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北大林焘教授晤谈，回忆起不少往事。承林焘先生告知，有燕京大学老校友撰写回忆文章，记燕大京剧社历届活动始末，最末一次演出是在1951年年底，其中还提到了吴小如。记得那一次是为抗美援朝捐款义演。而在我本人，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彩唱，戏码是《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我扮杨波一人到底。
在这之前，我并未正式学过台步身段，更没有勒过网子水纱，挂过髯口，穿过靴子。而竟敢大胆妄为，实因看戏者都是校内同仁，其中还有不少老朋友，明知必出洋相，可博大家一笑，故有恃而无恐。演出前夕，又患感冒，只能哑嗓登场。效果之糟是可想而知的。
那次演出，真正为我鼓劲打气的是张伯驹先生和林焘兄两位。上演之前，由名丑于芝珊先生（他当时应燕大京剧社之聘，常来城外“说”戏）给“说”了“说”地方、盖口和有关注意事项，有些地方想临时“钻锅”已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台上见”了。《大·探·二》的前场，有杜荣女士（林焘兄的夫人）的《宇宙锋》连演“修本”、“金殿”两折。由当时中文系在校同学李德津同志（现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是原清华大学李继侗老教授的女公子，她能演戏是受母亲的影响）扮哑奴，周绍昌同志（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扮前部赵高，俞敏教授（现在北师大任教）扮后部赵高。秦二世已忘由何人扮演。林焘先生当时因大病初愈，不能吃力，仅扮为二世掌灯引路的小黄门，上场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化装的工夫长。现在回头一想，都是很有趣的事情了。
《大·探·二》的皇娘前后由两位女同志扮演，已忘其名姓。徐彦昭一角，《大》、《探》由朱义顺同志（当时在城内已是很知名的票友）扮演，《二》则由孙铮兄（字正刚，80年代初病逝于天津，他与张伯驹、周汝昌二位先生是经常唱和的词友）扮演。周绍昌同志演完赵高不洗脸，又赶演了《大保国》的李良。全剧均由亡友张金印君操琴，《探皇陵》一场一个二黄导板的过门博得全场彩声。可惜天不假年，金印兄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不久便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在我一生中，亲自接触过的熟人而能称得上“戏迷冠军”的，大约只有张金印一人。
由于这次是义演，原燕大中文系的师生几乎全部出台。如系主任高名凯教授原籍福建，一口福建音，在《大保国》中扮演传旨的太监，他用福州官话念京白：“国太有旨，宣徐杨二家上殿哪！”观众都忍俊不禁。同是福州祖籍的林庚教授，却被派扮演《二进宫》的杨四郎，他用男高音的洋嗓子唱了一句“铜锤一举双环响”，几乎每个字都带颤音。徐小姐则由王文襄同志（她现在大连师院任教；当时还未结婚，如今大约已做祖母了）扮演，只有她那一句“你是何人击宫墙”唱得够味儿。
在观众席中，有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等先生，先父玉如公也来看戏。今天除铨庵外，先父及张、华二位先生都已作古，高名凯先生也早于1965年逝世。追述及此，不禁潸然。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和林焘贤伉俪都留在北大任教。当时京剧社归工会领导，而孙正刚兄实主其政。他戏瘾极大，只要一有机会，就组织京剧社演出，并且千方百计邀我与他同台。大约在1953年，我又演过两场戏。先是与正刚合演《捉放公堂》，我扮陈宫，他扮曹操。“行路”以后由另一组生净接演。接着又演过一次《上天台》，我扮刘秀，正刚扮姚期。后来正刚特烦林焘、杜荣贤伉俪合演《奇双会》，原定前场由我和正刚合演《鱼肠剑·刺王僚》，因我大病初愈，只好临时换人。未几正刚离开北大回天津任教，京剧社改由其他同志负责，我也就从此“谢绝歌坛”，不再丢人现眼了。
我演《捉放公堂》那一次，仍由张金印兄操琴，先父当时也在座。先父未终场即进城，金印则在寒舍寄宿一宵。而演《上天台》时，金印有事不能伴奏，乃改请北大蔡亦平先生操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演《上天台》扮戏时，欧阳中石同志到后台来访，并亲自为我把场。我之与中石相识自此始。现在中石不但早成名票，而且更是知名度很高的书法家，如果回想起我的那次演出，或者会哑然失笑的吧。
在我第一次彩唱《大·探·二》以前，曾在舍亲张芷江君经营的华声广播电台清唱过一次《李陵碑》，是特请名琴师朱嘉夔先生来为我伴奏的。到1961年，韩慎先先生（夏山楼主）应邀到中国唱片社录制唱片，我为慎老配演了《李陵碑》的六郎和《鱼肠剑》的姬光，另外还陪慎老唱了半句《桑园寄子》的娃娃调。当时慎老邀杭子和先生司鼓，郭仲霖先生操琴。其他文武场面和配角，都由业余爱好者分担。这三出戏的录音至今还完好无缺。我平生服膺余叔岩，而作为观众，却只看过他一出《盗宗卷》。可是在我一生中，竟由余叔岩的琴师和鼓师朱、杭两位名家为我伴奏过。这对我来说，确也算得上是荣幸了。故一并附志于此，聊用自慰。
1988年9月写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