本原性和对五四以来白话诗歌的继承。“小说”依然是《人民文学》的重头戏。“新浪潮”则发表文学新人的作品。在全篇之首，则是引人注目的栏目“留言”。“留言”以富有亲和力、轻松的方式代替了《人民文学》一贯的“编者的话”。“留言”的语气、内容也不再是对文坛、文学或读者的指导，而扮演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解释作品是如何表现读者所遭遇的人生问题、精神问题，为读者提供阅读作品时的进入角度；又时常将读者来信摘录进去，让作者意识到读者生活、生存、心灵中的问题所在。“留言”巧妙地传达出了《人民文学》的自身定位：既不一味地趋从大众口味，同时又让作者意识到读者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难题。
在作品发表的尺度上，《人民文学》强调的是“内心生活”和“时代生活”的联结，即从美学的、个性的日常体验来刻画人们在现实生存处境中的表现与选择。在2003年第1期上，位列头题的小说是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以不乏媚俗之嫌来命名的这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在2003年第10期，《人民文学》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验和灵魂，这是本期《小说特大号》的主题，当然也是本刊一直坚持的小说精神。”将“生活”与“经验和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小说精神”，也涵盖本期“新浪潮”中的新人作品。在对张楚的《草莓冰山》和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陈希我的《我们的骨》等的评价中，《人民文学》称它们不致力潮流、姿态，“而在对生活，对这个时代人的境遇的洞察”。2003年10月，《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广西教育出版社召开了“第二届青年作家批评家座谈会”。《人民文学》对会议的主题锁定为“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人民文学》2003年第10期。”，即将文学的现实功能、心灵问题和“辞达而已矣”的表达方式，视为文学的基本问题。每年第1期常常是文学期刊“变脸”的恰当时机，但在2004年第1期，《人民文学》重申这一“小说精神”的持续性——“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这仍然是我们编发小说及其他作品的主要方向。”见《人民文学》2004年第1期《留言》。该期还以图文的简略方式对1949年以来的《人民文学》作一回顾，在评价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时说，这篇小说让“日常生活第一次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主题”。见《人民文学》2004年第1期《一月史》。
《人民文学》今天的选择，其实是有选择地继承了此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路：它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里吸收了作家对不幸者的同情，但缺乏俄罗斯作品中那种深切的“受难”；它吸取了鲁迅、胡风、秦兆阳那种对生活的主动“介入”，但削减了鲁迅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所进行的“启蒙”，以及胡风、秦兆阳对社会、政治的激情；它选择了80年代中期“现代派”、“先锋文学”等开拓的汉语叙事技巧，但舍弃了其中文学沉潜于内心世界的荒诞、自我分裂的趋向。作家重新游入真实生活之中，以比较成熟的叙事技巧来书写自身对日常生活、生存处境的敏锐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同时在商业、读者、权力规范中博得“安全”与“成功”的创作方向，也是在市场覆盖率和体制认可的权威性这一二元结构中取值的最佳选择。但问题在于，这一方向无形中抑制了文学诗艺的探索和思想的力量。
总体来说，新时期松动的文学体制在给文学期刊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为《人民文学》带来持续至今的文学资源和生存危机上的阵痛，《人民文学》在文学生产上出现了以读者为中心、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嬗变。一种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发表方向，成为《人民文学》的选择；但思想力量的降低和诗艺探索的弱化，又有可能为《人民文学》未来的走向带来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