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夕阳：西汉末年的外戚专权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在他逝后并未得到继任者的重视，再加上武帝以来的长年积弊，汉王朝很快转入衰败的轨道。
当皇帝懦弱时，他身边的人就开始狐假虎威，他们的贪婪和奸诈使皇帝几成傀儡。在西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外戚是权力斗争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皇权的旁落在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中，皇帝的人格至关重要，他不仅需要练就过人的毅力，而且必须熟知各类权术，懂得恩威并施。汉宣帝深谙此道，所以他能最终成就“中兴”事业。元帝及以后的几位皇帝太柔弱，他们本性善良，但心术太正，兼及优柔寡断。他们的意志往往被自己的欲望或旁人的奸猾牵引，最终失去权柄。
柔弱无主的元帝元帝在做太子时即爱好儒术，劝谏宣帝省用刑名法术。即位之后，他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也令他自己失望。
宣帝逝世前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勳、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之初，萧、周二人因曾任太子太傅而颇受尊重，二人的意见也常被皇帝采纳。
武帝时，宦官开始参与政事；在宣帝时代，宦官的作用更大。在宣帝逝世后，宦官弘恭、石显仍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萧、周二人见用，因此弘恭、石显遂与史高互为表里。萧望之认为任用宦官非汉朝旧制，因此奏请改任士人，这令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萧望之所面临的权力格局与霍光秉政之初时类似，但他却没有霍氏那样的好运。昭帝14岁便能窥破臣下的奸谋，元帝虽已成年，却不能当机立断地保护自己所尊敬的大臣。当石显上奏说萧、周、刘更生等人互为朋党，党同伐异，请求将萧等“召至廷尉”时。元帝竟然不知“召至廷尉”是逮捕入狱的意思，糊里糊涂地同意了石显的奏议。不久，元帝召请周、刘二人议事，这才知道他们已身陷囹圄。萧等虽被放出监狱，但萧被削职，周、刘被贬为庶人。
一段时间之后，石显等再次诬陷萧望之，奏请将其下狱。元帝认为萧性素刚强，不会轻易认罪入狱，其实是担心萧自杀。石显却答非所问，妄说萧望之“语言薄罪，必亡所忧”。元帝同意了石显的奏请。萧望之最后在家中自杀，元帝听闻后叹惜不已，“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萧望之传》）”，悲痛废食。但石显等只是被元帝训斥了一番，并未受到处罚，最后不了了之。直至逝世，元帝一直未能将石显从身边赶走。
一段时间后，元帝又想起了周堪，试图重新起用这位老臣。但在听了杨兴的一通胡言后，竟然再次贬弃周堪。发生在萧望之、周堪身上的事足以说明元帝的柔弱无主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维护自己的权威。
受制于外戚的成帝元帝虽无主见，但他仍然相当勤勉，继位的成帝却连勤勉都抛弃了，好色、奢侈是对他恰当的描述。成帝时代，外戚的权力逐渐强大，皇权的旁落已成不可挽回的趋势。
成帝做太子时即好色，即位后，皇太后即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不时之需。成帝一直为无子嗣而担忧，这也成为他好色的最佳借口。而命运似乎成心要捉弄这位皇帝，广蓄妃嫔并未给他带来儿子。自从宠幸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之后，成帝遂惑于其言，竟至废皇后，乃立赵飞燕为皇后。之后，赵飞燕又失宠，而她的妹妹则极尽宠爱，皇帝为她建筑的宫殿铺铜镶金，装饰着各种名贵宝石。刘向见此情景，于是就从各种古书中采撷故事，编成了《列女传》。但成帝看了之后，也只是赞赏，然后叹叹气而已。为了皇室的香火，成帝又求助于鬼神，迷信方士的胡言乱语。
皇帝势弱，太后的羽翼却迅速丰满。在成帝即位后，石显很快失宠，随之外戚的权势逐日攀升。成帝时的太后是元帝的王皇后，她出身于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八人，她有位长辈是宣帝的母亲，宣帝的王皇后，即邛成太后是她的姑母。元帝时爱幸定陶王，几以之代太子，但受王商等外戚重臣的钳制，太子的地位一直非常稳固。待太子即位后，王商等人更是权倾朝野。王氏家族数人在朝内任高官，如王商任丞相、王凤任大将军，权势最盛时有十位被封侯、五位曾任大司马。面对强势的外戚，成帝时常无可奈何。当时王氏家族的人争相以奢侈为尚，王商病中避暑，从皇帝那里借居明光宫，然后穿城引水入宫中洼地，池中行舟。成帝微服出行，看到王商的宅院极尽豪华。于是成帝斥责车骑将军王音，知此消息后，王商、王根兄弟假装自黥、自劓，以求太后宽恕。最后，王商等只是负斧请罪而已。只要有太后在，成帝实际上并不能惩罚他们。
成帝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前的危机，但王氏家族不仅人多势众，而且长期据有高位，在朝廷上已经根深蒂固，非成帝一人所能撼动。刘向当时曾多次进谏，或明语，或暗示，劝成帝铲除外戚，以固刘氏，但成帝往往只能心向往之，而无从实行，刘向终其一生未获大用。多数朝廷大臣则忌惮王氏的权力，不敢尽呈忠言。当成帝以灾异是否与外戚有关联的问题请教经学之士张禹时，后者为了保全自己的富贵，竟然曲护王氏，劝成帝不要听信那些攻击外戚的言语，成帝听后深信不疑。成帝时代养成强大力量的王氏家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由王莽篡夺了刘氏皇权。
成帝用度奢侈，为了向外族夸富，他驱使民众四处捕获珍禽异兽，集送至京师的射熊馆。然后用大网将野兽圈起来，供胡人射猎，成帝则在旁边观赏。成帝下令修治的昌陵因工程浩大，历时五年而未成，百姓疲惫，最后不得不停工。
左右为难的哀帝哀帝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使他左右为难，犹如一只风箱里的老鼠。哀帝时，皇权的旁落已成定局，纵使哀帝时有自强之意，已无力挽转颓势。
哀帝并不是成帝的儿子，而是定陶恭王的儿子，即成帝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儿子，三岁时继承父爵为定陶恭王。这位幸运的贵族很早就居住在长安的皇宫内，他举止得体，熟习经书，因此得到一直没有子嗣的成帝的喜爱。而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也跟着他居住在长安，这是一位较有远见的老太太，她通过贿赂结交了皇帝的宠妃赵飞燕姐妹和皇帝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根。二赵、一王也想为自己寻找稳固的靠山和安全的退路，三人心领神会，最终促成皇帝将定陶王立为太子。
定陶王即位为帝之后，傅太后被封为恭皇太后，但她很快就厌倦了自己的封号，她再也不愿意屈尊在太皇太后，即元帝王皇后之下。而由于傅太后与赵飞燕等相勾结，王氏也对其心有怨恨。约一两年后，哀帝禁不住傅太后的压力，以及一些大臣的进谏，下诏改封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哀帝的生母封为帝太后。此时的后宫中，共有四位太后：王太后、傅太后、丁太后、赵太后（赵飞燕），前两位的权势最大，两人间的斗争也不断。傅太后家族有多人被封为列侯，两位侄子官至大司马。傅太后本人性格暴戾，诡计多端，得势之后直呼王太后为“妪”，这个称呼如同现在的“老家伙”。丁太后、赵太后由于兄弟不多，权势稍弱，但丁太后家族仍有一人官至大司马，位至将军、九卿、二千石的也有六人，另有十多人在皇帝身边任职。
哀帝时代，王氏家族的权力受到一定的扼制，王莽等被迫去官，但由于树大根深，再加上朝廷上大臣的相助，终不至枝叶无存。而且王太后长寿，在傅太后、丁太后、赵太后死后，她仍然健康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王莽建国五年（公元13年）她才去世，高龄84岁，她的长寿为王氏家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哀帝也曾尝试着强固自己的权威。居位时间虽短，但屡次下诏征举贤良方正，或赈救灾民，试图有所作为。但自成帝以来的外戚专权，积弊时久，已非一日之寒，而且各种社会弊病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哀帝很难有所成就。更不幸的是，哀帝还因过于喜爱一个庸碌的臣子而为自己招来了骂名。
这位臣子就是董贤，一个经历短暂荣耀之后悲惨死去的“佞幸”。董贤本来是太子宫中的一位小吏，因长相英俊而引起哀帝注意，与他交谈之后，哀帝更加喜爱。哀帝对董贤的尊敬远远超出了二人之间的君臣关系，董贤不仅随侍左右，而且“常与上卧起”，也就是说经常同榻共眠。有一次白天小睡，哀帝想起床，但发现熟睡未醒的董贤压住了自己的衣袖。哀帝不忍惊醒宠爱之臣的美梦，遂自断衣袖而起。董贤脾性温和，每次轮休时，都不回家，留在宫中为皇帝（哀帝常年有病）喂汤进药。哀帝投桃报李，允许董的妻子居住在董在宫中的房子里，又征其妹入宫为昭仪，为他的父亲加官晋爵，董贤的岳父和妻弟也因此得官。
董贤自己也获得了极大的尊宠，年仅22岁的他就位列三公，而且朝中百官都要通过他向皇帝上奏，班固称“宠在丁、傅之右矣”（《汉书·佞幸传》）。在一次酒席中，哀帝对董贤说要效法尧舜禅让，将帝位让给董贤。在旁边的王闳（当时王氏家族只有他与其兄长在朝廷任职）立即进谏，劝皇帝马上停止酒醉时的疯言疯语。哀帝默然良久，从此不再邀请王闳参加酒宴。
哀帝也许有借董贤之力压制外戚的意图，因为皇帝的舅舅丁明被皇帝免除大司马之职后，董贤就代替了丁明的位置。但哀帝明显找错了人，在他去世之后，董贤紧张惶恐到不能料理丧事，结果使王莽获得良机，后者随随便便找了个理由，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剥夺了董贤的权力。一无所有的董贤回到家中，与妻子一起自杀而亡。王莽又将董家驱出中原，没收全部家产，那些通过董贤而获官位的人也全被罢免。对付董贤，王莽简直就像面对一只坠落在地的风筝。
汉末政治中的经学之士汉末几位皇帝虽不能强国富民，但他们却尊崇儒术，实行了很多带有儒家色彩的政策，尤其是元、成二位皇帝。在强毅进取的皇帝眼里，儒术只配做幌子，但在柔弱的皇帝眼里，并不如此。
也是在汉末，由于皇帝的个人爱好，儒学之士倡导的复古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社会上的复古风气也日渐浓厚。王莽的篡位不是他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汉末社会集体促成的。
从儒学之士获重用、皇帝所受教育和政府鼓励儒学教育的一些措施都可以发现汉末社会极重儒学。
在元帝时代，薛广德、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儒学之士都曾列居高官。薛广德长于鲁《诗》，曾以此教授于楚国，进而得萧望之推荐，再后来代贡禹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薛广德的特点是直言进谏，有时甚至不给皇帝情面。贡禹在元帝即位之初即获征诏，但当时年纪已经很大，后来官至御史大夫。贡禹曾上书数十次，他上书言事首先援引古事，然后征引典籍。概其大意，无非是建议元帝恭行俭约、减轻百姓赋役、罢除盐铁官、禁止近臣家属经商等。贡禹的很多建议，元帝都采纳了，如减少宫苑守卫、皇室费用等等。韦玄成家世代擅长经学，他的父亲韦贤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起代蔡义为丞相，韦玄成曾与萧望之等论“五经”异同，后在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前39年）位登丞相。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守正持重不及父贤，文采过之”（《汉书·韦贤传》）。匡衡是一位擅长《诗经》学的博士，他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继逝世的韦玄成为丞相，他对元帝虽有所匡正，但碍于石显，往往与韦玄成一样，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元帝逝后，匡衡上书弹劾石显。但匡衡也被人劾奏，说他在此前迎合石显，不以社稷之利为重，有违丞相之职守，而且还暗中私吞租税。
成帝时，以《论语》学见长的张禹也官至丞相。成帝即位之初，张禹与成帝的舅舅王凤共领尚书事，心中总觉不安，遂请求解官归田，其实是想避开外戚的威胁。但成帝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张禹升为丞相。张禹在丞相任上共六年，后以年老体衰而解官。成帝敬重张禹，但张禹却不能为皇帝排忧解难，面对当时外戚专权的严峻形势，张禹只求明哲保身，甚至以巧言哄瞒皇帝。而张禹自己的私生活也与他所擅长的学问不相称，他喜好聚财，最多时有四百顷田地，而且都是泾、渭一带的上好田地。他还崇尚奢华，常在大宅的后堂歌舞为乐。
成帝时代的另一位丞相翟方进同样以经学闻名，尤其长于《春秋》学，曾在太学习《穀梁春秋》，又喜好《左氏春秋》。翟方进还熟习文法，常以儒学缘饰法律。翟担任九年的丞相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天呈异象，有小吏进言成帝，认为大臣应该为皇帝分忧，以避免皇帝驾崩。可怜的翟方进被成帝选中，成为皇帝挡避灾患的盾牌。成帝赐书将翟方进数落了一通，将历年来的灾害动乱全推到身为丞相的翟方进身上。然后假惺惺地说“欲退君位，尚未忍”（《汉书·翟方进传》），要翟仔细思量，好自为之，并赐美酒、牛。翟方进别无选择，看到御书后，很快就自杀了。
孔子的后人孔霸在成帝时以治《尚书》闻名于世，在宣帝时教授太子经书。元帝即位后，打算委用孔霸为丞相，但他坚拒不就，元帝也只好作罢。孔霸的小儿子孔光同样明于经学，于成帝初年被举为博士。在成帝暴崩前夕，孔光被拜为丞相，接替去世的翟方进。哀帝初年，身为丞相的孔光试图使傅太后不得轻易亲近哀帝，但终究未获成功，再加上他在此前得罪了外戚王氏，在外戚的排挤下，孔光被免职。后来，孔光又再次被征用，代替死去的王嘉，再次任丞相。几个月之后，孔光的位置被另一个儒者马宫替代。在王莽专权其间，孔光被迫留在宫中任太师，直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去世。
在孔光第二次担任丞相前，五经博士平当曾担任了几个月的丞相。平当擅长用灾异分析政治得失，史书说他“以经明《禹贡》”，他可能以研究《尚书》见长。平当的儿子平晏也以经学进仕，位至大司徒（丞相，哀帝时改为大司徒）。
在平当逝世后，王嘉升为丞相，时当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王嘉通明经学，为人忠正能直言。后王嘉因违逆上意，推荐了皇帝不喜欢的人，且不同意给董贤加封。哀帝龙颜大怒，逼迫王嘉自杀，王嘉拒绝自杀，自投廷尉，最后在监狱中呕血而亡。
从元帝即位到哀帝驾崩，共有13任、12位丞相，其中元帝的第一位丞相于定国是宣帝时定下来的，在余下的11位丞相中，有8位是因通明经学而进入仕途的，王商是外戚，薛宣和朱博都起于佐吏。由于在汉武帝时便废除了太尉一职，丞相因此独兼三公，位极人臣。这些以儒学见用的丞相中，虽偶有谏争，在政治上并无大的建树。他们其中有人迂阔，也有人随世俯仰，并没有改变汉末政治外戚专权的大格局，面对外戚的锋芒，他们时常采取消极的回避。当然，这也与汉武帝确立“中朝”，削弱相权后形成的政治体制有关。“中朝”多任皇帝亲信和外戚，他们掌握着朝中实权，在这种大背景下，丞相很难有所作为，也不能过高估计丞相多为经学之士对政治的影响。
重用经学之士的同时，朝廷上也掀起了复古的潮流，官员言事，或者皇帝下诏，都喜欢引古自重。元、成二帝多次减省宫室费用，就与贡禹要求皇帝复古有关，贡禹还曾建请废除货币，以布帛和谷代替，但未获实行。一些官名的改动也受复古的影响。成帝时，御史大夫何武以为丞相独兼三公与古制不合，请求建三公官。成帝向老师张禹请教，后者也赞同何的请求。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去大司马骠骑将军中的将军之号，直称为大司马，俸禄皆如同丞相。哀帝初年，又恢复原名，四年后，又改成大司空、大司马，丞相改成大司徒。公元前8年，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上奏，引《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要求将权重爵轻的刺史更名为州牧，且秩二千石。同年，刘向上书，认为宜仿古兴立辟雍、设庠序。所谓辟雍就是天子之学宫，庠序是地方性的学校，这些都是古代的名词。成帝要求大臣讨论，但最终不了了之。哀帝初年，他的老师师丹以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建议限制占田。哀帝时还有人上书言古代以龟贝为货，建议改易钱币而从古，哀帝询问师丹，师丹也赞成此说。由于这种迂腐的主张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才没有实行。这些复古、慕古的动议全部出自儒学之士。
在元、成、哀三位帝王执政期间，经学之士之所以能获重用，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这三位皇帝自幼熟读经书，对儒学心有倾慕。元帝从小就接受儒学之士的教育，他的几位老师都是当时的名儒，如萧望之就对经学素有研究。韦玄成、匡衡和张禹都曾任成帝的老师，所以成帝幼时就熟读儒家经典，即位之后还经常研习典籍。哀帝能受到成帝的激赏与他爱好经学有关。从三位皇帝的诏书可以看出，他们喜欢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可见他们对这些典籍相当喜爱。
其二是自武帝设立太学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培养了大量致力于政治的博士或博士弟子。上述以经学入仕的高官中，有很多就是通过博士而进入仕途的。从昭帝时起，博士弟子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元帝时，索性一度不加限制。几年后，由于经费紧张，遂立博士弟子为1000人。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将博士弟子增至3000人，一年多后，又恢复到1000人。博士弟子具有官员后备人才的性质，大幅增员对朝廷上的风尚应有极大影响，这些人大都有政治追求，他们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种氛围，继而波及朝政。
汉末社会辉煌不可重来，这是对汉末社会的真实写照。尽管皇帝不算太坏，他们也时常施行善举，试图挽回颓势。但整个社会的崩坏，恍如决堤的河水，再无回流的可能。
皇帝的善举汉末的几位皇帝在政治上都相对宽和，皇帝也经常下诏体恤民情。元帝时代，皇帝除经常下诏减免租赋，还屡屡诏令省减皇室用度。以元帝即位的第一年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为例，三月下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即令将皇室和国家名下的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四月，以关东数郡被水灾，诏令重灾者可免租赋，将属少府（负责皇帝用度的官职）管辖下的“江海陂湖园池”借给贫民耕种，且不收租赋。六月，发生疾疫，诏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即节省皇室开销。九月，关东郡国发生洪灾，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太仆是负责车马的官职，水衡是负责皇家苑囿的官职。一年之中，皇帝四次下诏减少皇室开支，以皇室田地赈救灾民，可见元帝一番良苦用心。但皇帝的苦心并未得到下臣的体谅，地方豪富、皇亲国戚照常过着他们奢侈的生活，照常占有大量田地和宽广的园林。像初元元年的这些善政，元帝时代还有很多，天下一有灾害，皇帝往往自损以益黎民。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由于关东连连遭灾，皇帝决意施惠于民以求救黎民于水火，“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同时“省刑罚七十余事”。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元帝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诏令不再迁徙郡国民众至陵旁置邑（《汉书·元帝纪》，以修筑陵墓为借口而迁徙富民有削弱地方豪富势力的作用，但元帝显然没有领悟到这层用意）。
元帝的善举源于他崇尚儒学，史称他“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汉书·匡张孔马传》）。但他的这些善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也许他想将自己作为天下的模范，认为自己的行动可以感召人们和他一起努力建设好刘氏的王朝。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元帝的继任者成帝也是一位“宽博谨慎”的儒者，年轻时喜欢阅读经书，即位之后仍时或研读经书。他继承其父遗风，或免租，或节省自家开销。建始元年秋天（公元前32年），成帝一次就下诏废除上林宫馆25所。十二月，大风，粮食减产，又下令免收田租。第二年，成帝又罢弃了六厩和技巧官，以示减少娱乐，节约开支。当成帝最终发现昌陵工程耗时长久时，果断地停止了工程。他还多次要求轻刑罚，宽大治狱。
当成帝谨慎不忘自勉时，他的一些舅舅并不洁身自好，身居高位而不以社稷为重，反以夸富为乐，甚至侵占田地。元帝时还能将公田借给贫民耕种，但成帝时已不见这类举措，也许公田已经所剩不多。轮到哀帝时，皇宫中的皇帝更是四面受敌，四位太后及其一大帮兄弟子侄围着他，权力几乎被外戚瓜分殆尽，而他所喜爱的董贤又并无政治才能。
尽管如此，哀帝还是显示出了他欲力挽狂澜于大厦之将倾的决心。哀帝即位后不久，经其老师师丹建议，试图改变土地兼并的现实。诏书说：“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者多蓄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例。”（《汉书·哀帝纪》）当时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遂上奏：“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汉书·食货志》）但是，外戚丁、傅二家，以及皇帝的佞幸董贤都不以为然，皇帝只好将此事按下不表，最后不了了之。哀帝不喜欢音乐，于是就废除了乐府，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开始起陵墓，下诏“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但不管皇帝如何努力，终究不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最大弊病，如外戚专权、土地集中等。元、成、哀三位皇帝由于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使其治国理政不至于一无是处。班固说元帝多才多艺，且“宽宏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成帝“善修容仪……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哀帝则“文辞博敏，幼有令闻……欲强主威，以则武、宣……飨国不永，哀哉！”同样的惠民政策，在汉初是与民休息，最终促成盛世，而在汉末则成为皇帝的个人表演。皇帝越来越弱，权柄外移，最终成就乱世。汉宣帝当初训斥太子（元帝）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这是史家的事后诸葛，还是汉宣帝的远见呢？后人已无从知晓。
盗贼并兴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社会的抗灾能力极弱，天灾往往带来社会的动荡。如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情况就将更加危急。
元帝初年，关东频遭水害，不仅粮食减产，而且洪水退后疾疫流行，百姓饥病交加，山东等地甚至出现食人肉的现象。水灾之外，又有地震。灾害连连，元帝屡下诏令，以为阴阳不调，要求大臣僚属、贤良方正多所进言。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元帝诏书中说“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第二年十一月又下诏：“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时隔不久，又恢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名额也加以限制，原因是“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这是由于在面临灾害的同时，政府还要派兵镇压西羌的动乱。流民问题也扰得元帝内心不安，即位之初，关东水灾导致的流民已进入关中。永元年间，流民仍令政府深感忧苦。
综合以上情况看，元帝时的社会由于灾害及吏治腐败的影响，百姓生计艰难，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逐年增加。政府在财政上也相当紧张，对社会的控制力也相应地减小。由于灾害减少，成帝时代似乎略有改观（班固说“遭世承平，上下和睦”，其言似有夸饰），但社会的动荡却愈演愈烈。
流民问题在成帝时代已经相当严重。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水灾，流民大量拥入关中地区，诏令“勿苛留”，并派遣吏员巡视。直至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流民引起的社会问题似乎更趋严峻。皇帝诏令：“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吏治的腐败使流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谷永在上成帝书中痛陈灾异，说建始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群灾大异，交错蜂起。认为当时民众饥馑而吏不恤，而且赋敛过重。当年又发生了重大灾害，由于连年歉收，百姓流离失所。
流民之外，各地频繁出现暴乱。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180多人杀死官长，抢夺铁官所藏兵器，自称“将军”，兵锋波及九个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的郑躬等六十多人攻进官寺，释放囚犯，盗取兵器，自号“山君”。约一年后，他们已经组织了上万人的军队。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陈留郡发生叛乱，樊并等13人杀害了太守，并组织了军队，号称“将军”。同年12月，铁官徒苏令率228人，攻杀长官，盗取兵器，自称“将军”。这支队伍转战了19个郡国，并杀害了东郡太守和汝南郡的都尉。这一类暴乱大都由官府的腐败引起。
成帝年间的土地兼并已令皇帝措手无策。丞相张禹一人便在泾、渭一带占田400顷，而那些趾高气扬的外戚们更加有恃无恐，红阳侯王立甚至将所占土地卖给政府。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成帝下令要求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注意节俭，斥责他们生活奢逸、广筑园宅、多畜奴婢、车马礼服僭越等。但他并没有拿出具体的禁令，只是说“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司隶校尉是武帝征和年间为治巫蛊而设的官职，起初持节（节与虎符性质相同）领兵，属京师诸官府管辖。后来不再领兵，元帝年间又不再持节，权力并不大。讽刺的是，4年后，司隶校尉一职被成帝下令撤除。武帝设此职的意图是为皇帝多布爪牙，成帝撤除它无异于自削权力。
综观元成时代，在处理流民、灾害等问题时，皇帝虽持惶恐之心，甚至自勉自励，但由于官僚腐败，政令往往流于形式。皇帝对大局的控制显得力不从心。
哀帝在位7年，时间虽短，但令皇帝担忧的事情仍有不少。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夏贺良等谣传所谓赤精子的谶文，说什么刘氏历运当衰，气数已尽，宜改元易号。哀帝下诏自言不才，决定改制度，并大赦天下。以当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皇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将100°的漏刻改为120°。两个月之后，哀帝心生悔意，收回前次诏令，并治夏贺良等人之罪。两年之后，关东百姓间开始流传“西王母筹”，民众又聚众祭祀西王母，这股风气一直西传，直到长安城内。西汉时，西王母是一个居住在昆仑山的人面兽身的怪物，据《山海经》的描写，这个怪物有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头发蓬松，戴着方形的帽子，善于啸叫，是司职灾疫的神怪。大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才渐渐演化成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利用民间的宗教崇拜，蛊惑人心，以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现象。这类事情一般发生在王朝末年，社会动荡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