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访问结束后即赴京都，乘的是新干线火车。下午1时24分准时离站，4时20分正点到达京都。车行极速，远眺富士山一晃即过，根本无法欣赏沿途风景。有些日本人说：日本国土太小，何必修新干线。我则心想：中国国土太大，一定要修新干线。
狭间直树在车站等候，把我送到风景佳胜的东山之麓，寄宿于一个传统和式家庭旅馆，名曰“□屋”。夜间山月入窗，泉声淙淙，助我清眠，与东京之喧嚣相较，别有一番乡居情趣。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建于1929年，比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12年，这是他们引以自傲之处。原属外务省，以后改为学校建制，但仍有相对独立性，建筑与庭园亦自成体系。该所由东方学文献中心主任竹内实出面接待并主持我的演讲会。竹内出生于济南，曾在中国读书，华语极佳。1951年即开始来华从事学术交流，堪称先驱者之一。他对毛泽东思想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著有《毛泽东――他的诗与人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谈中国哲学问题》等书。此外，对鲁迅、周恩来、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曾有论著发表。
京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元老而当时尚健在者为小野川秀美。1933年毕业于京大东洋史学科，曾长期潜心回鹘史研究，有一定成就。1953年以《清末政治思想》学位论文获文学博士，以后转入清史与近代史研究。1963年至1964年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雍正□批谕旨研究班班长。随后又任辛亥革命研究班班长。1970年起从事《宫崎滔天全集》的浩繁编辑工作，并主持《民报索引》的编辑，直至1975年退休。我访问京大时，他已转任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但仍赶来参加东方部晚宴，并独自与我作半日长谈。临别时他赠我以平凡社出版的《宫崎滔天全集》，并约定参加将于1981年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当时他的身体还比较健旺，对中日学术交流前景充满信心，却未想到此别竟成永诀。次年，狭间函告他已病逝，我为之悲痛不已，当即寄赠挽联：
结交忘年齿，洛邑（京都旧称）盛宴，东山夜话，畅谈岂徒辛亥史；前约终难践，扬子汲水，武昌烹鱼，唯将清酒酹君魂。
接替小野川主持辛亥革命研究班的是研究儒学造诣甚深的岛田虔次。岛田少年时期即不满于军国主义，曾跑到大连读中学，其中国同学尚有个别健在者。1941年毕业于京大文学部，求学期间与郭沫若与安娜之子和夫结交，不过和夫是理学部学生。1980年岛田来我校讲学后，还曾专门前往大连探视和夫。岛田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儒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大学？中庸译注》、《朱子学与阳明学》等，并编辑出版《王阳明集》、《荻生徂徕全集》，晚年又与田口正治将日本儒学大师三浦梅园的代表作译成现代日语出版。1964年参与著名学者桑原武夫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一书的讨论与编写，此后转入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史研究。亦有著作多种问世，如《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辛亥革命的思想》、《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他在关西地区也是极受尊崇的资深学者之一。
为回报京大的热情款待，我曾邀请岛田于1980年5月来我校讲学，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闻讯亦参与接待。岛田为我校研究生与助教进修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讲课非常认真，其治学方法仍似我国旧时考据之学，往往就一人名、一事件反复考订，多方征引，然后才因小见大，作必要的结论。他又注意奖掖后进，讲课时常介绍其学生做了哪些相关研究，持什么见解等等。他那慈祥温和的长者风貌，颇能赢得中国学生的敬爱，他自己也深觉乐在其中。临行饯别时，他以浑厚的低音唱了一首歌。岛田夫人介绍说那是中学时代划船唱的校园歌曲。以后我与京都友人谈起此事，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狭间瞪大眼睛说：“我们从来没有听他唱过歌。”岛田很欢喜儒学的故土，临走时特地要我太太送给武昌特有的洪山菜苔以及豆角、萝卜种子，带回宇治乡间住所种植。1981年秋我再次访日，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小菜园”（两窄条土地）参观，豆角长得又长又粗壮，萝卜也不错，只有菜苔长不好，据说是没有洪山那样的土壤。
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员很精干，名气极大但用人不多。就中国史而言，岛田（实际编制在文学部）之下只有两位专职研究员，一为狭间直树（近现代），一为小野和子（明清史）。狭间1959年毕业于京大东洋史学科并继续攻读该科研究生课程，1964年曾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国近代史，此后长期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其早期代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此外还有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论著多种。他还是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的秘书长，对中日学术交流贡献颇多。小野和子也是本校毕业生，比狭间高一年级（1958年），主要著作有《黄宗羲》、《中国女性史》等。1972年曾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也是热心推动中日学术交流者之一。“文革”后经常到中国进行研究，并与中国各地学者建立广泛联系。
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长处是善于发挥集体力量与借重外校人才。京大的传统原本就比较自由开放，不像东大那样带有较多官方色彩，而且相当倨傲自闭。我觉得该所研究班（类似西方国家的Seminair而又有所发展）的经验很值得重视。这种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桑原武夫（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之子）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研究，桑原是法国史大家，所谓比较主要是以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对照，集体讨论的结果则为出版了一本专著。其后是小野川主持的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大家分头阅读，集体讨论，最后也有论文结集出版。然后是持续时间较长而成果也更丰富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大家系统阅读《民报》，分头研究，定期讨论，最后不仅有一批论著问世，而且还编制了大型工具书《〈民报〉索引》（两册）。研究班成员除本所师生外，还包括外校外地（特别是阪神地区）学者与研究生，如花园大学的小野信尔，佛教大学的吉田富夫、清水稔，奈良大学的北山康夫，神户大学的陈来幸（研究生）等。我在京大演讲，就是作为研究班一次例会进行的，讨论非常认真，也很深入，层次高于西方国家研究生的讨论课。继辛亥革命研究班之后，狭间直树这些年又先后主持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研究班，都有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系列论著问世。这种细水长流而又扎扎实实的做法，比只注重开大型学术会议而缺少经常的合作研究，更富有成效。可以说，关西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京都大学另一特点是比较重视中文口语，特别是中青年很多都在中国做过研究或进修，因此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更方便，不像在东京常需借重英语或笔谈。加以有些中青年学者与我们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尽管学术观点多有歧异，但却真正是融洽无间。因此他们与我一见如故，常说没有把我当“外人”，并用他们惯常喜爱的休闲方式来款待我。例如晚上串街走巷，到小酒店喝柜台酒，穷聊胡侃，直至醉意朦胧等。但竹内有次郑重其事地邀我上传统和式澡堂，我却笑着走开了。竹内说：“你这样保守，很难全面了解日本历史、文化。”我说：“我宁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此后，我几次访问京都都很短暂，但不知为什么，京都却是国外使我感到最为亲切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