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当地时间），曾被喻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面对超过18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终于在州长里克·斯奈德同意下，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这一消息令世界震惊，也给我国城镇化敲响警钟。
空关着的残破房屋、路灯久无人修的街道、人烟稀少的马路，以及频繁发生的凶杀抢劫案……这一派萧条的景象，让人感觉是一座废城，而不是昔日昌盛一时的“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底特律。2013年7月18日，美国第四大城市底特律市，面对超过18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终于在州长里克·斯奈德同意下，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这一消息令世界震惊，也给我国城镇化敲响警钟。新华网刊文直问：中国会不会出“底特律”？底特律衰败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城镇化建设有何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透过专家观点、数据分析和媒体解读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对于正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世界汽车工业之都”沦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
自1899年建立第一座汽车制造厂起，底特律命运即与美国汽车工业紧密相连，享有“给世界装上汽车轮子的城市”之誉。在20世纪漫长的时间里，美国的汽车产业在全球一直独占鳌头，而伊利湖畔的底特律因为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汽车之城”，在最高峰期全城440万人口中约有90%的人以汽车工业为生。
时过境迁。2012年，底特律因高犯罪率、高失业率、人口外流、财政危机及破产风险等诸多因素，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底特律的破产申请为这个汽车城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景象：逾10万个债权人、超过180亿美元的应付款以及近40年来最高水平的谋杀犯罪率。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说，谋求破产保护是解决底特律市长期积弊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随着汽车工业的萧条、地方财政困难，底特律的失序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警察、消防队、救护车、公园、图书馆，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早在这个城市失去作用。州长斯奈德称，城里有40%的街道路灯不亮；只有1/3的救护车真正在服务。
此外，底特律的犯罪案件只有8.7%得到解决，而密歇根全州平均为30.5%；从居民报警到警察到达现场平均需要58分钟，全美平均时间为11分钟。底特律警方负责人提到，当地警务处警官缺口达700人，因此他们只能处理最严重的罪案。相比杀人案来说，偷窃、入侵等小案子只能排在后头。
底特律的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最高峰的185万人，降至2010年的70万人，税基大幅下降。中产阶级离开城区。留守在市区的居民有接近三成生活在贫困线下，两成失业。结果是，房产税收入在过去5年下降了20%，个人所得税在过去10年下降了30%。
征不到税，市政府的财政问题雪上加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结果，是更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三大”汽车厂商中，福特和克莱斯勒也早已将总部移出底特律市。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底特律市内目前约有7.8万栋废弃建筑物、6.6万间空置房屋，每年发生的火灾大约有1.2万起；严重犯罪率为每千人17宗，为全美2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最高。
州长斯奈德称，即使市政府可以增税来维持市府运作，但是市民根本无力负担。而且底特律税率已经达到目前的法定上限，“底特律市民需要和应该得到一条出路，以免政府的服务越来越糟”。
底特律提出破产申请后，当地的退休人员、劳工与退休基金委员会担心津贴遭削减，试图阻挡。但是经过2013年7月24日的联邦破产法院听证会，破产法官驳回了债权人的诉讼，也代表破产保护的申请案将继续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破产在美国是市场行为，而且并不是第一次。由于美国奉行联邦政府制度，美国城市主要是自负盈亏，其中很多城市过去几年都曾申请过破产，对于国家整体并没有深远的影响。破产对底特律来说并不见得是坏事。从化解债务危机的意义上看，美国政府针对城市制定的破产法案是具有保护性的，一旦地方政府达到破产条件、政府进入破产保护期后，政府就可终止支付所有对外债务，并且债务将不计利息地被延长偿还时间。因此政府可在这段时间内获得喘息机会，通过提高税收、降低政府财务支出、降低高福利人群福利等手段起死回生，增强还债能力，并通过更科学的配置资源、产业布局来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底特律市的破产申请将遇到颇为棘手的法律问题，政府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会与政府方面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有法律专家称与此有关的法律诉讼估计会耗资数千万美元，且会长达数年之久。
底特律衰败的深层次根源探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底特律的危机已酝酿几十年。正如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在授权申请破产的备忘录中写道：决定宣布破产以前，底特律经历了长达60年的衰退，在这段时期内，现实情况常被忽略。它的长期积弊是什么？追究起来，其中固然有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滑、金融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底特律市管理当局发展战略失误、结构调整迟滞的人为原因。城市的生命和活力源于城市的产业。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要想实现经济的持久繁荣，必须具有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体系。只有生产专业化，城市才有竞争力；只有结构多元化，城市才有持久的竞争力。底特律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主导产业单一，在传统的汽车产业夕阳西下时，没有培育出可以替代汽车产业的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单一是导致底特律危机的罪魁祸首
产业结构单一，进而导致财政风险的聚集，是过去数十年中底特律始终没有医治的内伤。资料显示，底特律财政收入的80%源于汽车制造业，而对于这一产业的固守，底特律市政府竟然保持了百余年。经济历史证明，一个城市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不是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个别强势产业身上，而在于不断更新产业链，打造新的增长点。同为美国老工业城市的匹兹堡，就因为找到医疗、环保等“绿色经济”增长点，从昔日“烟城”成功转型为美国“最宜居城市”；曾经以纺织业为财政支柱的芝加哥，从20年前就开始向金融服务转型，焕发出盎然生机。相比较而言，人们丝毫看不到底特律市的历届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为与建树。
当单一的汽车产业受到冲击，从而不能维系政府的税收需求，当地管理者不是从削减负担和强化企业再生动能的角度进行刺激与扶持，而是采取了增加税收这一竭泽而渔的短视政策，进而加速了汽车产业的衰落进程。据悉，底特律市的企业所得税率常年维持在40%的高位，而周边一些小城市仅为百分之十几，由此引起的产业资本流失不言而喻。如今，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除了通用汽车公司总部仍设在底特律，其他都已远走高飞。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固化了底特律市产业单一化的格局。在美国的“许可性建制法”体系下，地方选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成为自治法人。一旦成为自治法人，则和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具有同等法人地位。在底特律市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大型工厂为了逃避中心城市的高税收、高地价以及对污染的管制措施，纷纷沿交通线到城市的边缘或远郊建立卫星工业城。截止到2001年，底特律大都市区地方政府总数达到335个，每10万人就拥有6.2个地方政府。随着郊区自治体不断建立，底特律大都市区呈现出既庞大又松散的多中心结构特点；底特律市本身的空间规模拓展却因中心城区产业发展缺乏活力而丧失动力。同时，地方政府数量不断增加导致的行政管理“碎片化”，不利于中心城市和整个大都市区形成合理分工的格局和共同发展的动力。
旧模式的长处在新形势下成为产业向多元化转型的障碍
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三大垂直一体化的汽车企业以及数十万技能水平较低的蓝领工人，曾经是底特律市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产业发展高峰期之后却成为阻碍城市产业创新和多元化的因素。一是标准化生产流程不适应市场需求多变的新形势。大规模、单一产品的生产方式无法应对全球市场多样化、消费者需求个性化的局面，过细的分工和简单重复的劳动，束缚了劳动者的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发展。二是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不利于形成开放式的创新网络。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框架下，不仅使企业之间很难形成研发合作关系，也不利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共享。三是缺乏弹性的劳资关系增大了城市转型的困难。底特律产业工人享受优厚的薪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待遇。由于劳资关系缺乏弹性，高福利在经济困难时难以削减，这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还弱化了劳动者学习新技能进而支持城市产业多元化的动力。
利益集团掣肘，弱势政府使产业转型丧失良机
底特律市政府是民选政府。民选政府的优点在于其权力运作能够得到制约，缺点在于往往比较弱势，容易受利益集团的俘获。底特律破产中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是退休群体及各类工会，其决策受制于当地利益集团和选民的短期利益，缺乏对长远发展的统筹谋划。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掣肘，导致底特律无奈地走到了死胡同尽头。
公平地说，底特律市政府在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方面不仅没有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反而屈服于利益集团的压力，进退失据。
首先，政府屈服于汽车企业的压力，难以及时出台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底特律汽车企业是当地税收和就业的主要贡献者，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顾及他们的要求，不能及时出台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
其次，政府屈服于公共部门雇员的压力，难以削减财政支出。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财政遭遇危机之后，当地政府应当采取紧缩手段，如裁减政府公务员、削减福利支出等措施，以将城市的财政运行拉回正轨。底特律市政府曾试图削减当地高额的雇员薪资、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然而由于汽车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底特律市政府的积极“瘦身”行动并未能最终实施。资料显示，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工资每小时基本都在70美元以上，比其他制造业员工高出30多美元。与汽车工会反对政府的变革举措一样，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站在了紧缩政策的对立面。数据显示，底特律企业退休员工与现任公务员的比例为2：1，仅2012年，底特律市政府就拿出14亿多美元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投放在公务员身上的薪水和福利则达57亿美元。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减少，反而继续增长，使得政府无力支持产业创新。
最后，政府屈服于选民的压力，热衷于“形象工程”。为了满足选民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在城市管理的传统血液丢失，而新的血液不能及时输送上来的同时，底特律的管理者又迷恋上了城市翻新与改造的“面子工程”，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外貌的更新，让底特律重新复兴。比如耗资5700万美元建造了乔路易斯球馆，耗资2亿美元建造了一条长3英里的“人民运载”线，耗资3.5亿美元建造了由7幢大楼组成、高达73层的文艺复兴中心。如今这些外表华丽的庞然大物，大多成为乏人出入的空壳，运营效率低下，亏损累累。
城市建设的以新换旧并没有带来底特律的复兴，相反政府投向市政设施方面的养护费用大幅攀升，财政窟窿越捅越大。资料表明，2012年，底特律市政府为维系市政设施运转的总支出达到26亿美元，其中自来水供应和污水排放项目的支出达8.3亿美元，与10年前相比递增了64%。受此影响，2012年年底特律市的财政赤字飙升至3.26亿美元。不仅如此，市政工程建设还酿造了官僚腐败——就在不久前，底特律前市长基尔帕特里克被法院裁定犯有20项腐败和受贿罪，其中至少有3项与供水管线施工维护工程受贿有关，同时涉及多名市级官员。相比在旅客捷运系统、文艺复兴中心、自来水供应和污水排放等短期见效、长期内就业和税收贡献不显著的“形象工程”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底特律市政府对教育、职业培训等长期见效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使其成为“人才凹陷”之地，在与邻近地区的竞争中缺乏人才支撑。基于以上事实，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拉泽认为，底特律采用以大企业为龙头、通过大规模修建办公楼、体育场馆、交通设施等刺激增长的战略，这种大工业和基础设施先行的模式，违反了城市多元化的本性，并最终使底特律成为“大厦集群”的受害者。
社会冲突导致创新人才外流
经济衰退导致底特律市犯罪激增和社会动荡，而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失败进一步推动人口特别是人才外流。20世纪60年代，底特律黑人为争取权利而开展民权运动，演变成全美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种族骚乱，留给底特律永远的伤痛。从此，白人开始大规模逃离底特律市，市区白人人口锐减；另一方面，大批体力工作岗位的消失，使得文化和技能较低的黑人在本地无事可做，形成了“社会不和谐—居民外迁—服务业受创—生活便利性降低—居民加速外迁”的恶性循环，底特律市政府因此失去了大量房产税和消费税。底特律社会管理的混乱使企业家无法也无意愿为产业创新进行长期投资，中高收入者无心在此安居置业，贫困者无意提高知识和技能，产业多元化失去了人才支撑。
底特律破产给中国城镇化带来的警示
对于正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中国来说，底特律的破产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在产业发展、城市管理及地方债务等方面。
警示之一：城市发展必须以多元化产业为支撑
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支撑是基础，只有通过产业的大发展才能集聚人气、提升财气。但正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城市的产业支撑也不能仅靠个别行业，必须形成多元产业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确实有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出现了‘鬼城’现象，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式‘底特律’，因此要时刻保持警惕”。在冯飞看来，如果一座城市对于某一类产业依赖度过高，将会出现城市经济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情况。底特律的问题就是对汽车产业依赖度太高，因此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
相关资料显示，底特律经济80%依赖于汽车行业，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三大汽车公司的集群地。对汽车产业的过度依赖使得底特律的财政收入结构单一而又脆弱，抗风险能力极差。尤其是随着日系、欧系汽车的崛起，美国汽车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底特律却故步自封，非但不致力于产业升级与转型，或寻求于金融、信息、贸易等综合发展，反而长期靠吃老本过日子，底特律财政收入也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陈耀也认为，底特律破产从表面上看是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根本原因是城市产业有问题。“底特律的产业结构单一。同时，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行业的持续创新动力不足，结构老化，没有新一代产品出现。产业结构单一，又缺乏创新，城市经济自然缺乏可持续性”。陈耀说。
在众多的业内人士看来，底特律没有培育汽车产业之后的接续产业，没有相应推进现有产业的升级，因而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乃至基本的居民流失。这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发展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我国有两类城市存在类似的风险。一类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另一类是对房地产高度依赖的城市”。如长春市以汽车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2012年长春市GDP总额4456.6亿元，汽车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0.60%。而2012年长春市债务率为159.73%，如果未来我国汽车产业长期陷入衰退或者汽车产业发生转移，则其也将面临与底特律相同的产业结构单一、债务规模庞大的风险。再如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三亚市，2013年上半年房地产业为三亚市地方提供税收20.5亿元，占全市公共财政收入比重为56.01%，房地产业已成为三亚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动力。
这些单一支柱产业城市在面临政策调控、支柱产业长期衰退、转移或替代产业出现、人口大量流失等问题时，政府债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很大。这提醒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除了注重住宅集中化、人的城镇化，以及打造核心产业竞争力外，还要具备综合发展能力，形成多产业发展局面。
警示之二：城市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底特律的没落固然有产业枯萎的客观因素，但城市管理者缺乏战略眼光，没有在产业深度调整过程中，及时准确地通过合理手段，帮助城市发展转型也是重要原因。底特律也曾试图转型，但在城市走向衰败后，底特律政府将钱投资于城市建造，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更新改造让城市复兴。可事实证明，这一决策不仅增加了政府新的负担，而且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难看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加以引导，而不是所谓的完全靠市场经济任意发展。
应高度重视政府在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城市产业创新涉及的产业众多，涉及的领域广泛，依靠单个企业或单个行业难以达成，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应在不违背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核心是创建有利于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聚集的区域发展环境，加强产业创新能力的长期建设，具体包括进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加强就业培训、建立创新风险分担机制、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孵化幼稚产业等。
应高度重视城市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从城市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单中心特征。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的空间结构逐步向多中心结构演变，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逐步向城市郊区扩散转移。这个过程如果缺乏政府长远规划的引导，就有可能出现中心城市与郊区严重分化、中心城市衰退、贫困集中在中心城市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市场力量在协调不同利益主体、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局限性，发挥好政府在城市长远规划和统筹区域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抑制城市发展中“开发—废弃—转移”式的行为。
当然，政府在调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合理划定与市场的边界，重点是科学确定城市发展总体思路和战略举措，要在依法操作、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城市建设。
警示之三：要谨慎地方债的过度发酵
对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似乎还不太可能发生，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不存在类似底特律的问题。底特律的破产也为中国地方债拉响警报。
底特律市这次申请破产保护主要是因为其高达180亿美元的负债无力偿还所致。数据显示，2012年6月末底特律市长期债务149.94亿美元，其中退休人员养老金及医疗负债规模较大，至申请破产日底特律长期债务已超过180亿美元，债务增长速度远超财政收入增长。
“城市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必须有限举债。高债务是底特律破产的直接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表示，当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扩大城市面积，追求以大项目拉动经济简单增长，大规模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少数城市债务率甚至高达200%甚至300%以上，存在着严重的潜在危机。
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至2012年年底，被审计的省市区地方债务总额共计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其中，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报告指出，一些地区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甚至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循环”。例如被审计的36个地区中，4个省、17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但这些地方2012年的土地收入都明显减少，其2012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系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从绝对数额来看，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近11万亿元，这其中主要表现为城市政府的负债。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政府一向被认为具有无限的信用，因此，尽管有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资不抵债，但依然能放开胆子举债融资，其中仅2013年以来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就发售了3673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之多。倘若加上过去发售的地方债，其数量更是惊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我国政府债务总体规模是多少，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各类一般、专项转移支付较多，地方政府的自主责任意识淡薄，总想着有中央兜底。这样一种不考虑后果的机制，才是最大的风险来源。冯飞认为，“城市债务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要有约束机制。美国有破产机制，而我们的城市没有破产机制的话，再无约束地不断增加债务，问题一旦出现，窟窿将相当大”。
在众多的业内人士看来，地方政府举债要根据自身的偿债能力而定，适度的举债对于经济发展有利，而过度的举债搞投资，只能使自己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把自己逼向“破产”的不归路。当前，如何规范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从制度上监管使用好地方债务融资已经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10日后，审计署官网2013年7月28日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于2013年8月1日起全面展开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工作。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与2011年的第一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相比，本次审计将更彻底、更全面，将由第一次的“三级审计”（即省级、市级、县级三级地方政府），延伸到“五级审计”（即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级五级政府）。据此，本次审计将摸清全国政府性债务“详单”。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此次审计署再次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摸底”，有助于将“隐藏的”地方债风险展现在公众面前。随着地方债务清查，地方政府只有戒除“借债瘾”、降低融资成本，才能使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警示之四：财政收支审慎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其一，从底特律的经验看，高税负是财政状况恶化螺旋的重要根源，中国是否为高税负的经济体目前存在争议，但是高税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高税负可能导致资本转移、产业转移甚至富裕阶层迁徙，这些是不存在争议的。其二，在支出方面，养老支出是财政支出最持续的挑战，底特律长期的负债一半以上与养老相关。其三，债务的累积成本是财政支出的又一重大负担，底特律政府运行费用从2008财年的10.25亿美元降低至2013财年的6.92亿美元，刚性支出增量主要来自利息支出。最后，刚性支出项目设立要审慎，底特律针对警员、消防员的医疗退休福利系统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财政收入的恶化。
我国未来还会有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从长远发展来看，不仅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压力将随城市人口规模增长而加大，城市空间的扩张以及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也都将快速上升。我国各城市政府应按照“取之有度、用之有效”的原则，从城市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在维护财政稳定可持续的前提之下，排除利益集团不当干扰，科学权衡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切实做到量力而行，坚决防止寅吃卯粮、竭泽而渔。
警示之五：解决好族群融合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命题
种族隔离与仇杀无疑是底特律历史的经久之痛。虽然我们庆幸中国城市没有种族冲突，但必须承认观念与事实上的群体歧视和隔阂已在中国大小城市中广泛存在。统计表明，目前约2亿外来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农民工不仅长期被工具性地加以使用，而且遭遇着市民的蔑视与白眼。客观上的歧视和不公所积压的愤懑已经使得一些地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开始以城市暴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如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和浙江湖州织里事件等。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因此，解决好族群融合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命题。
其间，应高度重视构建有效的社会援助机制。底特律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在结构转型带来大面积失业时，政府在住房、就业、医疗等方面没有对失业者实施有效援助。未来，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再度出现一些城市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创新能力较弱，难以应对全球化和资源环境挑战进而衰落的潜在风险。因此，应在加强产业转型引导和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适时构建政府的社会援助机制，及时对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进行援助，以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留住创新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