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会晤
1982年4月初，亚洲协会在芝加哥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并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这是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因此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双方都派出较强学者阵容出席会议。我们由胡绳领队，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译是陈德仁（女）。基本上由中国社科院人员组成，院外人士是胡绳与我。台湾方面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任团长，成员为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翻译则由其北美关系协调会就地派出。
实际上，我们与台湾学者在旧金山机场候机时已经相互看见了，因为虽然分别从北京和台北出发，但都是在旧金山转机，而且是搭同一班机前往芝加哥。不过由于隔绝已久，且以座位相距甚远，也没有交谈机会，但主要还是因为双方都有些矜持，谁也不愿首先伸出友谊之手，或说第一句“你好”。倒是作为东道主的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非常周到，他们特地于会前在唐人街中国餐馆第一楼宴请两岸代表，为我们提供比较轻松的结识与交谈的机会。为表示平等相待，宴设两席，每席各有主宾，一为胡绳，一为秦孝仪。我不知东道主事先如何考虑，胡绳作为主宾那一桌囊括了几乎全部两岸中国学者；而秦孝仪作为主宾这一桌，却只有我作为大陆学者奉陪，其余全是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我又恰好被安排坐在秦孝仪旁边，即使出于礼仪也非交谈不可。看见胡绳那桌两岸学者谈笑风生，内心羡慕不已，颇想与秦交谈几句。但我有个怪脾气――小民怕官，不大愿意独自接触高层官员，能避开就避开，虽共产党高干亦不例外。只有与胡绳相处（我们还曾合用过一间卧房）感到非常轻松，因为他毫无官气，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对我完全信任。但秦孝仪不然，大约是在“先总统蒋公”身边工作太久，耳濡目染，熏陶甚深，他的言谈举止使我立即联想起建国前那些国民党高官。因此我没有主动攀谈，而是与外国同行寒暄说笑。秦孝仪不会说英语，与同席外国人又素不相识，可能有点感到冷落，便乘我夹菜时询问籍贯、学历等等。听到我说原籍浙江，他故作高兴状，连说贵地出人才，出人才，例如陈氏叔侄、朱家骅、戴季陶等等。我也向他请教，他说是湖南人，我也作为回应恭维湖南是风水宝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他知道我是有意开玩笑，便把话题岔开了。我问他想不想回长沙重新品尝火宫殿的臭豆腐，他略有沉吟便笑着说：“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吧！”
这就是隔绝30多年以后，两岸历史学者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对话。散席后，我问二李（泽厚、宗一）那席为何谈得如此热闹，他们说主要是台湾学者打听故乡和亲友情况，所以可谈的话题就多了。这样的交流，自然可以为学术讨论增添若干亲切感。
但双方对讨论的准备却不够充分，因为都是在开会当天才看到对方的论文，而且那天活动频繁，来访者又较多。说来简直使人难以相信，直到这天上午，胡绳才通知我担任大陆方面的答辩人，而且也没有交代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大概是胡绳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对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他对你的信任建立于平素的了解，既经信任便决不轻疑，断定你一定能够出色完成任务，因而这种信任的本身便构成激励与鼓舞。所以我没有再作询问，便关在房内独自看台湾学者提交的论文，虽然时间很紧，但大体上已心中有数。
我们的分组讨论会预定在晚间9时开始，地点是棕榈宾馆的大会议厅。但晚上7时便开始有人前往等候，及至双方代表和外国评论员入场时，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只有坐在阶梯过道地毯上。两岸学者和外国评论员上台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顺序坐成一长排。我的姓氏字首是Z，所以坐在讲台最左侧，与大陆学者完全隔开，无法随时交换意见，会上只有靠自己即席发挥。
根据东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国评论员逐一评述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后，便由双方答辩人作出回应。我首先答辩，由于英文口语早已丢生，赵复三见义勇为，主动为我翻译，他那一口地道牛津英语，为我的发言大增光彩。我的发言限定只有五分钟，还得包括翻译时间，所以必须非常简练。共谈三点：（1）感谢评论员的中肯评述。（2）发现两岸学者论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如果台湾学者同意，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可以全文发表（全场热烈鼓掌）。（3）张玉法主张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评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说”，我不能同意，并指出分歧产生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论不同；二是资料运用有差异。我的发言事先没有写成文稿，又未与赵复三交换过意见，但他即席翻译，译意确切，措辞典雅，所以有的海外报纸称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热烈掌声。
接着台湾方面由张玉法代表答辩。他当然要为“全民革命说”辩护，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语业已生疏，只能重复其论文已经表述的五个要点。随后是自由发言，台下听众提出问题颇多，张玉法与我都多次回答，台湾学者张忠栋等亦曾起来答复质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陆学者也能起立回应，为我稍解劳累，但他们始终平静地坐着，让我唱独角戏。
最后由胡绳、秦孝仪分别做总结发言。胡绳豁达大度，从总体上肯定了此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秦孝仪的发言却显得意识形态性颇强，说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须以“国父学说”为遵循云云。末了由主席略致数语，肯定成绩并感谢大家之后即行散会，时间已是晚上11点钟。
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并非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其实东道主的指导思想本来即系如此，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他们唯恐激烈争论将会引起感情上的伤害，所以限定两岸学者答辩发言五分钟，自由发言只有两分钟，很难有所展开。但会场情绪倒是始终热烈高昂，很多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参加此次盛会的。
散会以后，我们原本还想与台湾学者个别交谈，不料立即被台下听众拥上包围，台湾学者则在秦孝仪率领下匆匆离去。唐德刚等华裔学者似乎兴犹未尽。龙卷风似的把我拉到楼上一间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饮酒畅叙，共庆会议圆满结束。时间已过子夜，我正拟回卧房就寝，年逾古稀的华裔资深学者邓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间，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今晚我一定要与你同饮。”随即拿出从东南亚带来的小食，与我边吃边谈。谈话的内容我已毫无记忆，但那浓郁的乡情与诚挚的祖国关怀使我心醉更甚于酒醉。回到自己的卧房，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了结，但海外众多中文媒体的报道却有各自的倾向性。也许是由于新闻界对大陆学者的表现好评太多，秦孝仪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对好几家台湾报纸发表谈话，蓄意对大陆史学有所贬抑。同时，台湾有些记者也未能持公平态度，对我们的学术见解（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说”）作许多曲解与攻击。海外有些友人对于这种做法极为不满，把有代表性的报道和文章复印寄给我参考，免得我挨了骂还蒙在鼓里。我感到有正面回应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便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公开发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从不同层面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指出台湾某些学者由于资料与方法论的局限，以致进入认知的误区。同时，我也用稍许笔墨讽刺了若干报道执笔者的无知与幼稚。这可以看成是会后的余波。
但芝加哥会议的影响毕竟是深远的。甚至在事隔十多年的今天，不少海外同行见面时还说：“我们是在芝加哥会议时才认识你的。”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即令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的秦孝仪、李云汉，也渐渐淡化了昔日的芥蒂。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时，他们称我为“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