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以上如此严苛的批评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同意，毕竟谁也没有经历过蔡邕当初的那种艰难、复杂和矛盾的境遇。我们更不想为蔡邕写什么翻案文章，那也没有多少意义，然而我们却值得透过蔡邕一事而一窥历史那立体交织的复杂面目。
首先说，蔡邕诚然为一介儒士，他更有可能有学而无识（书虫一个嘛，即使缺乏点治国才能也很正常），就像《三国演义》中为他感叹的那样：“董卓专权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当时诸葛隆中卧，安肯轻身事乱臣”，可是如果他不能成为诸葛亮等辈的前车之鉴，人谁又能无缘无故地就变得成熟、通识呢？常言道“天道后起者胜”，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往往因为吸取了前人的失败经验而使得自己最终走向成功（自然这种意义也可以扩展到做人做事上）；很不幸，在东汉末年开始的那场连绵四个世纪之久的大动乱之中，蔡邕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尤其，因蔡邕无识而否定其无学，这是让人不能接受的。名震古今的“前四史”的作者中有三位都不能不肯定地说是有学无识的——司马迁因为李陵之事惹恼了汉武帝，本该被杀，最后屈辱地接受了阉割之刑；班固因为平时疏于对家臣的管教，自己又与权贵过从甚密，导致亡身之祸；《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毛泽东谓之其书生造反是“好反不好胜”，也因为谋逆之罪被处死（当时《后汉书》也没有完成）。
前面已经强调过，对于董卓，蔡邕本人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的，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想逃避、想另觅明主已经很难，他只有想办法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尽力去弥补董卓的所谓错误。更关键的是，也是前面已经强调过的，蔡邕的确是在追随董卓，但更是在追随汉献帝。而也不管怎么说，董卓对于他而言，都是具有莫大的恩遇的，他哭董卓绝不能算作泯灭大义之举，就像后来的曹操被称为“汉贼”，但是仍然不乏忠义之士追随他，就比如他手下最有名望的荀彧——虽然荀彧誓死为曹操效力，但他真正忠心的还是汉天子；我们甚至不难想象，假使曹操也突然死在荀彧面前，荀彧也一定会难过得流泪的。在《后汉书·蔡邕传》结尾处范晔既如是不惜笔墨地论述道：“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也就是说蔡邕曾遭逢千难万险，经历过种种困苦和坎坷，而一旦受人之恩，则未免对其感恩戴德，即使对方是个大奸大恶之徒，蔡邕也不能无动于衷（这是士君子的普遍心理）。并兔死狐悲地感叹道：“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总之就是觉得蔡邕死得太冤枉了。
再有关于蔡邕的道德品质问题，一方面来说他应该在生活中是个厚道人，别人有求往往他就会有所表示，否则他的人缘一定不会那么好，就像后来作为他的学生和朋友的曹操都不忘解救他流落匈奴的女儿。关键的一点，蔡邕也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立场的孔子所谓的“德之贼也”的老好人式的“乡愿”，从他对于宦官集团的坚决和不屈斗争中即可以领略出他的那种难得品质。因此，仅仅因他哭吊董卓根本不足以否定他的史德。反倒，就如俗语所谓的“秦桧还有三个相好的呢”，一个人的社会存在是多层次、多面的，一个人的善恶有时候也不会是绝对的；况且受人滴水，即使不能涌泉相报，起码也应该在有所表示的时候有点表示吧——而蔡邕情愿不惜以一死来酬报董卓对于自己的那种恩遇之情，且不论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这种精神总是值得敬佩和肯定的。鲁迅先生当年就曾很是愤激地揭示过我们民族其劣根性的一面：“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观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而蔡邕抚哭的这位显然是一位正统社会的大叛徒、逆贼，从这一点上来看，蔡邕的人格难能可贵。
同样的，蔡邕做人行事可能的确有不成熟、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统而论之，更不能无故地上纲上线，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何况蔡邕在其当时的声名是如此得卓著，这难道都是虚妄的吗？或许人们对于他的责难也正源自他那过高的声名，也算是为名声所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