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学者似乎有不解之缘，虽然我不懂日语，1979年以前又从未到过日本。
1974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文革”虽然还没有结束，报刊控制仍然极严，但对我这样长年在批斗下过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境遇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人民出版社正在出“学历点史”丛书，负责此事的编辑林言椒很快便来约稿。我抽空赶写了一本《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介绍当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其所以如此选题，一是由于我对辛亥革命史较熟，写来比较顺手；一是符合毛泽东所强调的路线斗争，如冰炭之不相容。但我对所谓儒法斗争是有所保留的，曾在编辑部内部坚持认为“近代无法家”；此书有些贴近儒法斗争的词语，是出版社为应付当时政治氛围加上去的。
说来令人汗颜，就是这么一本仓促写成的小书，竟受到京都大学文学部岛田虔次教授的重视。可能是由于当时在日本已买不到什么新出的中文学术书籍吧？所以便将此书滥竽充数，用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1979年深秋我访问京都，岛田向我出示此书，上面用红色墨水圈圈点点，批注几乎把行间与天头地脚都挤满了，完全是中国老式读书人的习惯，但也更为增加我的惭愧，唯恐这本粗疏之作误导日本青年学生。
也许正是由于此书，1978年日本历史学者访问武汉时，往往要求与我会见，这可以说是我与日本学者结交之始。
比较重要的会晤有三次：
首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访问团副团长北山康夫一行来汉，好像是在1978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翻译兼全陪，是我一向景仰的范老（文澜）的孙女。北山康夫原在奈良大学任教，已经退休，与岛田虔次是同一代人，并参加岛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的辛亥革命研究班（相当于我们的研讨班，但延续时间较长，且不限于本校学者）。他主要是研究清末民初的会党，所以一开始便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我也介绍了国内研究辛亥革命的情况，顺便还谈到黄一欧（黄兴长子）对宫崎滔天一家的深情回忆。我不知道范老孙女是如何翻译的，可能是增添了年轻女性的柔情，北山老人深深感动了，面色渐红，眼眶湿润。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珍藏着当年宫崎编的《革命评论》，日本全国也只有两处保存，现在愿意赠送给章先生，供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者参考。”我喜出望外，感谢不迭，认为这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会见后，北山说在日本再见，我以为是礼貌性语言，并未在意。
但不久中国研究所就寄来正式邀请函，只是由于该所经费有限，无法提供全部食宿、交通费用，我的访日申请因此未获上级批准。不过北山倒是言而有信，很快就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把《革命评论》捎给我。这是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至今还珍藏于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我也信守对北山的承诺，凡需参考者都可以利用，从不视为私有。
北山之后的来访者是狭间直树，他随同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率领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来汉，是团中少数年轻学者之一。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提出要去襄阳拜谒孟浩然墓。湖北省外办一时想不起适合人选，便要我陪同前往。唐代文学史非我本行，孟浩然的诗也只记得几首，可说毫无研究，因此内心非常惶恐。幸好当时“文革”疮痕还未完全平复，襄阳之行临时取消了，狭间便乘机与我单独磋商访日问题。狭间代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提出邀请，实际是根据岛田虔次的建议，预定1980年初在该校文学部讲一个月的课。我当即欣然同意。
紧接着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与古岛和雄两位教授也联袂来访。他们已得知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计划搁浅，表示愿向文部省疏通，促成我的访日成行。
回想起来，我觉得20世纪70年代末在海外有股“中国热”，遍及各行各业及社会各个层面，而学术界热度尤高，谁都想首先邀请中国学者访问，而且越多越好。美国、日本的学者恰好都在1978年同时选定我为邀请对象，这大概也是缘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