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报》存在时间甚短，1908年4月28日出第一号，同年10月出版第十一号即被日本政府查禁，前后不过半年。《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收杨天石《天义报、衡报》对此刊已有所介绍。内称：“《天义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期刊。1907年6月10日创刊，共刊行十九期。《衡报》是继《天义报》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纸，1908年4月28日秘密创刊，共发行十一号，现在所能见到的为一至八、十各号。二者均在日本东京出版。”
我所收藏的《衡报》复印件，亦缺第九、十一两号，此件系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十多年前所赠，想必即天石所见之同一藏本。唯上述杨文以介绍《天义报》为主，对《衡报》则只略有提及，因此尚有补充说明之必要。
《衡报》存在时间虽短，但无政府主义旗帜仍极鲜明。其刊名英译乃The Chinese Anarchist News，意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新闻。刊头列“衡报大旨”四条：第一条“颠覆人治实行共产主义”，英译为Anarchist Communism，意即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二条提出总同盟罢工（General Strike）；第三条提出联络“直接行动派”，均为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与口号。显然这都是由于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
第一号载有《发刊词》，署名Sun Soh叔，即刘师培（申叔）。内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庄铨齐物，墨尚大同。芸芸众（生），禀性唯均”。仍然保持《天义报》特色，尤着力于从传统典籍中寻找理论根据，与《新世纪》之侈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西人学说有异。
第二号载《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略谓：“共产制度，于中国古史确然有征。《礼记》祭法篇言，黄帝明民共财。共财二字，其指井田与否，虽未可知，然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然后又引征古籍力图证明三代以后为“宗族共产制”、“乡里共产制”，“至于近代共产之制犹有存者”。与欧洲相较而言，中国之“共产制度未尽脱离，而财产私有制度亦未尽发达，故中国易于实行共产主义”。对于实行方法，作者主张从收取地主之田、官府之产与富商之财以供同享着手，然后发展生产，提供能满足全社会人民需要的物资，以免于相争，共产制度即可永远保存。
第三、四两号连续报道与评论5月14日汉口小商贩数千人同盟罢市，且发表《汉口暴动论》长篇时评，借此宣扬：“吾党之意，以为中国革命非由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即使克成，亦非根本之革命。故吾党所希望者，唯在劳民之直接行动。幸近岁中国劳民渐生自觉之心，暴动之举，其由劳民发端者，一为镇江抵抗警察，一为万顷湖抗税，均含有社会革命之性质者也，而近日汉口暴动其效尤著。”同时还连载发表《社会革命与排满》一文以相呼应。
第五号在“警要新闻”栏中，以显著位置刊载《汉口农民暴动又起》，报道6月1日汉口后湖农户数千人，为保护围垦田地产权向清丈总局示威一事。编者按云：“汉口罢市案甫息，而农民暴动复起，则本报前号所谓，中国劳民革命当由汉口发端者，验于此而益信。据访函所言，此事主动虽半由田主，然一湖之田为三千余户所分有，则小农之自有其田者，必不乏其人。此次暴动必以小农占多数，此可预决者也。昔法国大革命以前，农民小叛乱Jaquerica三百次。今观之中国，则数载以来，若镇江之闹漕，芜湖万顷湖之叛乱，浙江桐乡之反对加漕，合以汉口此变，均农民之小叛乱也。由是而降，则农民抗税之革命，必可普及全国，孰谓农民无革命资格哉！”同期还发表《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一文，认为欲提倡劳民革命，必先从组织劳民团体着手。
第六号续载《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并在“警要新闻”栏刊登《苏州机匠罢工之胜利》、《万顷湖农民请撤公司》等报道。
第七号为“农民号”，英译An appeal to the peasant，意谓对农民的呼吁。首篇为《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因为“中国大资本家仍以田主占多数”，倾覆田主即必倾覆资产阶级；而“中国农民仍以农民占多数，农民革命者即全国大多数人民之革命也。以多数抵抗少数，收效至速”。同期还刊有《论中国田主之罪恶》，对地主群体构成及田租之种类与危害，均有痛切论述。结论是“故知异日中国之田，必悉操于大地主之手；非实行农民革命，废灭土地私有制，则佃民所罹之苦，岂有涯乎？”此外尚刊有《农民讨官吏檄》、《论农业与工业联合制可行于中国》、《苦鲁巴金（克鲁泡特金）氏之农业论》等文章。本期附录亦刊有“各省佃民之疾苦”（来函）、“军警扰民汇记”等。
第八号侧重报道两广水灾及灾民惨状，并刊登图片五幅：（1）Flood―Woe in South China（华南之水患）；（2）A Junk Sinking as too Many lnhabitants Onboard（帆船载人过多沉没）；（3）Deadbodies after Deadneap（灾后尸体）；（4）Hungry Populations Driven by the Mandarins （官吏驱赶饥民）；（5）Rice―Rob by the Poor after Flood（灾后贫民抢米）。同时刊载《论水灾即系共产无政府之现象》、《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论官绅放赈之弊》等文。本期首篇为时评《大水灾论》，除分析洪水之原因、教训与结果外，特别强调：“凡古今之大乱均生于大灾之后。盖大灾之后，必有流民，流民无食，必兴叛乱。况现今之中国，水旱之灾遍中国，而救济之法有名无实，及迫于饥寒，未有不铤而走险者。即灾区以外各省，谷物均输往灾区，其结果亦必乏食，乏食以后即生革命之心。则此次大水灾，所以促中国平民之革命者也。”
第十号内容不如前几期之比较集中，但有署名申撰（刘师培）《衡书三篇》一文，讨论“一旦人治既废，黎庶共财”之后，又应采取何等对策。作者认为：“厥策有三：一为国学问题，一为生计问题，一为人种改良问题。”作者认为既往之国学多为曲学阿时，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后，人们无生计之忧与人治之虑，可以从容自主治学，并谋文字改革，使国学为世界共享。至于生计问题，共产以后人口必定大增，欲维持共产制度，必须实行“加力生产”，效仿中国古代“区田之法”，改进农业布局，提高生产效益云云。此文未完，文末缀言：“尚有人种改良篇录于下号。”可惜迄今未见第十一号，不知申叔又有何奇思异想。
综观当时各种革命报刊，对农民问题与农民革命的关切程度，当以《衡报》为最。尽管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政治主张是错误的，但《衡报》撰稿人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重要性的认识，却颇多真切之言。当时刘师培夫妇已经向两江总督端方自首，何以回东京后又办《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与农民革命？如果说是为了披着革命外衣来破坏革命，则又没有多少史实表明他们确实充当了清朝政府的密探。如果说是借宣传无政府主义以搅乱革命阵营思想并分裂革命队伍，则似乎又有以十多年后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硬套清末这段历史之嫌。历史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其产生根源也必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要解开《衡报》之谜，还需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衡报》不同于《天义报》之处乃是秘密出版，故刊头把编辑发行者说成是“澳门平民社”，其实那是个子虚乌有的地方，读者不必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