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是著名戏曲教育家王瑶卿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引起了大家重视。拜读过这些文章，我觉得对瑶卿先生的嫡派传人谈得不够充分。这篇小文只想在这方面作一点补充。
从大范围来说，四大名旦都是王派传人。我以为，京剧的发展也同文学一样，应有近代、现代和当代这几个阶段。瑶卿先生应该说是京戏从近代过渡到现代阶段的旦行中的大师；而四大名旦则是京戏在现代阶段的代表人物，当然，他们还直接影响到当代的京戏的发展。四大名旦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是他们每个人毕生奋斗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瑶卿先生为梅、程、荀、尚做先驱，并对他们因材施教（实际上梅先生与瑶卿先生是同辈，可是梅先生的成功是跟瑶卿先生的指引帮助分不开的），根据他们每个人的先后天条件提出他们各自的发展方向，四大名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广大深远的成就和影响。然而，四大名旦毕竟各具每人独特的风格，都不能算是瑶卿先生的嫡派传人。
瑶卿先生远在本世纪初就因嗓败而退出京剧舞台。进入20年代，作为瑶卿先生的替身，代他活跃在歌坛之上的，是他的胞侄幼卿先生。幼卿先生一生虽未挑过大梁，但他一直是最称职、最有功夫的最佳二牌旦角。他曾先后同言菊朋、谭小培、王又宸、马连良、谭富英合作，特别是马连良的扶风社和谭富英的同庆社的前期，王幼卿成为他们不可须臾离的左右手。30年代初，余叔岩大病初愈，偶演堂会和义务戏，必邀幼卿担任二牌旦角，一如谭鑫培晚年必由瑶卿先生担任生旦“对儿”戏中的旦角。如1934年余在开明戏院（今北京民主剧场）义演《打棍出箱》，前场即由幼卿演《十三妹》。1936年春余演堂会戏《打渔杀家》，也是由幼卿配演的萧桂英。马连良的《四进士》、全部《清风亭》和《苏武牧羊》，谭富英的《探母》、《珠帘寨》和《南天门》以及其他生旦“对儿”戏，都是与幼卿合作才显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30年代中期，幼卿先生也因嗓音关系谢绝歌坛，但梅兰芳先生为了培养梅葆玖，曾礼聘幼卿先生为葆玖开蒙。可见幼卿先生在许多著名演员心目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余、马、谭等几位名老生，对幼卿先生的倚重更是有目共睹。我常想，一个艺术家真正当好“第二提琴手”实在不容易。瑶卿先生在退出京戏舞台以前，就曾经给梅兰芳等青年演员当“第二提琴手”；而幼卿先生尽管一生都唱二牌旦角，却丝毫无损于他在京剧界应享的声誉。他是瑶卿先生无可置疑的嫡派传人。
瑶卿先生遗留下的音响资料不多，只有长城公司录制的《悦来店·能仁寺》（三张粗纹唱片，与程继先先生合作）。和中国唱片公司翻录的《玉堂春》、《孔雀东南飞》说戏资料（两张密纹唱片）。要想听到更多的比较标准的王派唱腔，应该以幼卿先生所录制的几张唱片作为楷模。如他与谭小培合演的《武家坡》和《南天门》（高亭公司1929年录音）是二六、快板以及韵白方面的珍贵参考资料；他个人在高亭公司录制的《四进士》，是标准的二黄唱段，《摘缨会》则是标准的西皮唱段（均为1929年录音）。他与贯大元合演的《苏武牧羊》（30年代初百代公司录音）又是他京白方面的珍贵参考资料。他如胜利公司录制的《打渔杀家》、《金锁记》和《清风亭》周桂英的唱段等，也都是幼卿先生的代表作。从数量看，幼卿先生所留下来的唱片虽然并不多，却是值得重视的可借鉴的一批艺术遗产。在这方面，似乎人们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多数京剧界的同行都曾公认，真正得瑶卿先生亲传的是他的女儿王铁瑛。可惜她生前不爱登台，又不幸早逝，故未能尽展其长。瑶卿先生对爱女的病殁，在当时是悲恸欲绝的。她的师姐妹对她的艺术造诣也十分推崇，对她的夭逝也都深为惋惜。1932年，长城公司曾特邀铁瑛女士录制了极少量的唱片；到40年代，传闻她曾拍过一部戏曲艺术片（剧目不详），总算留下了她的一点声音、形象。今后如果编写京剧史，在王门嫡派传人中，王铁瑛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最后我还想附带谈谈章晓珊先生。章晓珊一字小山，行五，建国前长期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因与我叔父佩蘅先生是多年同事，所以我对他比较熟悉。我从30年代开始，就在北京铁路局职工票房“扶轮雅集”多次听晓珊先生清唱；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彩排过《能仁寺》、《福寿镜》等王派名剧，我均获作壁上观。他是瑶卿先生的崇拜者，也是王派艺术的忠实信徒，他有不少戏均得到瑶卿先生的传授指点，虽非嫡派传人，却曾屡承亲炙。解放以后，晓珊先生与王派传人赵桐珊（芙蓉草，已故）、程玉菁、华慧麟（女，已故）诸先生并执教于中国戏曲学校，于60年代初退休，后病逝于北京。记得40年代他在铁路俱乐部礼堂彩唱一至四本《福寿镜》，分两天演完，由王吟秋配寿春。当时瑶卿先生亲偕王门男女弟子莅场观剧，极一时之盛，大家对晓珊先生的演出一致给予较高的评价。虽说他是一位业余京剧爱好者，其修养造诣却绝对不下于专业演员。
我同晓珊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初冬在贯大元先生家里，后来我们三人一同外出共进晚餐，并且尽兴长谈。就是那一次，晓珊先生谈到，人们只看到王派艺术发展创新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瑶卿先生对艺术的要求从严从难的一面，因为任何一个有完整体系的艺术流派的发展，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我们还谈到，有人总爱把“创新”和“大胆”连在一起，好像只要“勇敢”一些，光靠胆子大就能“自成一派”了。其实在创新上有较大成就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谨严慎重、心细如发的。晓珊先生举瑶卿先生与梅、程诸先生为例，贯大元先生举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诸先生为例。一致认为，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是不会在创新的道路上留下光辉的足迹的。
幼卿先生和晓珊先生都在60年代前期逝世，他们未能见到对瑶卿先生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但幼卿先生在继承其伯父的衣钵方面，晓珊先生在戏曲教学培养新一代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今天缅怀瑶卿先生，也应对有成就的王派传人，特别是王门嫡派传人所留下的艺术遗产进行整理和挖掘，才更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