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是袁世凯53岁生日，洹上村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第三天，祝贺生日的客人们还没有赶回去，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来，一时间，洹上村人心惶惶，大家一口认定，朝廷必将起用袁世凯。
果然，第三天，朝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圣旨就到了。第四天，庆亲王奕劻的私人代表阮仲枢匆匆忙忙赶到洹上村劝驾。
阮仲枢是袁世凯以前的亲信幕僚，虽然现在身份是庆亲王的私人代表，但情感上仍然向着袁世凯这一边。他说：“革命刚刚开始，袁公出山，一鼓荡平它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但是，要想使国家政治有所改变，还是没有可能。”站在旁边的王锡彤接过话头：“我认为革命一旦被平定，袁公功高盖主，必将性命难保！”王锡彤说了大家都想说的话，一时间，谁都不说话了，房间里鸦雀无声。这时袁世凯慢腾腾地走进来，大家都坐下。王锡彤把他的想法说给袁世凯听，袁世凯脸色大变，很不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不能做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能做革命党！”说这话的时候，袁世凯把眼睛看着他的大儿子袁克定。袁克定是反对他父亲出山最坚决的人。众人都不敢说话，袁世凯坐了几分钟，就转身出去了。
当天晚上，袁世凯给朝廷的答复，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未便即时就任……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袁世凯既不推卸，也不即行上任，用意十分明显，是在观望。
10月16日，南下督军作战的陆军大臣荫昌过彰德车站，亲自到洹上村看望袁世凯。两人居密室交谈，商讨该怎么对武昌用兵。
10月17日，朝廷正式向全国发布诏书，宣布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一片欢欣鼓舞。美国、德国的驻华公使甚至从北京致电袁世凯，对他表示祝贺。在天津的一家德国报纸这样说：“最重要的消息当然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了，这说明北京方面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了；当这个国家碰到空前窘境的时候，只有袁世凯能够挽回局势。”
10月18日，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赶到洹上村来了。这两个老朋友三年以来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感慨万千。在最亲密的老朋友面前，袁世凯说话不再躲躲闪闪。袁世凯通过徐世昌直接向朝廷提出四个条件：一是明年开国会；二是组成责任内阁；三是解除党禁；四是宽容武昌起义之起事党人。与此同时，袁世凯要求清廷充分地拨给他军费，授予他前线指挥军事的全部权力，不对他的指挥横加干涉。
一个星期以后，朝廷答应了袁世凯的条件，并且改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在湖北的帝国陆、海军，还下令把陆军大臣荫昌从前线召回北京。10月27日，袁世凯带着隆裕太后给他的一百万内帑走马上任，指挥北洋军向汉口发动进攻。其后，袁世凯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口。消息传到北京，人们一片欢呼。当天，也就是11月1日，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率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亲贵大臣集体辞职，袁世凯被授命为新的内阁总理。
根据权限，新的责任内阁拥有处理国家一切大政的权力。袁世凯获取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之后，就按照自己的意志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派人跟武昌军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全国局势的发展实在令人心惊肉跳，时间刚刚进入11月份，就有湖南、陕西、江西九江、山西、云南相继宣布独立。很显然，光靠军队镇压是不行的了，谈判似乎成了朝廷的必然选项，当袁世凯提出这个选项的时候，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于11月3日准许袁世凯令前敌各路清军停止进攻武昌。
谈判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主动提出的，也是袁世凯极力倡导的。早在袁世凯来湖北督师之前，他就将亲信旧部刘承恩召来，指示刘承恩两次写信给黎元洪，传达自己愿意和平息兵的意图。但是，两次都没有回信。刘承恩是黎元洪的湖北同乡，又曾在张之洞麾下一起共事过三年，跟黎元洪的关系很好。11月1日，趁着进攻汉口的胜利，刚刚抵达湖北孝感驻节的袁世凯，又叫刘承恩写信给黎元洪。等了几天，还是没有得到回信，袁世凯不得不亲自写信给黎元洪，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黎元洪这次收到袁世凯的亲笔信，终于于11月9日回信了，但黎元洪无意言和，甚至还在信中劝袁世凯转向革命，如果袁世凯转向革命，将来第一任民国大总统不难是他袁世凯的。同一天，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革命党领袖黄兴，也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信中自然是劝袁世凯归附革命，信中写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1日，刘承恩与蔡廷干从汉口渡江，作为袁世凯的代表秘密到武昌跟黎元洪直接对话。刘承恩说：“项城的意思是，他家三代蒙受清廷的恩典，不忍心见到清廷被推翻，所以派我和蔡廷干前来跟都督谈判。都督之所以革命，无非是清廷表面上宣称实行立宪，实际上仍实行专制。现在清廷已经下诏罪己，废除皇族内阁，都督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假如大家都一意孤行，继续战争，结果只能是生灵涂炭！希望都督顾全大局，暂时息兵，公举代表入京，大家共同来组织新的内阁。皇帝只是拥有虚名而已，人人都可以参政议政。满人虽然狡猾，但经过这么一番改革之后，大权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我们尊崇皇帝这个名号，就好像和尚供奉庙里面的佛祖。佛祖显灵的时候，大家都供奉他；佛祖要是不显灵了，供奉不供奉他，权力都在和尚的手上，佛祖有什么法子呢？”黎元洪听完刘承恩的话，还没来得及表明态度，他身边的吴兆麟、孙武等人纷纷反对，有人竟抽出指挥刀，大声地呵斥道：“谁主和，谁吃刀！”谈判自然不欢而散，刘承恩、蔡廷干只得灰溜溜地渡船回去，垂头丧气地向袁世凯汇报谈判失败了。
袁世凯平静地接受了刘承恩、蔡廷干的汇报，两天之后，他离开了湖北前线，北上进京组阁去了。谈判不成，只有再起战端，双方都士气高昂。尤其是武昌的民军，天天到汉阳司令部催促黄兴下令反攻汉口，士兵们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龟缩在战壕里消磨时光。黄兴一来武汉就遭受汉口之败，心里憋着一肚子气，时时想着如何把汉口夺回来。他给士兵们每人发四百发子弹，于11月16日黄昏下令分三路渡汉水向汉口进攻。当天晚上，天下大雨，渡过浮桥进入汉口滩头的士兵，竟然躲进民房内避雨去了。士兵们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人的背上都披着一捆稻草当雨衣，状似一群难民。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看到这种情形，十分惊讶，赶紧派司令部参谋、副官和督战官到各民房把避雨的士兵们喊了出来，要他们赶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亮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走入各自的阵地。
11月17日上午发动进攻，民军士兵冲锋异常勇猛，三路大军在喊杀声中蜂拥向前，形势看似有利。不料中午以后，北洋军运来机关枪和大炮，向民军士兵猛烈发射。民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退。前面的民军向拦阻后退的司令部督战队员开枪，场面一片混乱，大家纷纷抢渡浮桥，人多桥断，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幸亏北洋军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开到河岸，与民军隔河对峙。黄兴本人在撤退中几乎丧命，十分狼狈。
黄兴的进攻暴露了士兵素质差、有组织无纪律的缺点。11月20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渡汉水猛攻汉阳。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所向披靡，连战连胜，经过一个星期的作战，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汉阳，并一举扫清民军在长江以北的所有据点。
11月26日晚上11时，黄兴在城破之际撤出汉阳城，乘江轮返回武昌。当江轮缓缓驶到江心，黄兴突然走近船舷，想要跳水自杀，幸亏被左右及时抱住。船拢岸后，黄兴去军政府向黎元洪报告了作战失利的情形。在咨议局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黄兴痛心疾首地说民军失败的原因有三：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每一次作战，士兵一听到敌人的机关枪声，就惊慌得不行。官长畏敌不前，司令部屡次鼓励，皆不收效。每次作战，即使是最热心勇敢的人奋勇前进，敌人用机关枪扫射，前者死，后者退，战斗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失败了。现在的武昌，到处是战败后撤退出来的溃兵在防守。敌人如果渡江过来，武昌肯定守不住。为今后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如攻下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
黄兴的报告竟然主张弃守武昌，大会一片哗然。一时间，大家群起责难黄兴。有人拔出指挥刀，大声喝道：“谁再敢说撤退，我就杀谁。”黄兴羞愧难当，不得不离开武昌，乘船前往上海去了。
汉阳一失手，武昌是保不住的。11月28日，北洋军在汉阳龟山炮台对准黎元洪设在咨议局的都督府开炮，黎元洪等一帮都督府人员吓得手忙脚乱。大伙手忙脚乱忙着搬家，打算到洪山设都督府。但是，洪山同样离火线太近，都督府设在那里也不好。黎元洪在洪山狼吞虎咽吃了早饭，又带着大家走了三十里，到武昌郊外一个叫王家店的小村庄，进入一家民房找寻食物，吃完了继续走，但谁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忽然后面一人飞马赶来，大叫站住！站住！原来是还留在武昌城的孙武派人来了，说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英国领事陪同议和来了，请都督回去。黎元洪呆住了，踌躇了一会儿后，才决意带着大家回去。
惊魂未定的黎元洪一回到武昌，就向前来和谈的袁世凯代表和英国领事要求以下条款：
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
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
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十五天。
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汉阳，北京一片欢呼。朝廷论功行赏，立即封冯国璋为二等男爵。冯国璋接到电旨，两只手都抖了，激动地对人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说完，激动得大声哭起来。他原本打算趁11月27日攻占汉阳的余威，再接再厉，渡江过去一举攻占武昌。袁世凯亲自打长途电话强迫他停止进攻。冯国璋搞不懂，武昌唾手可得，为什么不让我进攻呢？
冯国璋是一位铁血战将。他忠心耿耿，不仅忠于朝廷，也忠于袁世凯。冯国璋从当年的小站练兵开始跟随袁世凯，一步一步在袁世凯的门下加官晋爵。袁世凯非常赏识他，把女儿的家庭教师当做亲人嫁给他，又亲手为他备办嫁妆婚礼。他跟袁世凯的关系，是部属又是门生，还带有一点点姻亲。袁世凯的话，他一般都听。现在，袁世凯叫他停止进攻武昌，他也听了。但是，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冯国璋蠢蠢欲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三番五次给袁世凯打电话，但袁世凯就是不准他打。
1911年12月4日，袁世凯电请朝廷，正式任命唐绍仪为朝廷谈判代表，南下武昌跟黎元洪所代表的民军谈判。
唐绍仪，广东香山县人，跟孙中山是同乡，比孙中山大两岁。他的一个族叔唐廷枢曾经担任过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幼年在上海读书，从小就接触外语。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被带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度过了7年的时光。从12岁到19岁，这是人在成长中最为关键的年龄，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近代科学伴随着他从少年进入青年，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881年，唐绍仪从美国归来。当时的留学经历不像今天，可以成为官场升迁的显赫资本。唐绍仪回国后在天津税务衙门谋取到一个小差事，1885年被派往朝鲜，成为袁世凯的部下，由此开始了他跟随袁世凯一生的宦海生涯。
唐绍仪是如何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呢？
唐绍仪一进入朝鲜就被袁世凯召来作为自己的随员和英文翻译，相当于现在的秘书这一角色。领导跟秘书的关系永远是最密切的，否则就很难形成默契。领导信任秘书，秘书升官发财的机会就来了。1889年，袁世凯给他的上司李鸿章写报告，要求让他的秘书唐绍仪兼任大清驻汉城领事，得到李鸿章的批准。从此，唐绍仪渐渐成为袁世凯在朝鲜最重要的助手。在私人关系上，袁世凯和唐绍仪义结金兰，拜了把兄弟。
唐绍仪担任汉城领事期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汉城有一家名为“三合兴”的华商连锁商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人纵火烧了几家店门，里面的中国伙计惨遭杀害。案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破案。唐绍仪急了，认为这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非要小题大做不可。他向朝鲜方面严正提出要求：一定要限期破案，从速缉拿人犯；在未破案之前，必须设法赔偿中国商号损失的财产，抚恤死者家属！朝鲜方面不敢抗拒，照着他的要求一一做了。这本来只是一个正常的民事案件，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唐绍仪的做法却深得袁世凯的赞赏。袁世凯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敷衍了事，或者不问不闻，随时都应该拿出天朝上国的威风来威慑朝鲜当局，这样才能使朝鲜永远臣服于中国。唐绍仪的精明和干练，在袁世凯这里简直如鱼得水，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1891年10月，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重，身为孝子的他马上请假回国照顾嗣母。他走时，把权职交给唐绍仪，朝鲜的一切事情由唐绍仪负责代办，可见唐绍仪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地位。
唐绍仪也是外交的能手，袁世凯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才智卓越，血气忠诚，谙熟外交，能持大体，实为洋务中杰出人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袁世凯回国后无论在哪里做官，唐绍仪都跟在他身边。1899年12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唐绍仪帮袁世凯处理了极为棘手的山东教案赔款问题，将法国人坚持索赔84万两白银最后谈成仅以17万两了事。1901年冬，袁世凯接替吐血而死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唐绍仪为袁世凯掌管天津海关，成功地靠谈判让各国军队撤出天津，恢复了天津的主权。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西藏地方当局未经清政府的同意，擅自跟英国人签订《拉萨条约》。袁世凯上书朝廷，推荐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加尔各答跟英国谈判，成功地废除《拉萨条约》，迫使英国人承诺不再侵略西藏，不再干涉西藏政治，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领土主权。1908年，唐绍仪借美国国会通过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这一法案一事专访美国，打算建立中国、美国、德国三国同盟，来制衡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扩张。日本人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当唐绍仪1909年从国外回来时，袁世凯已被新上任的摄政王载沣罢职回乡，唐绍仪感到心灰意冷，辞官回家。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被罢职，通过袁世凯的推荐，朝廷才请他出来接任邮传部大臣。
袁世凯跟唐绍仪的关系虽然谈不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两个教养和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在共同事业中已经非常深刻地了解彼此的价值。当袁世凯指派唐绍仪为谈判全权代表时，袁世凯的身边谋士杨士琦说：“少川（唐绍仪的字）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伍廷芳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啊？”袁世凯笑着说：“杏城（杨士琦的字）你还不放心的话，就随着少川南下吧。”就这样，杨士琦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 作为唐绍仪的副手，随唐绍仪一道南下。
唐绍仪南下之前，袁世凯把即将陪同唐绍仪南下的20位谈判代表，都请到锡拉胡同自己家里来。那一天，袁家的客厅里坐满了人，代表们济济一堂。袁世凯心情很好，穿着便服从里屋出来跟大家见面。座中数陈宝琛年纪最大，陈宝琛是福建人，曾任山西巡抚，刚刚奉召回京。袁世凯很客气地对陈宝琛说：“这番和谈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陈宝琛谦逊地说：“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严复）去，要好得多了。”袁世凯又继续跟陈宝琛多聊了几句，才转身向各代表作了一个简短的谈话。袁世凯说他个人主张君主立宪，但是南方的民军很猖狂，我们总要想出确保社稷的万全之策。他故意问大家：“诸位想想，到底采用什么国体最为恰当？”大家都对他主张君主立宪的意见无异议。他强调说：“我是主张现在实行君主立宪最为恰当，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为此请各位代表南下谈和，并请少川为总代表，杏城为副总代表。”最后，袁世凯还客气地征询了一句：“诸位代表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发表，兹事体大，请发表发表好了。”大家没什么意见，或因那样的场合，不便提什么意见，不多时，谈话便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
12月9日，唐绍仪率代表团乘京汉铁路火车抵达汉口。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唐绍仪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渡江去武昌跟黎元洪会晤，剩下的代表们没事就在汉口、汉阳到处瞎逛。其中有个叫冯耿光的朝廷军方代表，时任军谘府第二厅厅长兼第四厅厅长。冯耿光跑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前敌司令部去找冯国璋。冯国璋派了个参谋，陪同冯耿光骑马到汉阳龟山顶上观察敌情。冯耿光从龟山顶上用望远镜观望长江对岸武昌的情形，回到司令部来见冯国璋。冯国璋说：“你都看见了吧，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寥寥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筹！此种情况，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老弟，你知道不知道？”冯耿光跟冯国璋一样，也揣摩不透袁世凯的用意，便对冯国璋说：“北京流言很多，我们也不大有数，恐怕宫保也有他的心事，日子长了总会明白的。”
现在，唐绍仪已经南下汉口跟黎元洪议和，再放一个蠢蠢欲动的冯国璋在前线，保不准有一天冯国璋头脑发热，一冲动就渡江把黎元洪的老窝给端了。袁世凯不得不担心起来，于是派段祺瑞到前线接替冯国璋，把冯国璋从湖北调回北京，去当察哈尔都统。
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袁世凯的侮辱，回到北京后既不去见袁世凯，也不去察哈尔当都统。有一天，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突然闯进冯家，手里拿着冯国璋以前向袁世凯拜门生的帖子，和袁世凯亲笔写的“兰谱”进门，大喊一声“四叔”，跟着就给冯国璋下跪。袁克定一面跪，一面向冯国璋解释说，他父亲今后把冯国璋看做兄弟，不再是门生了。冯国璋大吃一惊，赶紧扶袁克定起来，嘴里连连说：“老弟，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寒碜我，我一半天就过去看宫保！”冯国璋去看袁世凯，袁世凯就把冯国璋任命为禁卫军的总统官（总司令）。
让冯国璋去当禁卫军的总统官，袁世凯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禁卫军是摄政王载沣亲手打造的一支皇家卫队，其编制除了有一标步队士兵是从直隶、河南、山东一带招募的汉人外，其余的士兵全部是满人。冯国璋之所以能当禁卫军的统领，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朝廷贵胄学堂的总办，又亲自统兵攻占汉阳，被封为二等男爵，满族王公都认为他效忠朝廷。冯国璋确实是效忠朝廷的，他曾在隆裕太后面前请求说，只要给他充足的军饷，他就能一举攻克武昌，扫荡民军。冯国璋来当禁卫军总统官，朝廷放心。袁世凯通过冯国璋掌握了这么一支禁卫军，自己更加放心了。
唐绍仪会晤了黎元洪之后，南方独立各省谈判总代表伍廷芳不肯来武汉，建议把谈判地址改到上海。袁世凯秘密叮嘱唐绍仪：“你到上海后，必须想办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袁世凯没有忘记半年前他对张謇的承诺。半年前，张謇从汉口乘火车北上赴京，途中经过河南彰德车站时，特意下车拜访了他。他那时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去惜阴堂赵凤昌的家，一进门就恳求赵凤昌帮他去请张謇秘密前来跟他见面。张謇赶到惜阴堂，唐绍仪先代袁世凯向张謇表达关怀致意，然后把袁世凯的话转述给张謇听，请张謇帮忙调停南北冲突，促成和谈。
张謇说：“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的独立，乃是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江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如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马上对张謇表示：“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张謇是东南众望所归的灵魂人物。南方各派人马，包括革命党人，也都景仰和听从于他，遇事都向他请教。张謇每次从南通来上海，必住在惜阴堂，必跟惜阴堂的主人赵凤昌商量一切。
惜阴堂的主人赵凤昌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小时候家里穷，在一家店铺里当伙计，那店主对他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我给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县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赵凤昌拿着那店主给他的钱，去捐了一个县丞，被分发到广州。赵凤昌在广州官场混了几年，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把他揽为亲信，对他言听计从，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后来，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帮他做替罪羊，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后来赵凤昌跑到上海租界来做寓公，跟沪上各界名流都有交往，接触江浙两省的人也多。由于他多年混迹官场，国内情形，政治军事了如指掌。黄兴兵败汉阳，回到上海，即由陈其美陪同，去惜阴堂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由于张謇并不经常在上海，赵凤昌便代替他成了各方的中心人物。赵凤昌脚上有病，上下楼不大方便，大家为了迁就他，每遇重要事情都到他家来会见或开会。
12月18日，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正式在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谈判。工部局市政厅对面就是巡捕房，有外国人保护。会议就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在谈，其他的双方代表多数是不允许参加的。被允许参加的北方代表许鼎霖、赵崇年和南方代表王正廷、汪精卫等少数几个人有列席权，没有发言权。汪精卫还是作为会谈秘书为记录谈判内容才允许参加的。
有关会谈的电报，白天发出去的和晚上发出去的完全不同。白天会谈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多少里，我让多少里，因此发电报时互相斥责对方违反协定等无关痛痒的内容。重要的问题都在夜里谈。夜里发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谈的真正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并不公开。
在会谈期间，每个星期当中有一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南方要人都要在惜阴堂聚会，有时候伍廷芳也来参加。唐绍仪差不多天天要跟惜阴堂的主人赵凤昌通电话。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惜阴堂的主人赵凤昌。
通过五次公开的谈判和私下的会商，1912年12月28日，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了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当天，唐绍仪把这一共识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再电告隆裕太后。隆裕太后立即找皇室王公们会议商量。皇室王公会议以后，隆裕太后表示接受，下懿旨称：
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安群生，而弭大难。
1911年12月31日，伍廷芳、唐绍仪签署协议，决定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期定于1912年1月8日，唐绍仪打电报给袁世凯，请袁世凯从速电复。袁世凯接到电报，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1月8日由国民大会表决出来的结果假如是共和，他袁世凯可以避免承担推翻朝廷的骂名。假如是立宪，皇帝也失去了实权，权力都掌握在内阁手里。无论怎样的结果他袁世凯都能接受。
然而，令袁世凯万万想不到的是，双方谈判出结果仅仅过去三天，1912年1月1日，革命代表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得到消息，十分愤怒，大骂南京方面违约，立刻下令撤销唐绍仪的北方谈判总代表职位，并于1912年1月2日策动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决心与南方民军战斗到底。一时间，南北双方剑拔弩张，全国战云密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引起了袁世凯的愤怒。那么，南京临时政府是如何成立的呢？
