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夏之交，为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筹备工作，杨东莼亲自去天津与各界联络，随行者有邵循正、郝斌、何重仁、周天度、王公度和我。在津期间，除听取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袁主任汇报有关情况外，还到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参观摸底。
天津市博物馆特为我们开放黎元洪私人档案储藏室。由于房间小而文献多，又未经整理，杂乱无章，成堆放置。所以只能简记所见如下：
黎宅土地房产契图石印三本。
黎宅租簿两三本，收租日记一本。
“企信”函件一大批。
1917年各国公使来电，保存尚称完好。
1916年各省函电及复文（如江西李烈钧问题，密报孙、黄等人动态，山东民军改编，奉天张、冯交恶，浙江吕公望等争执，四川刘、罗之争，湖南督军任免，陕西陈、李之争，宗社党活动，郑家屯案，张鹏飞赴日考察报告等）。
1916年至1917年府院之争函件（包括李经羲、康有为、丁世峄、王占元等，其中还有黎元洪要求天津报馆更正谣传的信件）。
1916年5月湖北进步党支部攻击孙武借办党骗巨款经商的信件。
丁巳复辟与解散国会的相关文献（有张勋、孙毓筠、孙武等人信件）。
黎元洪政书稿本，凡15册26卷，自辛亥八月至退休后。
武汉战记两本（初稿）。
文稿十本（实即黎元洪函电存稿）。
仅就上述简略情况，即可见其史料价值之可贵，惜至今仍未经系统整理编辑出版。北洋时期，档案管理无法规可循，总统、总理乃至总长离任后可将政府档案随身携去，所谓私档实包括许多公档，史家对此不可不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