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开春之际，大量的中国百姓从各个省份涌入东部沿海城市，在那里开始了一年的工作，而到了岁末，他们又像候鸟一样进行大迁徙，从东部沿海城市返回到各自的家中。不同的是，候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家乡，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飞到遥远的温暖地带，而中国百姓却恰好相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背井离乡，只有在短暂的年假里才得以与自己的家人团聚。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堪称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并成为新时代的流民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流民背井离乡，去到遥远的城市工作呢？谁愿意远离自己挚爱的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非只存在于当下，它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王朝的历史一样长。早在封建时期，农民处在和平年代可以获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在战争期间却有大量人口沦为流民，而中国历史上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场战争，短则持续几年，长则持续几百年。爆发战争的原因可以是统治者的专横，也可以是不同势力对权力的争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总会有大量的农民被抢占土地，沦为流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四处流浪谋取生计。这与我们今天的流民形成的原因几乎一致：都是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四处寻找谋生的机会。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流民是受到战争的威胁，或被大地主强行剥夺了土地，从而无家可归，今天，我们的流民虽然没有遭遇战争，也没有被剥夺土地（少数人可能已经遭遇了这种不公，比如房屋被强拆），但却同样面临着生存难题，遭遇着被美化的看不见硝烟的财富分配战争，他们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家乡找不到容身之所，为了养儿，为了养老，只能选择去异地谋生。
造成流民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决定的。那么处在同一个国家里的不同地区，为何会发生经济失衡现象呢？这还要从改革开放时的一个口号说起。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全国各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我们暂且不管国家是否真有决心这么做，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先不要说中国，就以最为团结著称的德国人来说，至今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明显得还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尽管德国政府为了缩小两边的差距不停地努力，但两个部分发展的根本性不平衡使得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望很难实现。可以说，一旦两个地方的差距已经形成，就很难被消除。而中国人的地域歧视却很明显。那么在德国都无法实现的消除不均衡现象在中国能实现吗？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在于：它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帮助另一部分人。而反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有哪个既得利益者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获利并跟自己竞争？所以，这个政策在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
当然，国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要求已经发达的地方反哺其他地区，这个经济目标成功的可能也很小。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输出之上的，这既包括生产材料输出，也包括劳动力输出。那么假设东部地区发达以后，它们会“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吗？中西部的资源已经输出给了东部地区，而工农业的发展却十分落后，那么东部如何才能帮助中西部崛起？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一个地方想要发展经济，有了资金各项建设才能进行。中西部地区或许可以依靠税收优势或土地优势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然而它们吸引资方的热点是什么？农业？虽然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但因为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不利，很多地区仍处于较为原始的耕作状态，即便土地得到改良，生产力得到提升，这些地区的农业仍然无法与气候条件和土壤肥沃程度都占优势的东部地区相竞争。
其次便是制造业。将东部现有的制造业中的加工生产环节搬迁至中西部地区，比如成都就已经成功接收了富士康。如果东部地区愿意将自己现在赖以为生的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那表示该地区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不再需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而可以升级至更为高端的研发环节，而这个环节也意味着更高的利润。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西部地区接过了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两者的差距也不会缩减，甚至反而会扩大。这是因为成功升级的东部地区已经可以从事利润更高的生产劳动，而东部地区却不得不从事利润较低的低端产业，这与我国跟欧美国家现有的差距是一样的。所以，制造业也不可能缩小东西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东部地区不主动放弃制造业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更不可能通过竞争与之争夺，因为东部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运输优势。
那么第三产业是否由可能改善这一局面？比如旅游业，云南的旅游业就很发达，但如果依赖旅游来发展一个大省经济的地区只有云南一个，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因为全国百姓都只对云南的旅游资源进行消费必然会使云南富甲一方，但如果这样的省份有很多个，且这些省份的数量远远多于工业立省的省份数量，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因为旅游业是一种服务业，它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们对旅游资源的消费绝对不可能高于自己从工业生产中所得的收入。所以依靠旅游业的马尔代夫可以高度发达，因为它面积狭小，需要养活的人口不多，且全世界的游客都对它消费，但如果中国范围内整个中西部地区都依赖旅游发展经济，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旅游业能够吸引的就业不高，其次则是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有限。如果中西部地区指望将来发展高新产业，这更是一个不可能的现实，高新产业向来只会在最富裕的地方兴起，因为这里有着充足的研发资金，集中了最杰出的人才，也有着最广阔的市场，中西部地区完全没有其中之一的优势。如果哪天中西部的某个省份被勘测出了丰富的石油，那么这个地区的富裕还可能实现，但任何资源输出性的经济都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像不同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只会剥削和压榨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帮助他们，而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先富带动后富的成功案例。
所以，想要消除一国内已经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均，在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比美国的区域发展，硅谷旧金山、汽车之城底特律、金融之城纽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极小，这使得美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十分健康的。而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西部的发展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工农业都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就业机会的有限，使得劳动力资源大量流失，人们纷纷前往东部沿海城市寻找机会。
即便同为东部沿海城市，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也很明显。比如广东省内珠海江门与东莞佛山的差异，而不同省份之间的对比差异会更明显，如河北省的省会的经济状况都远不如广东的二线城市。造成这种发展差异的，主要是一个区域中心对周边城市的“吸金”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建设也非常落后，一个省份的大多数城市甚至找不到一个支柱性产业，为了使整个省份不至于都显贫穷，政府便想出了使某个特定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方法，这个城市往往是省政府的所在地——省会。政府集合全省的经济实力做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对省会城市进行基础建设，使得省会城市的生活条件远远优于其他城市，那么全省的富人便被吸引过来，从而将省会打造成本省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周边城市的吸金作用上的，周边城市由于大量的资金流失而与省会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省会建设都是依靠这种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北京，作为全国的行政中心，北京吸引了全国的富豪。当然，它对周边城市的吸金作用最为明显，这使得河北省的发展远远低于其他的沿海省份，其省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比不上广东的一个二线城市。
除此之外，政府对民资的态度也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广东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同样位于东部的沿海省份。这是因为，广东省各级政府对民资普遍采取鼓励态度，而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几乎主要取决于民资的活跃程度，正是民资吸纳了最多的社会就业。民资立市的典型代表佛山的经济水平就远远高于全国同级别的二线城市。2010年，佛山市GDP为5651亿元，其中民资贡献为3419亿元，约占60%，在民营经济如此活跃的情况下，这使得即便佛山在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它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甚至可以与一线城市媲美。2010年广州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951亿元，而佛山则达到了3653亿元。在2005～2010年间，佛山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54%，增速为全国最高。由于其他地区政府对民资的抑制作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华北地区，政府最大限度地抑制民资的发展，使得东北、山东一带的商人携带巨额资本转移到广东等南方地区，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原本发展就不平衡的南北经济在北方的资本流失下形成了更大的差距。
上述种种原因都造出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汇集到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上千万的人同时争夺一个城市的有限资源，造成这些城市的超负荷承载，城市职能无法全面发挥。一线城市的居民居住面积狭窄，当人口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邻里之间很容易发生摩擦，比如为了门前的一个鞋柜而发生口角。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会每况愈下，人们的生活垃圾将会堆积如山。交通也变得堵塞，公交车超负荷运载，当汽车的运载能力小于需要搭车的乘客数量时，匆忙的上班族便把秩序丢到了脑后，人人争抢，这种时候很容易发生摩擦，甚至会造成伤害，而到了春运这种所有的外来人口都要返乡的高峰期，大多数时间中只为出差、旅游等少量人士提供服务的铁路交通怎么能负担得了呢？所以春运难也便成了一个必然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