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或多或少出于偶然。
中学时代，酷爱文学，勤练写作，由于牢骚太甚，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我虽不敢有此非分之想，但确实很想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
大学时代，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并未树立此项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以外，爱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未认真攻读史学经典。记得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曾不定期出一个名叫“天南星”的墙报，属于进步学运阵营。我常为这个墙报撰稿，也曾在夜深人静与三五同学悄悄把墙报贴出去。我写的稿件稍有影响者有两篇：一篇是政治讽刺诗，题为《火车抛锚》。此诗摹仿马凡陀（袁水拍）通俗风格，而采用的却是印第安古老歌谣《大白翅》（Big White Wing）的格律，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清新而流传到校外。据说曾有音乐系学生打算为之谱曲，但不知到底谱成没有。另一篇是政治评论，题为《漫话金圆券》。起因是读书会曾为金圆券的发行举办一次小型座谈会，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比较中肯，便推我执笔撰写此文。记得当时领导读书会的曾宪洛同学，还为我代拟一个“文封湘”（暗寓章开沅）的笔名。墙报贴出后居然招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因为金圆券的发行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和国民党政府的前途，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费用。据说连经济系有的师生也很重视这篇文章，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运用西方货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剖析刚刚出笼的金圆券的运作及其前景，而且说理还比较切中要害。其实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进入金大以前，曾经读过不到一年的会计大专，多少有点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之类的底子。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当然都很稚嫩粗疏，但说明我很早就有钻研社会科学的兴趣，不过却从来未曾想过要研究历史。当时我的志愿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战地记者，那才是充满挑战的够刺激的职业。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我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不料被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的“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不解之缘。以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我又隶属于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以后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便在这个学校的历史系教了一辈子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是心口如一地献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当然革命也不容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
1954年以前主要是应付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有些人相当于我父亲的年龄）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不过，也许是由于我的运气太好，教学从一开始就得到较佳反映，无论是本科生还是比我年长的中学教师，大多乐意听我讲课。这样才逐渐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挤出一点时间进行若干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1960年以后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0年以前，我发表论文较少，与外地同行学者的联络更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使我得以聆听一些著名历史学者的教诲，也使我结识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学有所成的青年隽秀。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与提携，经学校同意把我借调到北京，名义上是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实际上是享受带有进修性质的学术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间，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和原来在南通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资料，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书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经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不仅得以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向许多全国知名的师友经常问难切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北京作为首都，又是一个政治极为敏感和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的地区，而我对此毫无察觉。1964年秋天，名为学术讨论而实为政治批判的意识形态讨伐渐形紧锣密鼓，一向谨小慎微的杨东老唯恐我们年少气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祸，曾多次说及这些学术讨论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并以自己的老友孙冶方等知名学者受批判为活生生的例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喻我却漫不经心，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知道埋头从事张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报》记者突然前来约稿，希望我对戚本禹评论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一些意见。我与《光明日报》关系比较密切，而且这位记者与我谈得又很投机，所以便连夜赶出一篇题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文章寄给该报。没过几天《光明日报》就刊登了这篇急就之作，但却在上半版同时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吴传启）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马克思主义，以折中主义手法为叛徒辩护。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时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我的文章。既动员参加学术讨论，又不容许为自己声辩，我这才体会到“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的厉害，也才体会到东老谆谆告诫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为时晚矣！
这种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续到1966年，而由于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学术研究随之长期停顿，蹉跎岁月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不甘于寂寞，悄悄鼓励我组织两湖与川、黔部分学者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这才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重操旧业。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场了，《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同仁情绪很高，日以继夜地全力投入编写，而且其他各地相关学者也给以许多关切与帮助，这部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和其他各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合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及地区开会、讲学和访问，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任教和研究达三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中外学者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学者的影响才有此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重视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的研究，而且我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个别的人物与事件。至于说把社会学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则要感谢我在金大的已故老师马长寿教授。他作为历史学家来讲授社会学课程，自然使我这个历史系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南京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当80年代国内介绍西方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渐形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多少知道有所鉴别。当然，我并非完全否认当代海外知名学者对我的影响，他们对我在信息和资料方面的无私帮助，特别是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多方面启发，都使我受益匪浅。
不过，我在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作为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这两个特点，实际上都是从60年代初研究张謇时即已开始呈现，只不过由于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充分挥洒而已。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拓展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历史研究所的工作领域，我与一批年轻学者先后开始投入中国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